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
王毅，1954年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
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民間宗教、古典園林、古典版畫雕塑、“文化大革命”機理等等。近二十年來主要從事對中國專制社會晚期制度形態的研究，已經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內容包括對下列問題的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法權關係、法哲學、行政權力運行體制、制度結構的演變機理、國民政治訴求模式和社會行為模式、“權力經濟形態”及其法理基礎、賦稅體系的運行機制及其演變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說明：中國傳統政體與憲政政體的制度分野。
野蠻和殘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整整十年間，它以揪鬥、橫掃、酷刑、殺戮、武鬥、流放、鬥私之類數不勝數的花樣到處肆虐，不僅在我們民族幾乎每個成員的身上和心間留下巨大的創傷，而且更無比殘暴地吞噬了成千上萬的生命。與這駭人聽聞的巨大數字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無數血淋淋的場面，例如1966年“紅八月”中，北京市大興縣對當地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滅絕性的大屠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
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
本文沒有必要更詳細地舉證“文革”之野蠻和殘酷的無數事例，因為每一個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對此有著最深痛的感受。然而瞭解這類事實並不等於就能夠說明他們發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們往往已經對昨天的無數慘劇感到困惑難解了，例如“文革”結束以後編撰的《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對學生烹食老師事件的記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學(老師)吳樹芳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學校是育人培養人才之場所，出現此種殘忍野蠻，喪失人性的行為，令人費解。
也許，今天的“令人費解”與昨天的慘劇有著同樣的殘酷，因為我們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樣巨大、慘目的代價之後，得到的竟是這樣一片昏瞀的結論，那麼，我們拿什麼去讓千千萬萬“文革”死難者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呢？所以，儘管“文革”的野蠻性和殘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時，這也恰恰是我們有責任從文化源頭上說明其來龍去脈的理由。
一、野蠻性在原始時代的文化功能—它成為美德的始因
野蠻性和殘酷性與原始文化的聯繫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展示出這種必然性以及它在“文革”中全面復活的原因，就需要具體說明野蠻和殘酷在那時擔負的至關重要的文化功能，說明對於原始文化和後來的“文革”來說，它們何以是須臾不可或缺的。
人類本是從較低等的動物和最蒙昧的遠古時代進化而來的，因此在以後的原始社會中，他們尚且一定程度承襲著動物的形貌特徵、生活習性就是十分自然的。這種獸性的遺留在圖騰時代有無數例子，比如許多被後世推尊為仁德蓋世的氏族領袖和上天神明，原本反倒是以野獸的形貌而著稱的，《山海經》等書中所記伏羲、女媧、共工、蚩尤、相柳、奢比屍等眾多神只皆是人面獸身或人面蛇身，更著名的是昆侖山上的西王母，她在後世民間傳說中的形象是那樣慈祥仁愛，但真正的出身卻是：“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如據後來的司馬遷說：大禹為人“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但是據更早時代留下的線索，“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他甚至還曾“化為熊”，而這些野獸的形象顯然來源於禹等氏族首領崇奉的動物圖騰。因此從源頭上說，較多地保留和熱烈地崇尚原始、野蠻的獸性，這本是原始時代基本的文化特徵。
大致說來，野蠻性和殘酷性之所以為原始文化所必需，是由於以下幾項最現實的原因：
第一，孱弱的原始先民只有隨時用盡一切最殘酷的辦法，才能勉強抵禦無數牛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和無所不在的侵害。
原始思維的一項基本綱領，就是認為自己永遠處於各種兇惡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脅之下，原始人把無數自己無法理解而又隨時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像成五花八門、兇殘無比的惡魔，而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於用同樣、甚至更兇殘的手段去抗禦這些可怕的威脅，所以哲學家羅素說：“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懼為基礎的。……恐懼是殘忍的根源，因此殘忍和宗教攜手並進也便不足為奇了。”關於原始文化和古代巫術認為只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與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古代巫師慣用油炸、火燒、砸爛、汙穢、對牛鬼蛇神的偶像節解分屍、萬箭齊射等眾多酷刑以驅除惡鬼，而這些方法在後來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種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擬。
按照原始文化對生存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人們由於必須依賴火、錘子等工具，所以就創造出火神等等)的原理，兇惡殘酷的方法既然是人們抗禦牛鬼蛇神所最必需的方式，那麼這種方式的體現者、象徵物、乃至兇惡殘酷本身，也就都逐漸具有了神性。顯著的例證比如，古人認為猛獸能夠吞噬和震懾鬼怪，所以野獸的兇惡形象也就成了一種神器，人們認為自己如果戴上老虎的利爪，也就可以象野獸一樣鎮服惡鬼。從大量漢代壁畫、畫像石中所繪驅鬼之“方相”所戴的兇惡面具、野獸一樣的利爪，古代陵寢制度中皆以野獸的形象為“辟邪”，以及流傳至今的貴州等儺戲中廣泛使用的兇惡面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是怎樣普遍地崇拜過野獸般的兇殘。更為經典性的例子比如史籍所記堯帝將為禍天下的“四凶”流放到荒蠻之處，讓這些窮凶極惡惡魔為國家戍邊禦鬼(“以禦魑魅”)。在以後的民間宗教信仰中，亦始終保留著這種對兇殘性的原始崇拜，例如民間驅鬼時依然如古代大儺一樣，要由人“化裝成面目猙獰可怖的魔王，他們身披粽衣，手持長矛，……同時高喊：‘打死惡鬼，打死惡鬼！’”又如人們甚至把棍棒(古代稱為“終葵”)之類打殺鬼怪的武器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將它們尊奉為具有驅鬼法力的神明“鍾馗”——而今人由古代宗教對棍棒之類兇器的這種神化和崇拜，自然很容易聯想起“文革”時無數的造反派恭誦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等“最高指示”而“橫掃牛鬼蛇神”的情景，並且窺破：“文革”時對棍棒之驅鬼法力的熱烈崇拜(“大批判”、“上綱上線”被無數受害者形象地稱為“打棍子”；“大批判”專家姚文元亦被世人稱為“姚棍子”；許多紅衛兵、造反團甚至襲用毛澤東的詩意而以“千鈞棒”作為自己組織的神聖名稱)，其文化內核實際上是非常原始的。
第二，原始時代普遍的巫術信仰充斥著無數神秘而野蠻的準則，它們規定了原始文化只能依靠血腥的殺戮和各種殘酷的行為，才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命活性。如上所述，野蠻性和殘酷性既然是原始人類生存隨時必需的手段，那麼它們當然也就會普遍地滲透到整個文化體系之中，而決不僅是一種單純的、運用範圍有限的方法，這也就是“野蠻”、“蠻性”可以代表原始時代基本文化特徵的原因。又因為原始文化充斥著神秘的“巫魅”性，所以其野蠻性也就總是與其神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原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殘酷的虐殺犧牲、啖食俘虜、自虐娛神等等血腥而神聖的行為中表現得最為典型。例如“文革”時的挖墳掘墓(比如紅衛兵掘了孔陵、海瑞墓、瞿秋白墓等等)，源於自古以來人們相信完整的屍體可以使靈魂得到棲息安撫、而殘屍可致敵人靈魂於死地的巫術觀念，這種古老的信仰所導致的不僅是斬首、腰斬、五馬分屍等令人髮指的酷刑，而且更必然伴隨施虐時的莊嚴神聖。例如古籍中經常提到“不聽命則戮於(神)社”；再如春秋時伍子胥率吳師破楚後對楚王陵墓的破壞，是與對楚國宗廟、神器的“橫掃”一併實施的：“吳入楚，……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與後來的“文革”時的抄家、造反一樣，所有這些暴行不僅是完全統一配套的，而且帶有強烈的巫魅性和狂熱性。所以我們說：殘酷和野蠻是原始時代一種根本性的文化特質，在這種文化環境和文化機製作用下，一切神聖的事物和神聖的行為必然地沉溺在滿目的血光之中。
更能夠說明殘酷野蠻在原始時代之普遍社會意義、也恰恰是與“文革”最為一致的，是這種血腥和殺戮決不僅是極少數劊子手專有的職責，相反，它是全社會幾乎一切成員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文革”時標明這種職責之最廣泛社會性的，諸如無數令人膽寒而又極為神聖的口號：“群眾專政萬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等等)。例如古代墨西哥舉行人祭的同時，也就是“墨西哥一年最大的節日”，這一天，“所有的人聚在廟裡，庭院裡燃起無數的燈籠、蠟燭。……他們不睡覺，整夜在那裡度過，到了午夜，喇叭、笛子、號角吹起莊嚴的音樂，……所以的人都在廟的庭院裡在火把下守夜到天明。天亮了，廟裡的庭院還擠滿了人，……(最後)人群集合起來，祭司莊嚴地給代表女神的女孩熏香；然後他們把她推倒在穀物和種子堆上，割下她的頭，用桶接住噴出的血，把血淋在女神木偶上，……”可見，恪守此類野蠻、殘酷的原始信仰，曾經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這種普遍性在我國的例子如：舊時雲南一些少數民族不僅每年春播前都要舉行殘酷的獵捕人牲、砍頭祭穀的神聖儀式，而且全部落的每家每戶都要親與其事，並且將此與自己一年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具體做法是：獵頭祭祀之後，“在人頭上放些火灰，讓火灰同頭血融合落在地上，然後每家分一點，等播種時間同谷種一同撒到地裡。”
