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剛評論

◇王小波：有些崇高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 （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杆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 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 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 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裡只有兩種人。 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腳本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 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 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下去。

  ◇人類文明的三塊基石 （轉） 不管世界局勢如何動盪不安，不管人們在人類文明發展方向上如何看法不一、爭論不休，但是，世界近 300 多年的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是鑄就人類現代文明的三塊基石，任何一個社會，缺少了這其中任何一塊基石，都不會得到良好有序地發展，甚至會跌入貧窮、落後、野蠻、動亂的深淵。 放眼當今世界，所有把這三塊基石築牢的國家都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而所有注重這三塊基石建設的國家也都步入了快速發展的通道，只有那些在這三塊基石的建設上猶猶豫豫、搖搖擺擺、反反復複、不斷糾結的國家或者陷入倒退或者停滯不前。 下面，我們不妨就這三塊基石對現代文明社會的保障與促進作用做一下簡要的論述。 一、私有制 可以說，人類最偉大的進化莫過於對私有制的客觀理性認知。 人類對私有制的認知應該是經歷了三個階段的： 一是，朦朧階段。在漫長的君主專制（包括宗教專制）階段，人們對私有制的認知是朦朧的，還沒有普遍認識到私有制對保障自身權利、尊嚴、自由以及幸福的極端重要性。因為，在那漫長的野蠻黑暗時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世之中莫非王人。連所有人的生死都掌握在君主和貴族的手裡，更不要談什麼個人的財產權了。廣大民眾特別是奴隸們能有口飯吃、能活著就不錯了，哪裡還會奢望自己能有什麼更多的私有財產並還得到什麼保護。因此，在這個階段，太多的民眾根本就意識不到私有制對保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利的極端重要性。 二是，罪惡階段。從 18 世紀開始，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財富的急劇增長和社會階層的分化，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思潮開始彌漫世界，並由此開始了以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核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實驗，所有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核心的社會在經過短暫的繁榮後，國家和人民都陷入了貧窮、落後的境地，而且，由於在產權不明的公有制下的資源實際都掌握在官僚手裡，因而，所有這樣的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都十分僵化、缺乏活力，並且都滋生了嚴重的腐敗現象。 所以，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一些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開始了反思，開始從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向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三是，理性階段。應該說，進入 21 世紀後，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要遠遠優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可

 秦晖：一个亡国昏君如何被塑造成“天纵英明” ？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号而被称为崇祯帝的明思宗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最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周赧、汉献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 崇祯帝本人对自己的“天纵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来，自己当政期间的国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饿殍、兵荒马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他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数以百计，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个“英明”君主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曾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 张献忠曾布告两湖，把崇祯帝斥为“朱贼”。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曾致函崇祯帝令其投降，书中有“君非甚暗”之语。有人说这表明李自成对崇祯颇有好感，其实，这不过是劝降用的外交辞令，比较客气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来你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来吧！ 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 01 首先是他的“节俭” 崇祯帝的“节俭”很有些名气，他不仅爱搞什么“撤御膳”之类的名堂，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他们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 当然，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 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分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

