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剛評論

   “ 攻击财产私有制却又自称崇尚文明 ” 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因为财产私有制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维持人类文明唯一。用人民白骨垒筑的长城不是文明，用人民血肉建立的帝王宏大的宫殿和陵墓也不是文明，通过对人民的奴役而创造的国家财富更不是文明。 以国家形式出现的 “ 公有制 ” ，并非诞生于现代欧洲的共产主义，而是和 “ 私有制 ” 一样诞生于最早的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指野蛮的斯巴达人。斯巴达当权者 “ 重农抑商，穷兵黩武 ” ，国家唯一的教育就是 “ 爱国主义 ” 。公民的财产和生命都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国王。斯巴达反对通过工商业创造财富，而更重视通过战争暴力掠夺的方式，并且斯巴达法律也允许甚至鼓励偷盗。 把人们从通过以战争、犯罪、强权这样野蛮方式的财富掠夺，变为现代的以理性、公平的交易方式，这种文明的独特性就是从地中海开始形成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文明，无不是因此而生。埃德蒙 · 柏克曾说： “ 人们想要享有多少的公民权力和自由，与他们以道德律己的程度成正比；并且还与他们把社会公正置于贪婪之上成正比。 ” 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财产私有制与个人自由密不可分。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也认为 “ 自由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因此才让私有财产专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被没收充公，法律要给予公民财产的保护 ” 。而在奴隶制下，一切财产的支配权，都属于拥有权力的统治者。 如果说古罗马的繁荣强大，是源于相对民主的元老院统治下 “ 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 的话，那么罗马的衰落，是源于君主集权后取消的商业自由和私有财产保护。不仅仅是古罗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明进程都被强大的集权政府所中断，权力越集中，公民权利自由越虚弱，社会越野蛮落后。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和宋朝，社会文明和文化强盛均是世界公认的。当然，这两个朝代的衰落，也是和古罗马一样，国家统治经历了由分权到集权、由尊重工商业和保护私有制，到重农抑商和破坏公民财产私有制。前者是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专制作为转折点，后者则因为王安石 “ 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 ” 的变法，这种 “ 国进民退 ” 的变法极大的削弱了宋朝国力，并导致北宋灭亡。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我们通过雅克 · 皮尔纳对古埃及制度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埃及第三王朝结束之时，拥有法律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度 “ 属于个人和不可侵犯的财产，完全受所有者支配

    電影《瓊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是造成烏克蘭大饑荒的幫兇。 有一部電影叫《瓊斯先生》，講述一位英國記者，上世紀三十年代到蘇聯做記者，冒著生命危險潛入烏克蘭鄉村，發現了大饑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見了一位《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站的記者杜蘭特，杜蘭特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優待，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給美國發去的報導是： “ 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 憑這些謊言，他獲得了普利策獎，普利策委員會表彰他，說他的報導 “ 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同時也極為清晰 ” 。而發現了真相的瓊斯先生，卻過得非常窘迫，三十出頭就在一次採訪中被槍殺。在影片最後的字幕提示，那頒給杜蘭特的沾血獎項，至今也沒有撤回。 後來我看到索維爾的書，說英國作家馬爾科姆 ･ 馬格裡奇也指出了烏克蘭的饑荒，幾十年後，羅伯特 ･ 肯科特在其學術研究著作《悲傷的收穫》中估計，有 600 多萬人死於那場饑荒。這些判斷在蘇聯國家檔案館開放後，被證實是真實的，而且當初的估計還保守了一些。 但在當時，馬格裡奇的文章，卻被費邊社成員，社會活動家比阿特麗斯 ･ 韋伯斥責，說這是“歇斯底里的攻擊”，導致馬格裡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嚇詆毀，連工作也找不到，窮困潦倒。而罵他的高知和她同樣高知的丈夫悉尼 ･ 韋伯，卻在毫無良心愧疚中，度過了他們“高尚”的一生。 其實烏克蘭發生的饑荒，《紐約時報》的記者杜蘭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說過。 1933 年，他認為在過去的一年內，蘇聯可能因為饑荒死了一千萬人。但他為什麼要說謊，欺騙美國人民呢？主流媒體嘛，呵呵。 歐洲一戰過後，知識界反戰情緒濃烈， 1938 年，各國在慕尼黑會議上，競相取悅希特勒。法國報紙說： “ 任何事情都好過戰爭。 ” 丘吉爾因為對此持保留意見，就被主流媒體罵為 “ 一個被軍國主義情緒所控制 ” 的人。全法國的學校，都被和平主義籠罩，都以保衛法國為恥。最後，我們都知道，它果然一戰而亡。 法國的這個風氣自然也傳播到了英國， 1933 年，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宣稱，他們不會為保衛國家而戰鬥。丘吉爾警告他們，不可能因為恐懼戰爭，就能避免戰爭。事實上丘吉爾是對的，但當時的知識份子沒有人聽他。著名的哲學家羅素說：只要我們削減軍備，不威脅別人，別的國家就不會想跟我們開展。抵抗，是激發敵人殘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國應該單方面裁軍。法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