建剛評論

  “瑞凯律所现象”系列维权之微启词   我是蔺其磊，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9 年 9 月份领头创办了该律所，成立后办理了大量的人权案件，至此多年被北京司法行政部门关照和刁难。 2018 年 6 月 1 日开始，以各种理由不对律师事务所和全所律师进行年度考核，致使无法办理法律业务，陷入困境。因为不能接受北京司法行政部门的违法要求，终致 2021 年 1 月 4 日被北京市司法局以颠倒黑白的“未参加 2020 年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理由注销了。也可以预见的是六个月后会以“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将我们三个合伙人的律师证也注销！ 堂堂首都司法行政部门欺下瞒上，以颠倒黑白的理由，用刁难至绝境再迫害消灭之手段，违法将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强行注销，这一“瑞凯律所现象”的打压方式将会普遍推广。刁难就算磨砺，避之不及只好顺势而为；迫害也是荣耀，既然给予唯有坦然面对！ 既然必须要选择法律维权，庸俗平常的我便只管走下去，结果无法预测，但过程何曾不是一种难得的生活阅历。   蔺其磊 2021 年 6 月 21 日

  ★六四後進入中央黨校的「馬克思老太太」：如何看待蔡霞的反習言論與「覺醒」？ ——余杰——   六四屠殺之後進入中央黨校的「馬列主義老太太」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一段私下裡批評習近平和中共的講話錄音未經其同意被流傳到網上，而被中共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凍結銀行賬戶，從而被迫滯留美國。之後，她似乎再無顧忌，公開痛斥中共是政治僵屍、黑幫，受到西方媒體和海外中文異議圈的追捧。 然而，我仔細研讀蔡霞的有關言論，特別是她在《外交》雜誌（ Foreign Affairs ）發表的回顧自己為何走上反共之路的長文〈失敗的黨：一個體制內人士與北京決裂〉，卻發現她並未提供多少新的資訊和思想資源。雖然反共「不問出身」亦「不分先後」，但她的家庭背景、職業生涯和思維方式，仍對她形成重大束縛，給她的過分讚譽相當不妥。 蔡霞出生於中共軍方高官家庭，中共建政之後若干次政治運動並未波及這個家庭的特權地位。蔡霞在文章中坦承，她的青年時代「生活是美好的」，對中共的諸多暴政一無所知，更談不上有任何批判和反省。六四屠殺之後，她只是「私下裡感到十分震驚」，卻仍然受寵若驚地從蘇州黨校上調到中央黨校受訓，以抵制醞釀成學運的「意識形態上的懈怠」並「加強黨的思想」。 她在中央黨校的短暫逗留，激發了想在那裡深造的願望：「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入學考試，後被中央黨校理論系的碩士班錄取。那時我如此熱衷於中共黨的路線，以至於在我背後，同學們戲稱我為『馬克思老太太』。一九九八年，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並加入了學校的教職員工行列。」 六四屠殺之後個人進退的選擇，最能表明一個人的人品之優劣。身為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反對開槍殺人，拒絕向鄧小平低頭，寧願被軟禁至死；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入獄多年後，以布衣之身走向民間反對派陣營，與劉曉波和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身為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則發出擲地有聲的誓言：「不做刺刀下的官。」與他們相比，蔡霞利用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加強意識形態宣傳洗腦、大量培植喉舌的「東風」，扶搖直上、飛黃騰達，進入中共官僚系統的核心，其人品可想而知。 蔡霞從一九九八年至二零一二年在中央黨校任教，這十四年正是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代。這段時間是蔡霞個人的「黃金時代」，她在文章中炫耀學生都是高官顯貴，不少是中央委員——然而，當她受黨制裁的時候，沒有一個昔日的學生站出來幫助她、聲援她，黨性當然高