第三，對異族、異神的仇殺是原始野蠻性的強大動因。對於原始氏族來說，異族及其圖騰往往是最兇惡的敵人，只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抵禦他們的威脅，使本氏族得以生存。所以對於原始人來說，對異族、異神的殘忍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最高是美德：“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個頭皮，鳴一回得意。”由於為原始氏族的生存所必需，故此這種殘酷也就具有了神聖性，例如雲南少數民族舊時到敵寨獵頭以前要舉行莊嚴的宣誓，“誓詞大意是：‘我們是最勇敢的人，為了莊稼豐收，保證村寨安全，我們不怕困難，不怕死亡，決心去仇寨獵頭。獵到人頭，無限光榮；獵不到人頭，就象豬一樣懦弱。”相反，如果離開了這種野蠻性，整個氏族或家族就要陷入極大的危險，例如在原始觀念中，人們如果不能為本族的死者復仇而“害死一個或一些巫師並把他們所有親屬都斬盡殺絕”，那麼他們就要受到死者鬼魂的報復，特別是“這報復不僅是對他一個人，而且是對他的親人們和他的整個集體。”所以摩爾根說：“蒙昧人和野蠻人自遠古以來的習俗就是殺俘虜以施報復，把俘虜的生命用以供神，這是僧侶制度初步階段的一種崇高觀念。”在這類原始觀念支配下，後人亦往往用最殘酷的手段仇殺敵族，例如在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次“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的種族仇殺。特別是這種原始殘忍性不僅為文明水準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顯或隱地為華夏民族所承襲，著名的例子如漢代的韓威揚言要“饑食虜肉，渴飲其血”，於是王莽“壯其言，以(韓)威為將軍。”這句話成了後人表示對敵族仇恨的成語而布在人口，例如婦孺傳唱的嶽飛《滿江紅》中的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後每當民族矛盾尖銳時，這種發源于原始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就會強烈地爆發出來，這種對異族、異神的復仇心理在“文革”時的典型表現，例如當時街頭、紅衛兵戰報上隨處可見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絞死柯西金”之類口號；人們對“美帝、蘇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來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無“武鬥”、“派仗”時對異己者滅此朝食的瘋狂仇恨，等等。這些類似原始族仇式的心理在巨大社會範圍內的爆發，當然強烈地催動著“文革”之殘酷性和野蠻性的極度膨脹。
第四，也是對“文革”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原始文化中(以及後來許多宗教迷狂中)對神明的極度崇拜，規定了人們必須對一切瀆神者、或僅僅是可能的瀆神者給予最殘酷的懲罰，否則就不足以維繫神明和神聖事物的無比崇高。因此從本源說，“無限崇拜”的極端殘酷，乃是源於它自身機理的深刻內在規定性，而決不是某種偶然的、僅僅由個別陰謀家陰暗心理引發的外在附加物。
原始文化中的圖騰禁忌原則認為：任何偶然和匪夷所思的觸犯(例如極其偶然對神明和酋長的名字、形象不敬)，都將對聖物產生致命的危害。所以為了維護神明的崇高，一切可能的瀆神行為都會被以極端神經質的“觸染”方式感知和發掘出來、並給予最嚴厲的懲罰；而這種對觸犯禁忌者的嚴厲懲罰在“文革”時以“上綱上線”的形式籠蓋全國。下面我們不僅將說明：盡可能殘酷的手段乃是這種懲罰所必需的；而且尤其要說明：正因為這種懲罰手段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神明的崇高，所以它的殘酷和野蠻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對神明無限光榮的效忠。
在原始文化中，對本圖騰神性的弘揚只能建立在對異圖騰殘酷剿滅的基礎之上，這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準則。例如在我國上古神話中，共工與高辛爭奪對世界的統治權失敗後“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又如納西族創世神話中，善神“東”戰勝惡神“術”之後，殺盡其部族、燒毀其村寨、汙瀦其土地、毀壞其水源、滅絕其火種，總之，“善神”要把一切最殘酷的方法傾瀉到異族圖騰頭上，類似的例子在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中不勝枚舉。在原始文化中，本圖騰的神性只有依靠對異圖騰的無情殺戮才能生命永駐，所以在以後千百年中，人們都遵此傳統而用敵酋的鮮血祭祀本族的神明，丁山先生在敘述了春秋時以敵酋為人牲以祭祀本國神只的風俗之後說：“春秋時代用俘虜於社，正是殷商野蠻風俗的遺存。……因此，周官所謂‘以血祭祭社稷’的大典，現在揭穿其內幕，是以人血為主。”除了敵酋之外，一切瀆神者也都要受到類似最殘酷的懲罰，而且因為這種殘酷懲罰代表著神意，所以它也就無比莊嚴神聖。例如土蕃巫師要在設壇祭神之後再對瀆神背盟者加以兇殘的詛咒：“惟天地神只，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又如《古蘭經》對瀆神者的宣判：“真主應許偽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們將入火獄，並永居其中，……他們將受到永恆的刑罰(王注：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文革”時對牛鬼蛇神的詛咒：“打翻在地，踏上億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至於悖逆者，他們的歸宿，只是火獄，每當他們要想逃出，都被攔回去。有聲音對他們說：‘你們嘗試以前你們否認的火刑吧！’”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將盡可能殘酷地誅戮和懲罰敵人作為對神明“無限崇拜”最好方法的原始規則，被中國後來許多政治操作者所充分繼承，典型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借所謂宰相胡惟庸“謀反”案，瘋狂誅殺文武功臣及其家屬達四萬人，而如此巨大規模的屠戮，就一定要以“大祀天地於南郊”的禮神祭祀為開場儀式。
世界宗教史上，其外在的殘酷性及其內在機理都與“文革”極為相近的“運動”，當屬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與“文革”完全一樣，中世紀宗教裁判不僅其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維繫神明的崇高、禁絕各種可能的異端和瀆神，而且其殘酷性亦是最直接地從“無限崇拜”發源的，所以人們指出：上帝是第一宗教裁判員，“比較而言，後來最殘酷的宗教裁判員也無不比上帝本人還要仁慈得多。”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的結論是：“上帝生性是大慈大悲的，但非常重要的是：不知不覺地使他變得比魔鬼還兇狠”。與“文革”一樣，以維繫“無限崇拜”為基本目的的宗教裁判制度不僅發明瞭無數令人髮指的迫害異端、剿滅“牛鬼蛇神”的酷刑虐法，而且尤其要把這種殘酷的迫害作為全民族最神聖的節日，所以當時就往往要以燒死異端者們的火刑儀式作為慶祝貴族婚禮的盛大典禮。在類似于宗教裁判神聖法典的《巫士的鐵槌》一書中，詳細制定了剿滅異端和所謂“女巫”的一系列殘酷法律和無所不在的天羅地網：
凡屬女巫案件，教會法庭、世俗國家法庭都可以審理；……為使被告承認犯巫術罪，可以先口頭威脅，威脅無效，便進行刑訊。輕刑無效可施以重刑，第一天刑訊無效，第二、第三天可繼續進行。……如果被告拒不承認犯巫術罪，最後即便沒有口供，主教與法官也可判她為“不肯改悔的異端分子”(王毅注：這又讓人想起“文革”時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即是“死不改悔”)，交付國家法庭處死。
可見，從遠古到很久以後的時代，圖騰、上帝、大救星等等神明無限崇高的神性，毫無例外都必須依靠對異神、異端的極盡殘暴才能維繫：“劊子手他永遠是其國家中最好的基督徒和最虔誠的公民。他是僧侶的朋友，信仰的維護者，是對教士和神的事業最有用的人。”
對於原始社會以來許多宗教的上述基本原則，費爾巴哈曾經做了詳盡的闡述，他指出：“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出於對本教之神的無限崇拜而對異端的迫害，則是將這種獸性調動出來、並發揮到極致的強大動力：“最大的殘酷是可以同宗教相調和的，……凡是建立在神學地基上的宗教都是與迷信分不開的，而迷信又能做出一切殘酷的非人性的事情。”費爾巴哈深刻地指出了“無限信仰”與殘酷野蠻之間的必然聯繫：
信仰包含有一個兇惡的本質。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式的迫害異端與處決異端者之至高無上的根據。……在信仰看來，一切義務之基礎是對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絕對的義務，而那些對人應該盡的義務卻只是派生的、從屬的義務。這樣，不信者乃是……理應殲滅掉的主體。凡是否定上帝的東西，本身也就必須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嚴。在信仰看來，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權有勢的存在者。……從而，對最高人格的傷害，就必然是最高的犯罪了。……異端、不信——異端只是不明確的、有限的不信——乃是褻瀆神明，從而是最高的、最應當懲罰的犯罪。從無數多個例子中隨便舉一個。厄谷朗巴第烏斯給塞爾維托寫到：“……在一切別的事情上面我都將是溫和的，惟獨見到有褻瀆基督我就忍耐不住。”……這種仇恨，起源於無限制的信仰之本質。
費爾巴哈還指出，這種由“無限信仰”導致的野蠻殘暴不僅統治著外在的世界，而且更不斷塑造和膨脹著包括偏執、瘋狂、專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等殘忍的內在心理：
信仰在本質上是具有黨派性的。誰不是為了基督，那誰就是反對基督。不是為了我，那就是反對我(王毅注：這立刻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流行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等等讓人膽寒的口號)。……必然有顛狂跟信仰聯繫在一起。……對任何不肯隨和自己的東西，都是不寬容的。如果它竟寬容了，那就對那享有無條件獨佔統治權的上帝不寬容了。……信仰要求這樣一個彼世，在那裡，信仰不再有對敵，或者，這個對敵還存在，那至多也只是為了榮耀高奏凱歌的信仰之自我感。地獄使福樂的信者更體會到歡樂之甜。“他們這些被選者將要出來看看背神者的痛苦，他們並不會因為看到如此而感到悲傷；正相反，當他們看到背神者遭受到難以描述的苦難時，他們就滿懷喜悅地感謝上帝對他們的拯救。”
潑但說：“一個巫道，即是並沒有帶來什麼損害，……可是，就是因為他拋棄上帝而與魔鬼勾結，也即有損上帝的尊嚴，故而就應當活活地被燒死。”路德說：“想殺人並不像不信那麼罪大惡極，因為，殺人是違反第五條誡命，而不信卻是違反第一條，並且是最大一條誡命。”
諸如此類在“無限信仰”的虔心驅使下而對異端的摧殘能夠達到何等令人髮指的程度，這在西方中世紀宗教史上曾有過無數的例子，比如法國作家雨果的控訴：
格爾倫斯島最後一次火燒巫師是在一七四七年。那是在市內一個名叫波達日的廣場上面舉行的。……通常罪人是認罪的。人們用苦刑幫助他們招供了罪行。波達日廣場對於社會和宗教，還盡了別的義務，他們在那裡也燒死了許多信奉邪教的人。……其中有一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女兒，……女兒當中有一個懷了孕，她在柴堆的火炭上面生產了。據史書記載：“她的肚腹爆裂。”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從火堆上滾了下來；……著名的執法官、虔誠的天主教徒黑裡頁·哥斯南，叫人把孩子再丟進火堆裡。
同樣，這種為信仰至上的神明(及其附屬的一切聖物)而使“所有的愛跟友誼就都消失了”，這種出於“無限信仰”而只有在剿滅和折磨異端者的殘暴中才能獲得最大快樂和幸福的瘋狂迫害欲，這種憑藉偉大神明的名義就可以不需任何理由、任何限制而肆意施暴的極端專橫，這種苦心積慮用盡一切一切辦法必置異端於死地的刻骨仇恨……，所有這些，我們中國人在“文革”中也都最充分地領略到了。於是，對“牛鬼蛇神”的“橫掃”、“專政”、屠殺，同胞、親人之間的“大揭發、大批判”，不計其數的酷刑虐法、詛咒摧殘，對無辜婦孺的株連九族、極盡淩辱，血流成河的“武鬥”、“派仗”等等最野蠻、最原始的暴行，就都無一不是帶著“誓死捍衛”這最神聖的光環而席捲全國的。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紀神學對神明的“誓死捍衛”，恰恰是建立在它把一切異端都視為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惡魔這原始的宗教觀念基礎之上的。把異族、異神視為死仇，這是原始文化狹隘性的特有產物，它與巫術時代的神鬼觀念相結合，使得一切異神、異端都被視為隨時隨地禍亂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這種原始觀念為後人所承襲，例如英國學者羅素說：“在基督教歐洲，……那些異教神早已被認為就是基督教魔鬼學中的惡魔”；“聖·奧古斯丁認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這些惡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們的著作中，‘惡魔’就是指異教神。”與西方中世紀的情況相類似，在我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也長期流行將異教、異端視為魔鬼，以及必須用最殘酷的方法將其剿滅的觀念。比如人們普遍認為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的教徒都淫邪無比、行如狗彘，所以當其陰謀敗露後對他們義正辭嚴的神聖判決就只能是：
