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
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
作者：胡思杜
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後,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什麼是帝國主義”,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什麼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在華大時,仍以為父親“作惡無多”。學社會發 展史以後,想法稍有轉變。經過學代選舉前兩次檢討會,使我瞭解在這問題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動的臭蟲立場。結合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簡史的學習,鄧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鬥爭的結果,試行分析一下我父親在歷史上作用。
我的父親出身沒落的官僚士紳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時,他還是一個學生，一九一0年去美國(年二十歲)，美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來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長期的教育環境使他的立場逐漸轉移到資產階級。在國外所寫的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等，當時在中國名噪一時，是因為他在反封建(為資本主義開闢道路)的一點上，和當時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對死文學、舊禮教和守法觀念上，他起了-定的進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國時，正是袁、段竊國的時期，他眼望著橫暴的政權，不知是否容許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在思想文藝中，整理國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時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發表了“問題與主義”，用庸俗的點滴改良主義對抗中國新興的社會學說,以為只有在不“根本解決”的基礎上，中國社會才有進步，說明一個中國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對著驚天動地的“五四”、“六三”運動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對的“根本解決”，也就是打碎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國家機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階級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後，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蔔生主義，以充實他的“問題論”；介紹實驗主義來抗唯物主義。自己彷徨於統治者之間，期望著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礎上進行“改良主義”，他參加了“善後會議”。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為第一性，政治經濟是第二性，幻想在蔣政權下辦好一個學校——中國公學。以為在教育辦好了時，造就了人材，社會就好了(一九二七三0)，但在南京反動政府的威脅下,他的迷夢被擊破，被迫離開中公。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統政府”的，他和當時他的階級一樣。在反動政權面前低了頭，轉過來要求蔣光頭的政府中實踐他的改良主義，在被迫走的那年，自願的就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職。在這個位置上，他明確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統治者的基礎，一方面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進行密切的給合，如羅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會、庚款委員會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開“全盤西化”的口號,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創辦“獨立評論”，望著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氣說“抗戰不易”。
更反動的是在圍剿蘇區時,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灝、蔣廷黻等在他的鼓勵下,一一邁進仕途,使一般小資產階級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強暴的時節，忽然看見“開明”的教授們“脫卻了藍衫換紫袍”，以為中國前途有望,反動政府的國家機器有了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發揮他的壓迫人民的作用。至於我的父親這時所以拒絕了蔣的邀請做教育部長，是既維持自己的“清高”，又在“舉國諸賢”以後,可以在國外發生更大的作用，何樂而不為。他當時要求過“學術獨立”，也反對“法西斯”，那不過是他認為學術的依附，會使匪幫政府“好景不長”，而他的“改良路線”則是他認為的“萬世之業”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華東華南，深入到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心臟，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被迫不得不戰時，在他的階級利益受到了威脅，他的階級代表蔣政權威信低落時，他在一九三八年終於做蔣政權駐美大使，做了一個蔣政權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簽定了種種的商約，使美帝可以繼續取得“四大家族”從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專賣品”,簽定多次借款，這些借款可以使蔣政權增強“威信”，可以購買武器彈藥來防共滅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筆資本，在更廣的範圍內盤剝人民的血汗，他嚴謹不苟地為他的老闆服務著。
一九四六年，全國人民要求解放，統治階級受了全面的威脅,他覺得是他的神聖的責任，他就回國為階級效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鞏固蔣幫政府，儘量爭取落後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人民。他回來以後，一方面在北京大學執行反動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維持學校當局和學生的矛盾，時常發表中間言論，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性上發揮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給“世界學者”蒙蔽了。
他對反動者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命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讚“白俄居留異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從一九一九年“問題與主義”發表以後，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軟弱的資產階級一樣，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學院長以後，更積極地參加鞏固加強蔣匪幫的工作，始終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認識蔣匪幫的黑幕，不能早日發現美帝狠毒的真相；並替蔣匪幫在美國籌計借款，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鞏固蔣匪幫政府。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鉅款(四百萬美金,收受這筆的人大都是反動分子，民士個人主義者的資助和養成費)，甘心為美國服務。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狀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長期奴化教育，對於人民政策不瞭解，又未學辯證法，瞭解人也不是從發展的、變化的觀點出發，所以在學習一個多月以後，一個朋友從香港來北京公幹,回港時問我：“你對你父親將來取如何態度”我錯誤的回答：“他恐怕永遠不會贊成集體主義，還是住在美國罷。”今天瞭解政府的寬大政策，對於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們承認白己的錯誤，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懷抱裡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轉變。
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在瞭解工農的偉大，自己勝利的參加土改後，我想一定會訣絕消極狹隘的、非無產階級的個性感情的。【完】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歷史講師，被劃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殺”。
他給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遺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錢……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他為了積極表現，給所在的學校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幾條建議，沒想到轉瞬就被打成了“右派”，整個學校貼滿了罵他和他父親的大字報。批鬥中的胡思杜絕望自殺。他的父親胡適，至死不知。
胡適在臺灣看到兒子批鬥自己的文章後說：“我知道他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想到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
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令郎迷途知返。——1952年11月，胡適應台灣大學講學邀請，自美赴臺，其間蔣介石請胡適吃飯，蔣出示香港《大公報》上胡思杜批判胡適的文章《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後，胡適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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