  閻錫山：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對山西省集訓小學教育幹部訓詞 此次小學教育幹部的集訓，這是由省主動的第一次，我有許多話想和你們說，現在分開兩項說說： 第一、你們要知道，今天是個亂世，共匪造亂的方法是集歷史的超歷史的，我有元旦團拜的講話，給你們附上，你們要好好看看，我不再重說了。 今天我只是說說共匪的殘忍不是人性上的特殊，他有二十四刑三十六殺法。（近日他又添了十幾個花樣）他這個殘忍有的人是不信，有的人說他不是人，這話都是錯的。明明的是這個，你還不信，那你是成了自哄自欺了。要說他們不是人，他們何嘗不是人，而且他們並不是些完全沒心肝毫無人類觀念的人。致使對共匪的殘殺，成了一個謎了。有的是不信，有的是不解，你們大家在鄉間，你們看的明白，你們是信得，但你們未必能解得。這是咱們俗話說的一個門道造成的。就如佛教不吃暈，回教不吃豬肉，中醫治外科是上塗藥，西醫治外科是以刀剪動手術，你不能說西醫的外科醫生就是殘忍的人充當的。名醫認清病用對藥一治就好，庸醫認錯病用錯藥一治就死，你不能說名醫是慈悲庸醫是殘忍，是個認病用藥對不對的問題。我們拿上極公道的話說，共產主義是認錯病的醫書，共產黨是跟上認錯病的醫書學成的一個大夫，所以是一治就死。 共匪殘忍有三個原因湊成的： 第一個原因是科學發達機器生產，一人代了十人的工作，這須九人失業。演成社會恐慌，政治崩潰。這誠然是個病。但這是個交易治的病，不是分配治的病。共產主義集大成的馬克思，把這認成分配治的病，就不得不廢除交易，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既按需分配了，必須將生產的工具如土地、工廠、資本等收歸公有，地主、廠主、財主不願意把土地、工廠、資本給予公有，就不得不殺。但這個殺本可以規定制度用政治方法避免的。即使不可避免，用殺也是短期的、一次的，人類的損失尚小。但共匪不從社會制度上改良，且也認成不能拿上政治手腕改良，必須拿上沒收和清算來完成。如此就把制度的罪惡認成是人的罪惡，認成地主、財主、廠主、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仇人，必須殺之。殺後怕報復，必須剪草除根。更認成這些人死有餘辜，殺後必須粉骨爛碎；如小孩除蛇蠍一樣，必須打死以後，尚須粉骨爛破碎，才能泄了他的恨。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在社會上說，產業革命之後，機器發達生產力加大，固然有失業恐慌社會騷動之顧慮，且固然不能以擴大殖民地及

  維族在中國的處境能用黑人在美國的處境類比嗎？ △作者余杰，原文地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978?fbclid=IwAR3sXzQKLzATIWdBCh24Zkmrd0hoD1HDJnscTnvw5fhFM8iFRxVGrhdHwmQ   維族在中國的處境能用黑人在美國的處境類比嗎？ 我多次批評《美國之音》淪為「中國之音」不是沒有理由的——早在川普（ Donald Trump ）總統譴責美國之音宛如中共喉舌之前，我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之音繼續在這條道路上直線墜落。 2021 年 5 月 9 日，美國之音中文網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灝」的報導，題為《「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 ？」：美國種族議題引發部分漢人反思》，報導指出：「面對新疆維吾爾人遭受的殘酷待遇，海外的一些中國漢人知識分子開始在社交媒體等平台發聲，反思漢人作為主體民族，被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給予的身份優勢。他們鼓勵其他的海外漢人也能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時擁有的隱性『特權』。」 該報導認為：「在美國，過去一年以來，黑人男子喬治 ・ 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 ）之死和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引發了大規模針對種族問題和白人『特權』的反思。這些海外漢人知識分子雖然是美國或其他居住國的少數族裔，但在中國成長和生活時，他們是佔據人口絕對多數和擁有最多資源的主要群體，與白人在西方社會所處的位置較為相似。於是，一場由白人『特權』討論而引發的漢人『特權』討論在知識分子之間展開。」 該報導雖然將「特權」一詞用引號標出，顯示報導者知道所謂白人的「特權」並非美國真實的社會現實，而是極左派刻意形塑出來的假想敵，卻仍然以此作為聳人聽聞的標題。 這篇報導的主要訪問對象之一是號稱人權律師代表人物的滕彪。滕彪認為，美國白人與中國漢人一樣享有特權，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黑人與中國維族一樣遭受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滕彪的有關言論，不單單是引喻失義，而是別有居心，充分顯示了他對美國的無知和對中國的無知，這雙重的無知導致了他對作為民主法治社會的美國的肆意妖魔化，和對作為極權體制的中國的故意美化。 這背後的邏輯和達成的效果，跟華春瑩和中共大外宣不謀而合。   美國並不存在「白人特權」和制度性的種族歧視 「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這個標題來