廢其居，火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盡其辜！
可見，在這種自古以來的信仰體系之中，所有異端既然必定是邪惡萬端的牛鬼蛇神——於是，對他們的一切慘無人道的“橫掃”、“砸爛”、“抄家”、“火燒”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功德無量的聖業。
二、原始野蠻性在“文革”中重新爆發的化動因和社會條件
上一節說明瞭野蠻性和殘酷性在原始文化和中世紀文化中的種種文化功能，由此可以知道，野蠻殘酷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中何以須臾不可或缺、甚至成為無上美德的原因。很顯然，這種文化機理原本僅僅是與原始文化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需要相契合，而不可能為後來一切比較文明的社會形態所接受。但是由於人類的發展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所以也就出現了在原始社會以後很久，仍然不時有由原始信仰的蠻性遺留引發的暴行。例如近年盧旺達內戰中血腥的部族仇殺、美國“人民聖殿教”教徒的集體自殺等等。然而，儘管現代世界還不可能完全杜絕這類悲劇事件，但是卻有足夠的力量遏制它們的流行，因此像“文革”那樣充滿了“蠻性遺留”而又能夠在現代的整整十年間統治了近十億人民的龐大“運動”，它的順利生成和席捲天下就更顯得似乎不可思議。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規模的向原始野蠻狀態的“返祖”狂潮呢？
我們說，這種籠蓋整個社會的原始野蠻性的再現，需要以基本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的全面“返祖”為前提，大致說來，這些必然的社會原因和深刻的心理條件主要包括：
第一，與原始文化極為相似，整個社會完全淪入“牛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壓迫之下，在這種萬分可怕的世界之中，人們只有用盡一切最野蠻殘酷的手段，才能抗禦牛鬼蛇神的威脅而獲得生存的希望。
早在1959年，毛澤東在自己的《讀報詩》中就無比明確地宣稱中國大地充斥著無數牛鬼蛇神：“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而在“文革”中，當這一基本判斷被膨脹為全社會至高無上的準則(即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處處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和吞噬一切的警號時，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也就充滿了對這種虛幻威脅的極度恐懼，人們如同在原始時代和中世紀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樣，極盡想像地描述牛鬼蛇神的“醜惡嘴臉”、“蛇蠍心腸”，賦予他們最狡詐、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們得逞之後“千百萬人頭落地”這最恐怖血腥的圖畫日夜不停地恐嚇自己和周圍的每一個人。在這個巨大的“魔場”之中，億萬人唯一的希望當然就只能是憑藉與牛鬼蛇神的血腥搏鬥而為自己拼得生存的空間，用“文革”中流行的話說就是“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而這種邏輯就與中外各種上古創世神話中“殺魔創世”、“殺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幾乎一模一樣。所以在“文革”中，這種殘酷野蠻的殺伐成了最光榮、最神聖的行為，例如北京紅衛兵創作的《紅衛兵組歌》開宗明義對之的歌頌：
朗誦：戰鼓響，烈火熊，殺聲起，軍旗紅。沖天霹靂泣鬼神，殺出英雄紅衛兵。……黨給一身造反骨，唇槍舌劍殺氣騰。主席親手授戰旗，小將高唱《東方紅》。齊誦：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殺！殺！殺！嘿！！
而當“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殺”、“殺向帝修反”、“殺上大批判的戰場”等成為億萬人生活之基本內容的時候，極度瘋狂的野蠻和殘酷性對整個社會的籠蓋也就是必然的。
上節指出：原始先民把無數嚴酷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人格化為無比兇殘狠毒的牛鬼蛇神，並且認為只有用同等野蠻、甚至更為殘酷的手段才能抗禦他們的侵害。而原始文化的這一準則同樣成了“文革”時人們的基本思維邏輯，所以人們極盡想像地將一切最惡毒卑劣的稟賦扣在“牛鬼蛇神”頭上，並以此為前提而激發自己去搜覓和發明出無數殘酷野蠻的手段、以置牛鬼蛇神於死地。例如紅衛兵、造反派用各種殘酷的“黑巫術”(人類學將各種降災巫術稱“黑巫術”，比如馬道婆用戕害紙偶的辦法殺人，又比如紅衛兵在人的姓名上打×、“剔鬼頭”、向“黑幫”頭上倒糞水等等)以摧殘和折磨“牛鬼蛇神”，再如紅衛兵戰歌中發誓要對劉少奇抽筋剝皮、揪下腦袋當球踢；以及火燒、油炸、炮打、砸爛、橫掃等等無數野蠻詛咒和施暴的鋪天蓋地。在“文革”中，“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等等竭力激發人們對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號成了最流行的行為準則，不僅一切暴行都在“對牛鬼蛇神實行專政”的旗號下變得神聖無比，而且人們更絞盡腦汁想像著牛鬼蛇神和階級鬥爭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想像著這些惡魔傾覆天地的滔天大罪。於是，對他們捕風捉影地羅織罪名、挖地三尺地審查圍剿、“無限上綱”、株連九族等等最瘋狂、最怪誕的野蠻行為，也就都成億萬人生存所必需，因為只有這樣，整個世界才能從“妖霧又重來”的無比可怕威脅中得到拯救，這就象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強調“異端分子可以不予寬容”時陳述的神聖理由一樣：
他們罪孽昭彰，因此不但應該把他們逐出教會，而且還應該處以死刑，把他們從世界上消滅掉。……聖傑羅姆(譯注：中世紀教會四大學者之一)說，並且我們也讀到：“腐肉必須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須扔出羊欄；免得整個牲畜棚全波及到，亞裡厄斯(譯注：宣傳上帝不可知和基督為人的學說，被目為異端)不過是亞歷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於沒有立即把它撲滅，一場大火使整個世界遭到浩劫。”
只有最殘酷地剿滅牛鬼蛇神，整個世界才能免於“浩劫”，同樣神聖而殘酷的邏輯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論依據，例如林彪所說：
經過這一個亂，就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頭目，和四舊，打得狼狽不堪。……不經過這樣的大運動，要想取得這樣的結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夠打倒他們的。運動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們就要公開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整個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們，將來還要大流血，他們得了勢，就會要實行大白色恐怖來鎮壓革命群眾，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提醒我們的：“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為了抗禦如此可怕的威脅，一切暴行和虐殺就都是理所當然的，而任何寬容和理性的法律則是對罪惡的縱容，這就象中世紀“神聖法庭”的無限淫威一樣：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機關管轄，並享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權力，即作出不容申訴的判決和把反對他們的人送進火堆。……仁慈的上帝對這些人下了判決，想把他們投入油鍋，要他們永遠沉在油鍋深處，以自己的殘狀和號叫，來娛樂上帝。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想方式。熱心不夠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這種思想方式。
由上面的這些神聖審判還可以知道：任何對神明和聖物禁忌性可能的觸犯都是一切異端罪中最嚴重的一種，因此都必須受到極刑的懲罰，例如人們對這些觸犯的聲討和詛咒：
彭(真)、劉(仁)反革命政變集團，一貫頑固地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猖狂地反對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徹底肅清舊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流毒，斬斷他們伸向各個領域的黑手，……“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個空前規模的群眾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鬥爭的新高潮已經來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擂起戰鼓，吹響衝鋒號，向劉、鄧資產階級黑司令部，向彭、劉反革命政變集團發起新的總攻擊！……絞死彭真！槍斃劉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又比如江青的切齒詛咒：“劉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
第二，從古代的民族、宗教、政治仇殺到“文革”，其社會環境完全為兇殘暴戾所籠蓋無餘，從而形成了巨大而瘋狂的“魔場”。在這個“魔場”中，人們所稟賦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環境因素的最強抑制而急劇萎縮，相反，野蠻的“集體無意識”因素則因為受到“魔場”的狂熱召喚和劇烈共振而猛烈膨脹和爆發出來。
前引費爾巴哈對人性的描述：“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會所要實現的，是以其富於人性的外在環境抑制和滌除每個成員稟賦中的獸性；而野蠻和非理性社會所從事、甚至所熱衷的，則是完全相反：它強迫人們埋葬自己心靈中善良的人性，同時從中竭力發掘出原始的獸性，並把它們弘揚開來、彙集到全社會的野蠻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們在瘋狂的環境誘導和壓迫下把自己變成魔鬼，其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後仍然經常夢見自己又變成了魔鬼；蕭乾先生所說在“反右”運動中，善良的人也學會了“張牙舞爪”；楊絳女士所記社會科學院家屬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對“牛鬼蛇神”們施虐的“極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紅衛兵敘述他在四川“大串連”時的經歷：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樣挨餓受凍，而是我看到一個女紅衛兵把一支點著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著雙眼、五花大綁的走資派的耳朵裡。鞭炮響了，走資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亂叫。我曾責問這位女紅衛兵，這樣做是不是太狠了點，她說，這是我們的敵人，這樣做是輕的。