 ◇易中天的錯誤歸因 無意中看了易中天先生一小段講課視頻，讓我有話不吐不快。 易中天：“天下之所以大乱，就是因为吓折腾。大家为什么要瞎折腾呢？多欲望。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不知足，欲望多了就折腾，欲望总不能得到满足，欲壑难填，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對易中天的這幾句話實難苟同。 易中天語義：①天下大亂的原因是人的瞎折騰；②人瞎折騰的原因是多欲；③罪的源頭是人之多欲和不知足。還有一點隱藏的內容，可以歸結為④，要怎樣消除禍源呢？當然跑不了中華傳統秘方——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之類的中華瑰寶吧！ 其一，多欲與不知足是基本人性，將基本人性作為禍源，以消滅人性作為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這本身就是大錯，是一步都行不通的治國大綱。用這個方法解決人禍，先要滅絕人性，而滅絕人性，非得人類滅絕不可。易先生所寫的近四千年中華史中，沒有任何一代君主（匪首）能滅了自己的人欲，更沒有切斷人性的“禍源”。 其二，將禍源歸因于基本人性，而人性不可變更，簡單說就是：“人的問題是因為人性”，說了等於沒說，從這種判斷當中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法，用改變人性的方法解決人禍，這可能嗎？孔孟老莊釋儒道三千年修身養性、敬天理，滅人欲，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九州之地，人禍從未斷絕。 其三，將罪源歸因為人性多欲和不知足，這是錯誤歸因，也是否認過往的歷史和現實。人性之多欲與爭鬥不僅可能不會致害，反而可能帶來莫大福利。這個觀點早被孟德斯鳩和美國立憲先賢們明確論證過了。比如孟德斯鳩《法意》：“權謀鬥爭對於參議會和貴族有危險，但對於民主政治和民眾則無害反而有利。如果沒有了權謀鬥爭，而是利用財賄恩私售賣民眾，民眾被收買，一心牟利不再關心政治，詭謀無所用了，也沒有了權謀鬥爭，但這才是政治的大敗壞。（大意）”麥迪遜《聯邦輪》：“最需要防備的，是各種權力被逐漸集中到一個部門。防備辦法，是賦予各部門主管官員必要的憲法手段，使他們各自具備個人動機，抵禦其他部門蠶食他們的權力。對付這種情況，和對付其他情況一樣，提供的自衛條文，要足以對付可能來自其他部門的進攻危險。必須讓抱負與抱負相克相生。”簡單說就是用制度形成制衡，讓野心對抗野心，讓野心形成良性競爭，在美國250年許的歷史中，這早成了人所共知的現實。可惜易中天先生還固守“多欲致害”的中華鱉精。 其四，“瞎折騰導致天下大亂，災禍頻仍”，易中天先生的這種觀點屬於《資治通鑒》的中華千年秘方，

    以哈戰爭，將徹底改變西方對穆斯林態度 最近，歐洲出了幾個大事，一個是荷蘭選出了一個極右翼的領導人，他很多右翼的觀點，其中有一個就是反對移民，尤其是非常反對穆斯林移民。 另外，法國這兩天也出臺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法律，準備要驅逐暴力犯罪的移民。 為什麼說這是令人震驚的呢？因為這種操作在以前是根本是無法想像的。 大家知道，歐洲是世界左派的大本營，歐洲人也是世界上最注重人權的地方，沒有之一。 歐洲甚至有一個人權法院，而這個人權法院主要管的事就是人的生存權。 簡單說，在他們看來，人的生存權是大於一切的。 對普通人就不說了，即使是對一個罪犯，在他們看開，也只能採取有限的制裁措施，輕易不能判死刑，更不能把他們驅逐到危險的地方去。 比如，一個來自於敘利亞等戰亂國家的穆斯林，他在歐洲犯罪了，那歐洲人能做的，就是只能讓他住在歐洲的監獄了，好吃好喝的管著，刑期滿了就得把他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如果再犯罪了，那就再把他們抓進監獄，繼續批評教育。 不過，法國這次準備不這麼幹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敘利亞來的移民在法國涉嫌暴力犯罪，那麼法國做的不僅是要把你關進監獄，而且，還會買張機票把你送回敘利亞去。 而這是人權法院非常反對的。 於是問題來了，為啥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其直接原因就是最近爆發的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軍事衝突，根本原因是從 911 以來，西方國家廣泛罹患的“穆斯林恐懼症”，已經進入晚期。 大家知道，從拉登搞對美國的 911 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反恐戰爭，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曾經提出一個說法，叫“伊斯蘭法西斯主義”。 當然了，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法西斯分子，指的是那些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 不過，這個說法還是遭到了穆斯林世界的一致反對，認為是對他們的侮辱，於是從奧巴馬時代之後，美國人就不怎麼提這個說法了。 而且，即使是在美國反恐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即使是在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一度在中東呼風喚雨、在歐洲大開殺戒的時候，西方主流觀點也一再強調，我們要把普通穆斯林和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區分開來。 這在道理上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並改變不了西方世界對穆斯林的恐懼感，從那以後，整個西方世界，都得了一個病，就叫做“穆斯林恐懼症”。 有個視頻大家應該都看過。 這種視頻當然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