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起源

   “攻击财产私有制却又自称崇尚文明”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因为财产私有制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维持人类文明唯一。用人民白骨垒筑的长城不是文明，用人民血肉建立的帝王宏大的宫殿和陵墓也不是文明，通过对人民的奴役而创造的国家财富更不是文明。

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公有制”，并非诞生于现代欧洲的共产主义，而是和“私有制”一样诞生于最早的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指野蛮的斯巴达人。斯巴达当权者“重农抑商，穷兵黩武”，国家唯一的教育就是“爱国主义”。公民的财产和生命都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国王。斯巴达反对通过工商业创造财富，而更重视通过战争暴力掠夺的方式，并且斯巴达法律也允许甚至鼓励偷盗。

把人们从通过以战争、犯罪、强权这样野蛮方式的财富掠夺，变为现代的以理性、公平的交易方式，这种文明的独特性就是从地中海开始形成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文明，无不是因此而生。埃德蒙·柏克曾说：“人们想要享有多少的公民权力和自由，与他们以道德律己的程度成正比；并且还与他们把社会公正置于贪婪之上成正比。”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财产私有制与个人自由密不可分。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也认为“自由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因此才让私有财产专属于那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被没收充公，法律要给予公民财产的保护”。而在奴隶制下，一切财产的支配权，都属于拥有权力的统治者。

如果说古罗马的繁荣强大，是源于相对民主的元老院统治下“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话，那么罗马的衰落，是源于君主集权后取消的商业自由和私有财产保护。不仅仅是古罗马，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文明进程都被强大的集权政府所中断，权力越集中，公民权利自由越虚弱，社会越野蛮落后。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和宋朝，社会文明和文化强盛均是世界公认的。当然，这两个朝代的衰落，也是和古罗马一样，国家统治经历了由分权到集权、由尊重工商业和保护私有制，到重农抑商和破坏公民财产私有制。前者是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专制作为转折点，后者则因为王安石“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的变法，这种“国进民退”的变法极大的削弱了宋朝国力，并导致北宋灭亡。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我们通过雅克·皮尔纳对古埃及制度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埃及第三王朝结束之时，拥有法律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属于个人和不可侵犯的财产，完全受所有者支配”，但雅克·皮尔纳也同时记录了，埃及从第五个王朝开始的衰落，到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这种现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存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因。

欧洲现代文明的觉醒，从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开始，而文明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类似中国道家的政府无为而治）。而在这文艺复兴之时的意大利、德国南部，以及治理宽松的英格兰，无不是因为皇权和军阀统治的衰落，和大航海时代商业繁荣的推动。

约翰洛克的“所有权个人主义”思想，是对英国和荷兰社会财富增长的现状进行分析的结论。而一切繁荣的基础，是源于人与人之间公平、自由的合作，公民建立民主政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正义，而不承认财产私有制的社会，绝无公正可言。

公有制其实是弱者对社会公平或者不劳而获的理想诉求，掌权者利用弱者这一心理，将其变成真正的官有制。而私有制应该是被称为“个人所有制”，可惜私有制已被妖魔化，变成自私、功利、剥削的代名词。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其实很简单，财富自己保管，而不是委托给“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大卫·休谟以及十八世纪的诸多苏格兰学者看来，私人的财产得到公认，是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而规范合理获得产权的规则，就是一切社会道德文明的关键所在。德国法学家、前柏林大学校长萨维尼曾说：“在人际交往中，若想使自由且相互独立的人和平共处，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和伤害，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限，保证在此界限之内每个人生活和工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限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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