一位“文革”經歷者回憶：
群眾運動中一些獸性的毀滅狂，很令人震驚。例如，平常學生跟老師是很好的，為什麼突然去打老師；為什麼十幾歲的小女孩拿雙槍，毫不膽怯。我認識一個十幾歲的初中男學生，原來品性很純，他在文革中殺死過七個人，還津津樂道的向旁人講述他的殺人業績。很殘酷，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那個時候我覺得恐怖，我不敢回學校，只有整天躺在床上想：這些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業績到底是怎麼回事？內心的困擾無法擺脫，很多問題直到現在仍然不能明白。
這類例子說明罪惡的社會氛圍對人類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剷除。而“文革”時的這種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實更加令人髮指，就是因為“文革”是將“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實現這種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來任何個人的殘忍心理變態更具罪惡而巨大的魔力。
“文革”時隨處都可以看到，“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處處都有”的瘋狂社會環境如何對無數人們相互仇恨心理和相互虐殺行為給予的最大限度激發：
學校裡肅靜不下來，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個同學沒事的時候在窗臺上寫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下邊“毛澤東思想”沒寫，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後來，不知誰擦了沒擦乾淨。過兩天不知誰又在後面寫了“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結果話就連上了。有個女同學見了大驚小怪地叫：唉呀，你們看，這是反(動)標(語)！那時候人人戰戰兢兢呀，已經動用專政機關啦。結果當天下午就把我們那個同學揪出來啦，反革命啊！……全系一個一個開著批判會，那駐軍呢在上面喊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已經深入到我們班裡來，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馬列主義的實質就不能有任何私情。
“文革”中一切具體的暴行，其殘酷性最終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階級鬥爭處處都有”、“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這統治著全社會的瘋狂信仰及其所產生的無比強大、無處不在的環境壓力，其殘酷性才是無限的；它惡性膨脹的結果，才是能夠吞噬一切人類之愛的最野蠻、最兇殘的“魔場”，才是無邊無際的罪惡之海。
與文明和理性社會對人們之間友愛、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揚正好相反，蠻性社會所從事和熱衷的，是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仇恨。而當這種環境強大到抑制一切的時候，人們本性中對快感的追求就只能以“迫害狂”這種罪惡的形式表現出來。只能在殘暴和施虐中得到快樂，這本是野蠻時代的文化現象，例如上一節所舉原始人對於異族“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個頭皮，鳴一回得意”，這後來也成了中世紀宗教裁判懲罰異端時的心態，例如啟蒙主義者所描述的：
慈悲的上帝……判處大多數人永遠受罰，以警戒他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犯規行為。上帝以其不可思議的仁慈強使這些行為繼續到永遠，以便有永遠焚燒犯罪者的歡樂。……有些人甚至認為，上帝本來是不會註定任何人到地獄受苦的，他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的妻子(指教會，按《聖經》：上帝與教會的關係是夫妻的關係——譯者)開心。
類似的從野蠻和施虐中得到快樂在“文革”中亦多至無數，例如紅衛兵在“抄家”、“破四舊”、“揪鬥”、打砸搶時的歡呼雀躍、爭先恐後；再如在四川成都市的武鬥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後，“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打破頭顱，血噴湧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者的臉)。”又如北京某中學一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臺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數不勝數的“大批判”中，人們總是把“砸爛”、“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層地獄”等等一切極端殘暴的語言傾瀉在受害者頭上，並由此而使自己得到勝利者的滿足，以致於“大批判”競成了許多人樂此不疲的職業。這類施虐快感的產生仍然源于與原始文化和中世紀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僅以“大批判”中的筆名和各紅衛兵組織名稱這“文革”中極普通的現象為例，這些名稱不僅常常最強烈地宣洩出對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使施虐者由此而體會到自己的神聖、強大和異端者的極端卑弱無助，從而獲得最大的光榮和施虐快感。
第三，在上述兩項原因作用下，“文革”對其所信仰神明的“無限崇拜”、“誓死捍衛”同歷史上以捍衛本族神明為目的的種族戰爭和宗教戰爭相類似，有效地復活了人類在原始時代對異族和異神的野蠻仇殺。原始時代人們以異族和異神為魔鬼、為死仇，反過來說，也正因為這種敵視和仇殺是建立在人類社會一種曾經具有根本意義的信仰之上，所以其仇恨程度也就是最為深刻的，而這種仇恨的爆發形式也是最為野蠻殘酷的。又因為這種仇恨在人類歷史中具有最深遠、最神聖的原因，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後，它也仍然以極崇高的面目而喚起人們的宗教狂熱，並導致幾千年中始終不斷的種族仇殺和宗教仇殺。例如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都要通過神聖的宗教儀式以使其每一部落成員“不忘血淚仇”(“文革”中亦極其頻繁地舉行憶苦會、批判會等神聖儀式以實現類似的目的)：
(宗教儀式中，巫師)必須背誦創世紀，講述與外氏族的戰爭，每次戰爭死多少人，應該履行血族復仇的義務，……涼山彝族在打冤家(王毅注：當地把部落之間的血腥仇殺稱為“打冤家”)前夕，必須請巫師講家支歷史，講與敵對家支的仇恨，巫師邊說邊泣，……聽者也隨聲哭泣，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由於原始崇拜(以及後世許多繼承了其精神傳統的宗教文化)的極端狹隘性，所以這種野蠻的仇殺不僅流行於異神、異族之間，而且同樣流行於同族同教的不同分支之間。西方的例子比如啟蒙主義者對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描述：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維方式。……各教派永遠和到處都是相互仇恨、迫害和殘殺；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情況將繼續到世界末日，如果教會存在到那時的話。
我們說，“仇恨、迫害和殘殺”之所以是那時整個社會的“死結”，乃是因為它們是原始文化和中世紀宗教文化極端狹隘性之必然的、永遠源源不斷的產物。類似的冤仇日積、永無寧日在中國的例子，比如舊時長期在彝族中流行的詛咒巫術(當地稱為“撮日”)，使同族之間的相互仇恨和恐懼等等陰暗心理不斷蔓延和膨脹：
作為“黑巫術”的“撮日”……有很大的迷信力量，一般人相信他會給對方帶來災難，甚至死亡。如果對方進行反咒，也會解除，甚至使咒人者自食其果。所以咒人者雖可以因之解恨，也會怕對方反咒而不安。由於“撮日”是公開的，積冤之家往往立即報復，如此又迫使咒人者採取相應的措施，如此一咒一反，若無中人調解，就會連綿不止，不論何方一旦發生不幸之事，就認為是對方詛咒所致，甚至擴大懷疑面，涉及他人家。本無對立面的人家遇有不幸之事，也往往認為有人咒他。這樣連鎖反應，會使整個地區一時都陷入巫術恐怖之中。
可見，在原始信仰的基礎上，人類之間的相互仇恨永遠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抑制。
這類由於信仰的原始狹隘性而導致不可抑制的同族兄弟相鬩以及全社會間的敵視和恐怖，其在“文革”時重演的最典型例子，莫過於瘋狂席捲全國的“派仗”和“武鬥”。“文革”時派仗和武鬥的蔓延當然有許多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如果從宗教文化的層面來看，則顯然與全社會信仰心理的極端狹隘性、以及由“無限崇拜”、“誓死捍衛”導致的對異端的極度仇恨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在人類歷史上，一切宗教的狂熱必然導致部族、教派之間的誓不兩立和血腥仇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這一通則的原因也就在於：在原始文化中，信仰的極端狹隘性與人類的相互敵視是一對根本的“伴生基因”，因此人們在繼承“無限崇拜”的宗教狂熱的同時，也就只能無可選擇地將這種伴生基因原封不動地一併繼承下來。所以原始時代部族戰爭、血親復仇的遺毒在後世的“打冤家”、宗教戰爭、宗教恐怖主義等等從古到今的中外歷史中不斷延續。在對我們民族文化影響更為巨大的的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民間宗教史上，這類例子同樣不勝枚舉，例如東晉“五斗米教”領袖孫恩造反時“宣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北魏時的劉靈助以道教方術為號召而率幽、瀛、滄、冀數州民眾造反，“從之者夜悉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後來典型的例子，比如明清時代白蓮教一直是被朝廷視為邪惡異端並遭其殘酷鎮壓、極力醜化的民間秘密教派，但是白蓮教內部亦同樣相互分裂、彼此敵視：“蘇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後(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又如白蓮教的分支之一“羅教”在被正統佛教視為異端和“邪教”的同時，反而又將自己從中發源的白蓮教視為死敵：“你行白蓮是邪宗，萬剮淩遲不稱心！”——總之， 在蒙昧主義和暴民專政的環境中，一切可能的異己者都必然要受到滅絕性屠殺(“諸村共屠之”)、“萬剮淩遲”等等最殘酷的懲罰。也正是因為這種邏輯的一脈相承，所以直到下距“文革”僅6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民間宗教中的這種黨同伐異和教派分支之間的刻骨仇恨，依然按照上述自古以來的規律而又一次強烈爆發出來。
