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剛評論

  文：包剛升   有時，一個糟糕的統治者也能成就一件好事。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的英格蘭國王約翰即是一例。當無數統治者隨著時間流逝為歷史的塵埃所埋沒時，約翰王的名字卻時常為後世的學者所提及，被熱愛自由的人們所銘記，甚至在八百年後仍然成為了一部兒童書的主角。 這倒不是因為這位國王做了什麼好事。恰恰相反，與英格蘭中世紀的其他國王相比，約翰王既算不上仁慈，又算不上強大。而正是這位有些暴虐又有些軟弱的國王，激起了英格蘭封建貴族的反抗。 最後，他們迫使約翰王簽署了後來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大憲章》。這一天是 1215 年的 6 月 15 日，距今已整整八百年。 歷史的吊詭或許正在於：一件好事有時卻是一樁壞事的源頭，而一件壞事卻能成為一個有著重大裨益的歷史進程的開端。 今年（ 2015 年），英國和世界的許多地方都在舉辦《大憲章》八百周年的紀念活動。英國還專門成立了紀念《大憲章》八百周年活動的委員會，從西方到中國的很多媒體都刊發了紀念《大憲章》的長篇評論文字，甚至還有學者試圖對《大憲章》重新做令人望而生畏的歷史考證。 筆者既無力像中世紀史學者那樣對歷史的細節做深入探究，也對鑒別《大憲章》不同版本的細微差異概無興趣。筆者最關心的莫過於《大憲章》這一具有開創性的政治文件在英國乃至人類政治文明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筆者看來，《大憲章》的首要價值是以法律文件確立了“馴服統治者”的政治原則，由此成為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源頭。 ▌封建傳統中的政治契約 毋庸置疑， 1215 年《大憲章》並非從天而降。公允地說，這份文件乃是中世紀英格蘭封建傳統演進的產物。儘管《大憲章》是一份極富開創性的政治文件，但它所闡明的很多原則與條款並非為《大憲章》所獨有。實際上，國王應當遵守法律與習慣的觀念，是當時西歐封建主義傳統的一部分。 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是歐洲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王權儘管在上升，但並未強大到足以建立起中央集權化的官僚制國家，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封君與封臣之間基於土地、融合了財產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契約關係。 儘管當時的英格蘭遠非一個平等的社會，但卻是一個尊重財產、權利與契約的社會。在國王與貴族之間（或者說封君與封臣之間）的這份政治契約中，關鍵條款是：前者應提供保護和尊重習慣，而後者應提供兵役和表示效忠。 按照《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作者詹姆斯

  遠古時期，人類祖先通過捕捉、關押、虐打、餵食、共同生活等途徑對野生動物進行馴化，於是狼變成了狗，野馬變成了家馬，野獸變成了寵物。如果這些手段運用到人類身上，會發生什麼呢？ 1973 年 8 月 23 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 與 Clark Olofsson ，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 130 個小時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示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還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 更甚者，人質中的一名女職員 Christian 竟然還愛上劫匪 Olsson ，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人質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轉變下，這四名人質竟對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表示出抗拒。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經過深入研究後得出一個結論：人性能夠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遭遇殘酷懲罰或嚴重恐懼時，受害者隨時面臨生命健康威脅，而此時施暴者成為受害者唯一面對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害者會認為自己吃的一口飯，喝的一口水，甚至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給予的寬容和慈悲。 對於施與自己暴行者，受害者會將恐懼轉化為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下意識的以為施暴者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甚至會極力維護施暴者。這種屈服於暴虐的狀況，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Stockholm Syndrome ） , 又稱斯德哥爾摩效應或人質情結、人質效應。是指受害人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種情感造成受害人對加害一方產生好感、依賴性、甚至協助加害者。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產生往往具有以下四個條件：① 切實感覺到生命受到威脅。② 絕望時給予恩惠。③ 隔絕一切除施暴者外的信息。④ 無路可逃。 一般情況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會經歷以下幾個歷程：① 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② 害怕，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③ 同情，與加害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的加害理由，合理化當前狀況改變認知