  ★中國人與民主的距離   （本文首發於中央廣播電台：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02284） ■無人收 無人收，無人收，什麼無人收呢？ 中國的藝術家中，我非常喜歡張家聲先生。按照網絡上對張先生的介紹，河北滄州人， 1935 年出生，回族， 1956 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任演員、導演，主要從事話劇表演、導演、配音、解說，國家一級演員，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我瞭解到張先生是因為他朗誦的古典詩詞，音色“圓潤飽滿、高亢明亮、磁性動人 ” ，其中最傷感、最讓人感動的是杜甫的《兵車行》，“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每次聽到張先生朗誦到“古來白骨無人收”，我都能感到他這位朗誦者的悲傷，作為聽眾之一，我幾欲下淚。 一個人朗誦古詩詞如何才能這樣充滿自己的感情呢？後來我聽了張家聲先生自己的介紹，這裡面真有一個很悲很悲的故事。張先生自己說：“我們在朗誦作品的時候，往往自己沒有這個生活，比如朗誦古詩詞。我講課舉這樣一個故事，就是《兵車行》，‘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這個故事距離我兩千年，跟我沒什麼關係，而且是在青海，死了這麼多人，我都沒有見到。那麼怎樣變成我的生活、我的經歷呢？我必須變成我的生活、我的經歷。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就想起我的哥哥。我哥哥在天津銀行工作，非常好的一個人，結果文化大革命給逼死了，上吊自殺了。在天津很大的公園，上吊自殺。我也不知道，當時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當時非常殘酷。我嫂子說兩天兩夜無人知道，就在公園吊著。我朗誦到這裡的時候，我想起他來，這是很貼切的。‘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到這裡我啪就想起他來，因為這是相近的生活、相近的感覺和感情，我的眼淚就奪眶而出，每次都是這樣……” 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非常殘酷，張家聲自己的親哥哥時年不到四十，年富力強，有妻兒老小，有讓人羨慕的工作，結果上吊自殺。 中共在 1981 年 6 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示：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 ‘ 文化大革命 ’ ，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 文化大革命 ’ 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

  ▲我是怎樣知道六四的？   中共對六四信息封鎖之嚴密，沒有在中共國生存經歷的人是難以想象的。爬梳一下我了解六四真相的過程。   1989 年我剛剛十歲，也就是大郎現在的年齡。山東濟寧汶上縣內，窮鄉僻壤，半供電狀態，運氣好了的時候晚上 10 點能供電，否則就是整晚沒電。但不耽誤我和玩伴們瘋玩，父母也不加禁止，所以我每晚都很晚回家，有電的時候就去村裡甚至鄰村僅有的幾家看電視，沒電的時候就玩耍。有一天晚上，記得在麥場跑了好多圈，渾身大汗，家裡依然沒電。因為前一天剛被父親罵過，嫌我每晚回家太晚，我沒敢聲張，怕父親重提話題，於是在黑暗中坐著涼汗，一聲不作。沒想到父親卻沒生氣，黑暗中問我：“強子，你看電視了嗎？”我說“沒有，沒電。咋了？”父親說：“電視上有學生在燒警車。”這是我十歲時候對於六四當年唯一知道的信息，而十歲的我，渾然無知。   再然後到了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和同村玩伴一塊趕會（有的地方叫廟會，但我們那裡沒有廟），其中有一位讀初中，我叫叔叔。在會上遇到一位商販在叫賣衣服，我們走過去，我這叔叔和我們閒談，說這位老師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只是記得他說這是他們初中的老師，八九年在北京上學，然後檔案里被寫了“不可重用不可信任”之類的話，因此就一直被打擊，教學之餘趕會販賣衣服……   後來我讀初中了，初三政治課老師姓杜，名字很少人知道，但是外號叫“狗頭”，十里八鄉無人不知，從老師到管行政，再到教導主任，再到副校長，再後來教辦主任。我讀初三時他還是教導主任，授課大罵資本主義美國，咒詛資本主義貧富差距巨大等等是必備內容。有一次他提到了一個人名“方勵之”，說這人受美國的支持，反黨反社會主義，八九被鎮壓之後“方勵之之流去了美國大使館”，最準確的記憶是最後這一句話。很慚愧，那個時候我在輟學邊緣，很快就輟學了，不知道誰是方勵之，對“狗頭”說的背後的故事更一無所知，窮鄉僻壤也沒有人講這故事，更沒有相關的書籍。   大學畢業以後我到了北京，成了北漂蟻族，蝸居北京肖家河，考律師，做律師。接觸了一些朋友，也使用了電腦。有朋友邀請我看了紀錄片《天安門》，我很震驚，尤其是李鵬猙獰地叫囂的鏡頭……我一個晚上沒睡著。再然後就是開始搜尋相關資料，有一天我搜收到了一個文檔，裡面有不少六四的圖片，其中有方政頻死的圖片，有坦克碾過之後的圖片……我如同觸電一樣，抖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