發源于原始文化的極端狹隘性和無比強烈的黨同伐異、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於異端的極盡殘暴，既然始終是上古以來一切宗教迷狂的基本屬性，那麼，當“無限崇拜”等等狂潮在“文革”中再度席捲天下的時候，尤其當它是與“群眾運動”的空前普及和空前狂熱一同膨脹時，群眾組織之間的尖銳對立和血腥仇殺就是絕對不可避免。由於兩者內在規律的相通，所以“文革”的武鬥和派仗等等血腥仇殺在許多基本的特質上，都幾乎完全是歷史的重演。例如：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的盲目性、幼稚性和狂熱性，參加者的崇高感、犧牲欲和嗜血欲，籠罩整個社會的迫害狂，以及它不可遏制的瘋狂性(不論“文革”的領導者怎樣善意而焦灼地反復號召“要文鬥，不要武鬥”；“要團結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也正因為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具有如此久遠和空前廣泛的社會文化基礎，所以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讓殘酷和野蠻的毒質統治了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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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毛澤東的“打鬼戰略”及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作者：王毅
王毅，1954年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
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民間宗教、古典園林、古典版畫雕塑、“文化大革命”機理等等。近二十年來主要從事對中國專制社會晚期制度形態的研究，已經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內容包括對下列問題的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法權關係、法哲學、行政權力運行體制、制度結構的演變機理、國民政治訴求模式和社會行為模式、“權力經濟形態”及其法理基礎、賦稅體系的運行機制及其演變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說明：中國傳統政體與憲政政體的制度分野。
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全面、公開爆發是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為標誌的，而這篇社論的題目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人類歷史上，除了“法西斯”之外，恐怕再也沒有別的字眼比上面短短的幾個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因為它們的每一筆一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無辜者的慘遭屠戮和橫加在億萬國人頭上無盡的苦難。在經歷了那樣巨大的犧牲之後，誰能說我們不應該認真瞭解一下這幾個字的淵源呢？借用費爾巴哈的話說：“鬼怪是過去的陰影，鬼怪必定將我們引回到這樣的問題：在那鬼怪還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者時，它曾經是什麼？”
我們說：“橫掃牛鬼蛇神”決不僅僅是對“文革”內涵的簡單形容和文學化的比喻，而且更是一種具有深刻意義的政治－文化戰略。本文中將要敘述的自５０年代末開始，直到“文革”時瓜熟蒂落、由毛澤東親自制定，反復申明的“打鬼戰略”，就可以對此給予確鑿無疑的證明。
一般說來，人類文明既然是從原始時代演化而來的，那麼後世就或多或少總要遺留有那個遙遠時代的觀念及其文化現象。因此現代社會的人們仍然襲用某些有關鬼怪妖孽的語言風俗、文藝素材等等，本是最平常的事。然而也正因為人們進入了現代社會，所以這種襲用總是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範圍之內（例如有關神話題材的文藝作品），而決不會籠蓋整個社會文化形態。因而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總體面貌即如馬克斯·韋伯所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智化，總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時代。”然而與現代文明這種“祛除巫魅”的進步趨向完全相反，自５０年代末開始，“牛鬼蛇神”的陰影逐漸籠罩了整個中國大陸。
在現代中國，“牛鬼蛇神”原來主要是指一些流傳很廣的傳統小說、戲劇的內容，而其演變成一個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並且關係整個社會文化走向的概念，則是從５０年代後期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和著作中開始的。例如在１９５７年３月８日《和文藝界的談話》中，毛澤東與文藝界的負責人和著名演員反復談了“鬼戲”的問題，他說：“我不贊成牛鬼蛇神，讓他演出來批評一下；……一些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我們看《封神演義》不是牛鬼蛇神嗎？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裡有也不希（稀）奇。……社會上牛鬼蛇神很多麼！中國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來看看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毛澤東在談鬼戲的時候，已經一再指出社會上有牛鬼蛇神，而且很多。４天之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中，一方面重申了可以有一點牛鬼蛇神戲的觀點，同時再次鄭重提出批判錯誤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的問題，這就是後來被《五·一六通知》奉為“文革”指南的那段著名語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
數月之後，對“大鳴大放”的鼓勵急劇轉變為殘酷的“反右鬥爭”，而這轉變的背景之中，就包含了毛澤東對“牛鬼蛇神”的判斷有了重大的發展，所以在他親自撰寫的《人民日報》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篇著名的“反右”綱領性文獻中，他用了“呼風喚雨，推滔作浪”，“黑雲亂翻”等等人們通常用來形容魔鬼的語彙，用以指斥“資產階級反動右派”之惡毒。接著，他又直接用最嚴厲的口吻把他們宣判為十惡不赦的惡鬼，並號召民眾“殲滅這些醜類”：
本報及一切黨報……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一邊動手殲滅這些醜類。……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在這個號令下，人們對“右派”的批判討伐，很大程度上成了把他們判定為極其兇惡詭詐的野獸和魔鬼的指證，僅以當時《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大量大批判文章的駭人標題為例：
《張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見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人民日報》）
《斬斷張伯鈞戲劇界的魔爪》（見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人民日報》）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見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人民日報》）
《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見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日報》）
《江蘇搜出了一個狼窩》（見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報》）
《真理的烈火要燒毀牛鬼蛇神》（見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人民日報》）
《……福建民盟又叉著了這條兇惡的毒蛇》（見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報》）
《掃清工程技術界的牛鬼蛇神》（見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日報》）
《一條毒蛇——右派分子伍俊卿》（見《中國青年》１９５７年第１６期第１２頁）
與此相輔而行，報刊上還非常流行用繪畫將“右派”描繪成各種醜惡兇殘的魔鬼和野獸。比如：著名詩人汪靜之等人將“右派”指證描繪為“吃人血的狼”（見《新觀察》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第５頁）。又比如：“反右運動”中，將資本主義以及章乃器等“右派”統統指證為魔鬼。顯而易見，諸如此類的討伐已經遠遠超出了理性批評的範圍，而是一種充滿“巫魅”氣息、近於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法庭對異端、異教的審判和詛咒了（詳見拙文：《“大批判”與詛咒巫術》，《香港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９６年春季號）。
根據陳晉《在“不怕鬼”的背後——毛澤東指導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後後》（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辦：《黨的文獻》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６７－７４頁）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１９５９年春天以後，毛澤東的“打鬼戰略”有了重要的發展。在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５日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他指出：從去年８月起，出了兩件事，一是臺灣問題，一是西藏問題。為了應對由此產生的國際局面，毛澤東強調：“我看要奮鬥下去，什麼威脅我們都不怕。”說到這裡，毛澤東引用了中國志怪小說《聊齋志異》中的一則故事，並總結說：“《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知道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這是毛澤東在重要的會議上第一次把境外的敵人稱之為鬼。接著，在同年５月６日接見十一個國家訪華代表團和駐華使節時，毛澤東用更明確的語言說：“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到：“中國小說裡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四天后的５月１０日，毛澤東在會見民主德國人民議院訪華團時又說：
馬列主義教我們不怕鬼。資本主義這個鬼確有其事，不過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蔣介石這個鬼也不小，在他以前還有袁世凱、清朝皇帝等鬼。……紐約、倫敦都有。
毛澤東這些講話有幾點重要的意思：１、資本主義是鬼；２、自己的一切敵人都是鬼；３、鬼遍佈於世界的各個角落；４、他自認為“不怕鬼”是馬列主義的重要原則。還需要注意的是：在這裡，毛澤東不僅把境外的敵人視之為鬼，而且把境內過去的敵人也視之為鬼。
大約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實施《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編撰工作：他指示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專門落實這項任務。此事即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所長何其芳具體負責。至１９５９年夏天，書已基本編成，其內容是從中國歷代小說中選出的各種敘述人們如何不怕鬼、並且能夠驅鬼除妖的故事。何其芳隨即把此書初稿呈送毛澤東，毛澤東閱後，曾節選出其中一部分，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全會上印發給與會者。