  文： 劉小生 束星北對王鎮皋很好，因為王鎮皋身體虛弱，還讓他在有暖氣的辦公室裡學習。時間久了，王與老師們的關係也都不錯，他們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諱。正是那時，已經接受保密任務的王鎮皋，開始把這些言論彙報給學校保衛處和公安局。 美國的數學奇才約翰·納什，年輕時患上嚴重的精神病，成為普林斯頓大學裡的另類。他的傳記作家曾把他稱作“普林斯頓校園的幽靈”。在師友和親人的關愛下，納什的天才沒有被埋沒，他在晚年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成就一段科學史上的佳話，好萊塢據此拍攝的影片《美麗心靈》也是佳作。 在遙遠的中國，一所重點大學的校園裡，有另一段“天才”的傳奇。主人公名叫王鎮皋。現在，他已是耄耋之年行將就木時，故事卻開始在網上流傳。只是，他的經歷不是佳話，而是悲劇。 王鎮皋，山東大學 1950 級物理學院學生，曾是被稱為“中國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家束星北看重的學生。據王鎮皋自己說，束星北曾經評價他的資質可能比自己另一個著名的學生李政道還要好。 但在當年，就在王鎮皋站在學術道路起點、準備展望未來時，命運卻將他引向另一個終點——“告密者”。 王鎮皋在理論物理學上擁有過人天賦，然而，他卻接受針對導師束星北的秘密任務，掩藏身份長達 25 年，眾多同事、學生因此遭受厄運。 當年，王鎮皋執行的保密任務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監視束星北，瞭解其行動、思想和言論；二是瞭解由學校保衛處處長鞏念勝指定的其他老師的情況；三是兼顧學校其他異常情況。 王鎮皋要以每週一次的頻率向上級單線彙報，並撰寫周報告。對於有無別人與自己做同樣的工作，王鎮皋表示並不知情。 束星北對王鎮皋很好，因為王鎮皋身體虛弱，還讓他在有暖氣的辦公室裡學習。時間久了，王與老師們的關係也都不錯，他們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諱。正是那時，已經接受保密任務的王鎮皋，開始把這些言論彙報給學校保衛處和公安局。 檔案資料記載，王鎮皋對束星北的監視，從 1952 年 8 月中下旬開始，“學校保衛部門和青島市肅反小組一同組織力量深入查對束星北的材料，有關領導明確指示，一旦問題定案，立即呈批法辦。” 後來留校任教的王鎮皋，在同事眼中仍是老實善良、慣於服從的個性，即使普通的實驗員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瑣事，他同樣笑嘻嘻地照辦。他從不拒絕別人，同事借錢，如果沒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別人失望。 在秘密工作的網絡裡，他也只是個微不足

  血: 谒列宁遗体回想     过莫斯科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不去瞻仰列宁的“金刚不烂”身的。我们那天在雪冰里足足站了半多钟（真对不起使馆里那位屠太太，她为引导我们鞋袜都湿一个净透），才挨着一个入地的机会。     进门朝北壁上挂着一架软木做展平的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我不敢批评苏维埃的共产制，我不配，我配也不来，笔头上批评只是一半骗人，一半自骗。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话怎么说法，记不得了，也不关紧要，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但……”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也许等到我有信仰的日子就舍得也难说，但那日子似乎不狠近。我不但旧，并且还有我的迷信；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得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再说认真一点，比如先前有人说中国有过激趋向，我再也不信，种瓜栽树也得辨土性，不是随便可以乱扦的。现在我消极的把握都没有了。“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母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我究竟不是医生，不敢妄断。同时我对我们一部分真有血性的青年们也忍不住有几句话说。我决不怪你们信服**，我相信只有骨里有髓管里有血的人才肯牺牲一切，为一主义做事；只要十个青年里七个或是六个都像你们，我们民族的前途不至这样的黑暗。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