不久，在１９５９年夏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鬥爭爆發，《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因此而一度終中斷；但是同時，這一間歇也使毛澤東能夠結合“廬山會議”以後的形勢，將其“打鬼戰略”中增添進了最為關鍵的內容。
１９６０年，毛澤東指示何其芳將《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再加精選、充實，並詳加注釋（因為原文是比較古奧的文言）。全書定稿後，何其芳請毛澤東親自撰寫序言，以說明編選、出版此書的深意。毛澤東指示何其芳先起草一篇，再呈他審閱。於是何其芳幾易其稿，寫了一篇近萬字的序言，並呈送毛澤東。毛澤東閱後，於１９６１年１月４日召見何其芳，談了打鬼“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的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並特別囑咐何其芳將他的這個意思補寫進序言。談話結束前，毛澤東又告訴何其芳：他最近寫了幾首批判修正主義的詩。這幾首詩後來何其芳讀到了，其中之一有這樣幾句：
反蘇憶昔鬧群蛙，今日欣看大反華。
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
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
毛澤東此詩中至少有兩個重要的思想值得注意：第一，他認為自己是被“千重”、“萬種”的凶神惡鬼包圍著；第二，與１９５７年將“右派”視為“魑魅魍魎、牛鬼蛇神”、以及１９５９年初主要將境外的敵人和西方國家視為鬼魅相比，此時毛澤東眼中的魔鬼不僅完整地包含了國內與境外這兩部分敵人，而且已經將他們相互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何其芳回去以後對《序言》做了修改。１月１６日，他將修改後的《序言》呈送毛澤東，並附信說明自己增寫的部分“缺乏警策之處，……只有請您審閱後加以刪改。”毛澤東收到修改稿時，正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１月８日會議的講話中，他向與會者談了這本書，並說：“我也６０多歲了，我就是不怕鬼，我們很快要出版一本書。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審讀了《序言》的修改稿之後，又親自執筆在其結尾處增寫了一大段綱領性的文字：
這本書從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編成。那時正是國內修正主義起來響應國際修正主義、向著黨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們決定將本書初稿加以精選充實。……一九六○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党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需要打鬼，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也就顯得更有必要。當著黨的八屆九次中央全會於１９６１年一月作出擁護莫斯科會議的聲明的決議和對國內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制訂了今後政策、打鬼的戰略戰術都已較前更為明白清楚的時候，我們出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會那麼警世駭俗了（王毅注：本文中的黑體字是我標出的）。
很顯然，毛澤東是把“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需要打鬼”這一對社會性質的基本判斷，作為戰略性的綱領提出來的，而他在這裡胸有成竹地宣佈的“打鬼的戰略戰術都已較前更為明白清楚”，則空前明確地預示著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鬼運動”即將到來。
１月２３日，毛澤東再次召見何其芳。見面後他對何其芳說：“你寫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繫起來了。”隨即把上面一段念給何及在座的人聽，然後又將手稿給大家傳看。之後，毛澤東對何其芳說：“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就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他讓何其芳再增加幾句，講半人半鬼的問題，並具體指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何其芳臨走時，毛澤東囑咐他把稿子謄清後再呈他看。何其芳連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將《序言》改好，在１月２４日早晨讓人呈送毛澤東，並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據您修改的稿子修改謄清打印出來了。只有一二處按照昨天（胡）喬木同志（王注：胡喬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意見稍微作了一點文字上的變動，‘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幾句，不知合適否？送上請您審閱。”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這裡所說的文字上的變動並非無關緊要，因為我恰巧供職于何其芳曾任所長的文學研究所，所以有機會見到了毛澤東的這份手稿，將手稿與後來正式出版時署名何其芳撰寫的《序》相比較，毛澤東強調的“需要打鬼”、“打鬼的戰略戰術都已較前更為明白清楚”兩句被刪去了，這可能是因為胡喬木等人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用如此直露而嚴厲的語言披露出“打鬼的戰略”還不太適宜，而且與《序》的署名作者何其芳的身份地位不相吻合。但是，今天的讀者不難看出：正是這些嚴峻的話語，才最真實地表現出毛澤東的戰略思想。
１月２４日當天，毛澤東就審完了這份稿子，並立即交付何其芳。他在何的來信旁邊覆信：
何其芳同志：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付印前，請送清樣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周揚、郭沫若五同志一閱，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再翻書。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週報》上。此書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進行的整風運動的幹部們閱讀，以上請酌辦。
一望可知，毛澤東是把《不怕鬼的故事》、特別是經他多次口授、親自反復修改的該書《序》，作為自己的戰略綱領而鄭重地向全黨、全國和全世界發佈的。為了更清楚地瞭解毛澤東“打鬼戰略”的內容，除了上面抄錄的他親筆加入的文字之外，我們不妨再抄錄這篇《序》中的一段：
……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及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復辟，……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它們或者窮凶極惡，面目猙獰，或者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其變化多端和詭異的程度，可以使過去的故事裡的鬼相形見絀。……還有一種“半人半鬼”的人，他們不是被改造為完全的人，就會走到完全的“鬼”。當著他們還是“半人半鬼”的時候，他們反動的一面也同其他“鬼類”一樣總要為祟，總要搗亂。
顯而易見，這裡不僅把眾多國際的政治力量和國內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等等統統視為魔鬼，而且更進一步強調了魔鬼們“窮凶極惡、面目猙獰”、“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十惡不赦的稟賦和無窮詭詐的伎倆。如果說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法庭以“魔鬼幫兇”的罪名將幾十萬無辜者推上火刑場的歷史，在幾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會使人怵目驚心的話，那麼，每一個還記得自己數千萬同胞是怎樣背著“牛鬼蛇神”的罪名和永世的屈辱被“橫掃”進墳墓的中國人，在僅僅隔了三十年而重讀當初這份“打鬼戰略”時，難道不會毛骨悚然嗎？
《不怕鬼的故事》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準時於１９６１年２月正式出版。因為這本表面上貌不驚人的小冊子實際上是一部戰略性的著作，所以後來毛澤東曾多次談到它。例如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４日會見某國訪華代表團時，毛澤東在重複了此書《序》中的一些觀點之後，問客人是否讀過此書的英文版或法文版，並表示要將此譯本送給他們。又說：“那裡面說帝國主義是大鬼，某某某是半人半鬼，某某是個鬼，別的鬼還沒談到，那是１９５９年春天編的嘛！”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不怕鬼的故事》出版之後不到一年時間裡，毛澤東心目中魔鬼的範圍再一次擴大了。
在此前後，毛澤東還多次鄭重向中共領導人灌輸了他的“打鬼戰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他兩次批示將自己的《讀報詩》（即前引“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等等）“發給到會的同志們”；“印發各同志”。而幾個月之後的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澤東即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著名的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澤東又寫下了一段著名的文字，以無比明晰的語言說明瞭“階級鬥爭”與“打鬼戰略”之間的關係：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
這期間，毛澤東為了在全國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亦即“文革”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預演），又反復闡明瞭“階級鬥爭”與“牛鬼蛇神”的關係，例如他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１９６３年５月）中說：“這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點是什麼？要點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隨後又說：“我們在農村中十年沒搞階級鬥爭了。……‘四清’能搞出很多貪汙盜竊、牛鬼蛇神，公安機關搞不出來的，‘四清’能搞出來。”不難看出：毛澤東在這些指示中提出的撇開常規國家機器，而用“運動”的方式清除他滿眼看到的“牛鬼蛇神”，這已經十分接近“文革”的主旨了。所以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就曾明確敘述過這個履薄堅冰至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橫掃牛鬼蛇神”就成為億萬人民必須投身其中的最神聖事業，例如姚文元在《評“三家村”》中的號召：“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決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
總之，作為“文革”的綱領，“橫掃牛鬼蛇神”的產生經歷了長期的醞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牛鬼蛇神”的外延不斷擴大並且日益清晰，而且所有這些敵人的政治定義、文化定義和人格定義，更被日益確鑿地賦予魔鬼身上的一切品性。因此，在經歷了長達十年之久、而又極為嚴肅的準備之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的全面爆發也就是必然的了。
〔根據《“文化大革命”與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蠻性、蒙昧性與瘋狂魔力是從哪裡來的》第二章（“橫掃牛鬼蛇神”與驅鬼巫術）第二小節改寫而成，刪去了原來所有的引文出處注釋。〕
來源：王毅：《“文化大革命”與原始文化——“文革”的野蠻性、蒙昧性與瘋狂魔力是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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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對“走出歷史三峽”的意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毅訪談（上）
要點：
1如果沒有法律來限制權力
社會可能將黑社會化
2兩千年“秦制”的核心就是“權力決定一切”
3滿天飛的市井傳聞無助於構建民眾的理性思維
4中國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線還遠未建立起來
核心提示：我有個英國朋友，文革時來中國學中文。後來我問她第一次來中國時對什麼印象最深？她說來之前，想像中國是最純正的“社會主義”，理應是平等社會的楷模，沒想到非但不是楷模，相反到處可見的不平等比資本主義的英國嚴重得多，所以印象極深。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毅文字實錄，整理：楊超，王毅老師擬定原標題：《從一本法律新書談談法治對“走出歷史三峽”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毅訪談錄》
嘉賓簡介：王毅，1954年生於北京，197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曾發表文學、史學、哲學、宗教、藝術史、古典園林、西方音樂文化、“文化大革命”研究等方面的著述，2007年出版《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一書，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評價，2012年9月出版《法律制度與“歷史三峽”》。
中國轉型阻滯障礙在於法律和稅收體制
鳳凰歷史：請談談您的新著《法律制度與“歷史三峽”》（法律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您在大學讀的是文學系，那麼為什麼現在要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更具體來說，您為什麼要著重通過法律史、中西法律制度的分野，來分析中國的命運和歷史走向等等問題？
王毅：為什麼寫這本書？因為我們文革結束後上的大學，當時氣氛跟現在很不一樣，經歷了文革這樣長達十年的民族災難，每個人都有很深的感觸，切身體會到1949年後怎麼一步步走到文革，邏輯關係很清楚，大家都希望翻過這一頁，有一個新方向，包括改革開放，前提是有新的認識，即要啟蒙，要重新認識世界的方向。當時幾乎每一個念書的人，尤其是做人文學科的人都認為應該有新的思想啟蒙，中國為什麼會有文革？很多人覺得是因為意識形態中傳統糟粕沒有清洗乾淨。所以回顧80年代，當時的社會思潮，人們讀的書，多是哲學、倫理學、美學等等，認為這些是最前沿的東西。一直到現在都有這樣的說法，中國為什麼轉型不成功，就是因為“封建思想”延續至今。1980年代大家都這麼認為，所以對西方社會思潮，社會倫理學等都很熱衷，總之是以為“新思想”抑或“舊思想”占了統治地位就能決定中國能否現代化。
“文化熱”在八十年代末戛然而止，這伴隨非常痛苦的大變局。另外就是以前誤以為文革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不可能再回來。那麼大的災難，付了天大代價，雖然很多事情中共沒有說清楚，但是痛苦人人皆知，包括鄧小平在內，所以認為鄧小平這些經歷過文革苦難的人執政後，文革不可能再發生了。但八十年代末的事實表明並非如此，所以就要考慮為什麼有這樣的輪回？從學理而言，從清末開始中國走了那麼長時間，付出那麼大代價，就是走不進現代社會，癥結在哪裡？這需要清理我們以前的認知，看看有什麼地方不對或偏頗了。
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一天一個樣，但同時與“制度文明”的反差也越來越強烈，經濟快速發展是與權力越來越沒有制約並行的，社會的不公正日益突顯，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對社會財富的掠奪越來越強勢。1980年代大家考慮的基礎是中西之間文化上的異同，當時的文化熱努力對此進行了梳理，但事實證明這個方向上的認識距離能夠說明中國現代化的曲折根源差得很遠，社會轉型不成功的原因還遠未找到。
於是隨著不斷體認現實社會、不斷看書思考這些問題，我慢慢體會到：中國轉型阻滯，遠遠不僅來自“思想”等等表淺的層面，相反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體系大廈的問題，這個大廈是由經濟方式、行政方式、國民利益訴求方式、社會語言、制度倫理、信仰方式等許許多多的分支構成的，深及社會的幾乎每個角落，而其中最關鍵的支柱有兩個，一是法律形態和法律傳統，另一個是稅收體制。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所謂現代民主制度是很晚才有的，美國立國時離民主很遙遠，1787年《美國憲法》規定投票權只有擁有相當財產的白種男人才有；到將近一百年後的1865年《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廢除黑奴制度，但仍然僅僅是在法理上，由此再到黑人當上美國總統又是一百多年；英國這種傳統的王權貴族社會更如此；所以西方民主也是逐步實現的。但西方社會與中國的一個最重要不同，在於它有很深刻的“法治”傳統；而“法治”的核心，就是以國民與統治者之間政治契約（成文或不成文憲法）來管住權力，不讓它“肆意極欲”；用現在大家熟悉的話說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這個“法治傳統”，它與我們中國“秦制”以後以張揚和維繫權力地位和權力暴利的“法制傳統”是完全不同、甚至根本悖逆。西方至少從13世紀初《大憲章》就開始確定“法治”的方向、以後更發展出了一整套法治體系，於是不論權力的專制性如何不斷希望阻斷它，但方向始終不能改變。
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缺乏約束權力的法治傳統
從以前熱衷“思想”的意義到現在重視是否具有法治傳統，在認知上這是很大變化。舉個親身體會：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與妻子在英國中部的德勒姆市住過一陣，那時跑到周邊許多地方旅遊，可就是不知道身邊的該市大教堂在法律史、憲政史上有重要地位。而前年我與妻子又到英國旅遊時，就專門又去了一趟那座外形好像很熟悉、但其內質對我們很陌生的大教堂，這次去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看一下這個教堂檔案館裡保存的歷代不同版本的《大憲章》。為什麼《大憲章》會有那麼多版本？就是因為英國制度傳統曾明確要求每個國王登基而掌握權力時，都要重新頒佈《大憲章》、並且使用新國王的印璽來表示鄭重其事，來強調國王權力的前提在於尊重國民的法定權利、尊重法治傳統；否則的話，國民就有權動用一切手段罷黜統治者，所以一代又一代再次頒佈的《大憲章》都保存在檔案館裡。如果說“權力本位”、“官本位”是“秦制”以後中國的制度之本，那麼很顯然，“國民權利”、“法治傳統”就是他們的“立國之本”。他們有多珍視這個“本位”呢？舉個例子，二戰期間因為害怕“國寶”《大憲章》有任何閃失，所以專門將這些破舊的羊皮紙運到美國，放在重兵日夜守衛的美國國家中央金庫中珍藏，這才放心——拿這個世代相傳與我們世代的“權力本位”相比較，我就慢慢體會到，中國社會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能有效約束權力的法治傳統和法律制度；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根本缺失幾乎存在於、滲透到億萬國民制度生活的每個角落。
近代中國致力於社會轉型的這批人，如嚴複、梁啟超，他們對中國制度的癥結已經看得相當清楚，但問題是他們的思想之花沒有結出成功轉型之果。為什麼呢？重要起因之一在於：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人們認為按照這個路徑改變中國社會，這太慢了，什麼快？思想風暴，即用新思想把舊思想統統置換掉，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變掉那他就變成新人了。如魯迅就想改造國民性，造就新人，五四時期很多人都這麼思考，五四的口號也是這麼提的。但反觀西方，它的發展歷程並不是如此，西方社會的演變是逐步進行的，經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羅馬法復興、啟蒙運動等等，城鎮市民經濟的壯大等等眾多維度的逐漸進步，並且結合在一起，逐漸才有根本的變化。西方相信社會變革的漸進過程，相信每個小百姓站在自我權利立場上爭取自我利益，就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合力，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
以思想改造來改變世界是20世紀災難的一大根源
五四之後的中國人卻認為等不了那麼長時間，欲求速成，而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改變人的思想，以此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面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這種觀念熟悉極了，“徹底改造世界觀”，“造就無產階級新人”、“推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但問題就處在這裡，社會的整個架構沒變，文化環境、制度環境都沒變，這條路怎麼走？結論是只能用最先進思想，最便捷有效的手段，最能夠聚集社會資源的方式，最有力量的這套思想來置換舊的思想，這就是設計方案。
接下來所謂“先進思想”由誰來掌握？結論是要由一個先進種族或階級來全權“代表”先進的思想和世界模式，因為先進的東西一般民眾不能理解，必須要有先進種族（希特勒的說法）或階級來代表、來強制向世界灌輸，就是斯大林說的有鋼鐵意志、鋼鐵手段的特殊階層。掌握這套東西後你就天然和永遠是社會領導中堅，再通過高度強化的組織化手段和絕對至上的領袖等等，把這這些東西灌輸給每一個成員，每一個進入組織的成員都必須絕對效忠，不能有任何自我意識，以此為核心來啟動整個世界的改變。這一下，走上這個邏輯，這是20世紀世界災難的一大根源。這與西方靠循序漸進、水滴石穿而走出中世紀的方向正好擰著，正好相反。因為你說：因為你代表先進思想而註定是先進種族或階層，所以只有你有資格掌控全部政治和社會資源、有資格決定億萬人的命運和社會的方向，如果真是這樣，你真是代表永恆的公平正義，那再好不過；但萬一不是這樣，您打著先進旗號的同時卻依靠手中壟斷的無比巨大權力把一切利益都裝進私囊，那這個被放出魔盒、又用一切手段強化了的巨大權力誰還能收回去？而沒有人能管得住它，那全社會全世界不就要遭大難了嗎？現在說起來，這個邏輯的謬誤一清二楚，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人就是這樣，因為種種局限，不經過歧路和苦難，這個邏輯上的大誤你就是看不到，相反你曾經對它無比熱衷。
如果沒有法律限制權力 社會或將黑社會化
我在前面說了中國的大問題，一是法律制度，一是稅收體制。為什麼這兩大問題是關鍵？因為憲政法律要管的，是權力的取得和傳承、權力的運行都要在法治規範之內，都要在維護國民權利的基礎上，也就是現在大家說的“對於權力者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而“對於國民來說，法無禁止即自由”。而稅制要管的是：有權力的人取得社會資源的方式和規模數量要取得納稅人同意，納稅人有權力通過議會等制度性架構來監督權勢者，納稅人要求有剛性制度來保證政府不能亂花錢，稅收不能任意增長，有權者的利益和貪念不能打著國民利益的旗號，不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亂來、不能一拍腦袋就“辦大事”。這是西方的傳統，統治者向老百姓徵稅要有制度的剛性約束，議會是幹什麼的？議會最開始就是做這件事的，加多少稅國民能夠討論同意但限制條件是什麼？再加多少就不同意；如果統治者蠻幹，就要用強力手段來管制。所以法治和憲政型稅制這兩樣東西是現代社會的支柱，缺了任何一個現代社會就不可能建立。而經過中國這些年的實踐，現在大家是不是也越來越切身體會到了法治和稅制的重大意義？所以這種切膚之痛是與我們在學理上的梳理方向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法律來限制權力，權力就會無法無天，甚至導致社會的黑社會化，“重慶模式”就是眼前的例子；而如果財政稅收制度不能夠公開公正，再小的官員也能在黑幕之下鯨吞巨大的國民財富。
當然這只是大的框架，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與現代制度不吻合、相矛盾之處太多了，任何一點都不是小問題。比如買一件東西，發票上打不打交了多少稅，看上去是極小的事，但事實上是極大的事情。這種思路要求我們對現代社會的每一個制度細節都要比以前更深入的思考。為什麼沒有發票？為什麼不打上稅額？為什麼憲政國家征地拆房要有一套詳細的法律程序，必須嚴格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能拆房子。而我們現在是要拆你的房子，你要不搬走，晚上弄一幫黑社會來折騰你，嚇也把你嚇死。事實上，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通過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制度支點才能夠建立起來。
以前的中國制度為什麼是那樣，它也有很多制度邏輯、制度支點，但在學理上都是糊塗賬，沒說明白過。權力為什麼如此運行？衙門的斷案程序為什麼如此？人們為什麼如此看待法律與權力的關係？為什麼稱法律為“王法”、“官法”，就是以權力者作為法律的天然和鐵定前置？千百年來人們認為天生就如此，沒有什麼可討論的。實際上根本不是。所以制度的幾乎每一個細節，實際上都關係到最大的東西。我寫《法律制度與“歷史三峽”》、同時在書裡提出“制度學十萬個為什麼”的概念，就是為了提出這個認知上的必要和迫切。
秦始皇使國人第一次見識到權力的誘惑
鳳凰歷史：我看過您以前寫過一篇文章，提到荀子在論述君權至上時認為最高權力就是最高真理，這種認識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王毅：為什麼在中國社會有權力就有真理，有權力就有最高的道德，有權力就有最大的智慧，為什麼是這樣的傳統？中國以前不是這樣。周代時，中國是分立的諸侯國，有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但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各國之間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差別很大，沒有大一統的概念。但到了戰國，中國逐漸往統一走，這就要完成巨大的社會整合工程，照以前的思維來看這是幾乎不可想像的事。因為新的制度設計要求人們怎麼想問題要一致，生活方式，說話方式，基本度量，經濟運作方式等等全要統一起來，這怎麼可能？按顧頡剛先生的說法，以前中國是小村莊式的社會組織方式，但現在完全不同了，要成為孟子所說的“天下定於一”，所以就必須造就出一套強有力的社會整合方案，包括荀子、韓非，他們那套理念都是為這個新制度模式的工具。在這個工具體系裡必須要有一個無比突顯的核心，核心是什麼？核心就是權力，一切要圍繞權力，所有東西都要依附到權力中心。
比如學術，學術在孔子時代是很分散的，孔子是民間學者，相對于“王官之學”齊國的稷下學派都是民間化的，沒有後來的“定於一尊”；官學掌握在周王室手裡，它由周王室直接控制，但規模很有限，那個時候書寫手段也很原始，所以周王室能實現控制。等到文化、社會、交通、經濟、信息發展起來以後，它就統一不了了。我們現在還用成語“學富五車”，這什麼意思？惠子出門時候拉著五車書，雖然都是竹簡，當時也不得了，莊子認為這是空前的事情。今天看其制度學上的意義在於是學術、思想統一不了，人人都能帶著五車書、天南地北到處走、馬上就給自己各種新感覺找到理論根據，這個風氣一來，統治者就沒辦法“輿論一律”了，這樣才有後來的百花齊放。
但到戰國後期中國要往大一統走，就要反其道而建立一套統一的工具性手段，強制性把分散扭過來，所以商鞅、韓非等都提倡“利出一孔”，所有經濟利益都要從我這一個窟窿眼兒裡出。軍事上獎勵耕戰，只要能為政權服務，經濟利益、道德取向就都向這裡最大化傾斜。秦朝為什麼永遠打勝仗，就是因為這套手段，秦國最先體會到最大程度聚焦社會資源來以支撐權力運轉的極大好處。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中國社會有很多貴族傳統、禮制傳統的限制這些東西，不允許。但到戰國不一樣了，它通過極端手段將舊傳統強制壓下去而成功實現了制度能量的聚焦，比如商鞅變法遭到了舊貴族的很大抵抗，商鞅便把這些人的鼻子削了，誰敢議論變法全家就被發配到最荒蠻的地方，用強制性的辦法將反對派消滅掉。權力的能量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這麼大的幅度、這麼大規模地聚焦。接下來，無比巨大的權力能有多大的利益，能有多誘人，這馬上就展現出來了。
比如秦始皇陵，供奉一個人的陵墓，它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城池，裡面不僅有無數財寶、更關鍵的是有無數作為權力恭維的制度設置。這個城有各種供奉他死後生活的，有軍隊、各種工匠，有享樂的，有文藝的等等，有專人保衛，有定期祭祀，秦始皇陵可不僅是一個大土堆。你使勁想“秦陵”是個什麼規模、能聚集多大的制度能量和權力財富？現在挖出來的兵馬俑1號坑、2號坑，人們總是說它們有多麼多麼壯觀，而你猜這些俑坑僅僅占整個陵城面積是多大？大概是萬分之三！這個比例是很多人不敢想像的吧？“權力收益”之無比巨大就有這麼驚人。這僅僅是當時的一個例子，類似的例子還有眾多，人有了權力以後能夠為實現自己的欲望聚集多大的社會能量、社會財富，你能想嗎？不能想像。秦始皇使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到權力有多麼誘人，能夠給自己多大滿足，給精神上和心理上帶來多大的變化，社會結構上大變化更不用說了，這一步一旦跨出去，剩下的事你就知道了，因為剩下的就只能是一個陳陳相因、甚至變本加厲的邏輯慣性過程，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千載猶行秦政制。”中國從此以後再多的人性要求、對社會正義的呼籲、理性的良知、對歷代王朝權力無約束歷史悲劇的反思等等，這些東西都有，但是所有這些東西，同“秦制”以後勢能無比巨大的“權力列車”相比，都是小菜一碟的東西；與權力的誘惑相比，它在能量上永遠翻不過去。因為權力的利益太大了、它能夠聚集的社會能量太巨大了，大到超乎絕大多數人的想像。所以說權力能夠擴展人性中最淵深的無底洞，從而以此為“核心價值”而塑造出世界上最輝煌、延續最久的這種“權力體制”。對於這個機理，中國近代改革思想家鄭觀應說過一句很扼要的話：“漢魏而還，人主喜秦法之便於一人也，明詆其非，暗襲其利，淩夷而肇中原陸沉之禍”；這話的意思就是說“秦制”體制下的權力利益實在太大，所以後來的統治者明明知道這是一條不歸的死路，但是還是要一代接一代地走下去，由此也就形成了充滿悲劇的中國制度史。
當然，“秦制”的集權最初還不完善，這個“制度設計”要變成一套成熟的東西、變成一套咬合非常精准，運行非常嚴密的機器，則還要經過漫長的過程，造就這個權力機器必然要遇到很多的障礙，很多來自人性和傳統社會的抵抗，所以中國歷史上就有許多或多或少能夠體現“限制權力”意向的制度訴求。中國歷史演變的複雜性，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這兩種趨向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博弈。（未完待續）
王毅，鳳凰網歷史 2012-10-18
法治對“走出歷史三峽”的意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毅訪談（下）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毅文字實錄，整理：楊超，王毅老師擬定原標題：《從一本法律新書談談法治對“走出歷史三峽”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毅訪談錄》
嘉賓簡介：王毅，1954年生於北京，197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曾發表文學、史學、哲學、宗教、藝術史、古典園林、西方音樂文化、“文化大革命”研究等方面的著述，2007年出版《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一書，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評價，2012年9月出版《法律制度與“歷史三峽”》。
文革時中國比資本主義的英國更不平等
鳳凰歷史：但許多人覺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認為毛主席時代雖然比較窮，但是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值得留戀。
王毅：時間有限，我只說最大的不平等。你與毛澤東平等嗎（雖然在口號上，國家主席與掏糞工人平等）？佔有物質財富的天差地別先不論，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文革天天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但恰是此時，有人的稿費數額達到了天文數字；我們只看毛時代政治權利不公平、不公正如何觸目驚心。羅瑞卿女兒羅點點寫回憶錄，提到羅瑞卿當時是總參謀長、公安部部長、毛澤東的護衛長，毛澤東要提拔他、要重用他，讓不是政治局委員的羅瑞卿參加政治局會議，突然有一天不讓他參加了，羅不知道怎麼回事。什麼原因呢？因為羅處理毛女兒的私事，毛認為他沒處理好，就把他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取消了；當時參加會議的其他人也都知道原因，但沒有一個人覺得毛這樣做有什麼不正常。過兩天這事弄明白了不是羅瑞卿的過錯，是別人的原因，毛高興了說你回來參加會吧--政治局會議決定著億萬人命運和生死，但這麼大權力卻可以因一丁點原因就任意私相授受、任意恩威予奪；而與如此局面相對應的是，那時老百姓買個燈泡、買個小煤爐子，都要討得單位或者街道領導同意，你若與他們關係不好，那麼你家要點燈、要生個煤爐子過冬就困難了。所以如果說當時是平等社會，這不是笑話嗎？我有個英國朋友，文革時來中國學中文。後來我問她第一次來中國時對什麼印象最深？她說來之前，想像中國是最純正的“社會主義”，理應是平等社會的楷模，沒想到非但不是楷模，相反到處可見的不平等比資本主義的英國嚴重得多，所以印象極深。
“反帝”成為終極價值 義和團變得金光閃閃
鳳凰歷史：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對義和團持批判的態度，很多中共的創始人最初也批判義和團，為什麼建國後對義和團的評價逐漸趨於正面化？對義和團的正面評價對文革有什麼影響？
王毅：要造成一個巨大而且是由權力來掌控的社會運動，就必須能“運動群眾”，說白了就是讓群眾永遠傻了吧唧的什麼自主權利意識都沒有，同時腦子裡被灌進很多迷魂湯，一把火就能夠點起來，有權力的人指到哪裡，他就拼命把邪火刮到哪，這套機制在中國的歷史上源遠流長，近代以後因為外敵入侵，更容易把這火煽起。
為什麼義和團在河北直隸山東大量出現，因為修了火車，原來依靠漕運的人就完全就失業了，造成這些人直接失業的原因是鐵路、電燈、電話、電報，這些都是洋鬼子帶來的，誰給我們生活造成這麼大的損失。洋鬼子不是修了那麼多教堂，那麼多鐵路，扒了不就完了嗎？這火一點就起來了。“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周作人等，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共產黨人在宣傳民主科學時，反對義和團的立場完全一致；還有魯迅，直到晚年他提到義和團時永遠持毫不含糊的批評態度。
義和團的蒙昧，給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造成了巨大傷害，非理性化的排外幾乎導致中國亡國滅種。所以當時稍微有點學術知識和理性的人都是批評的，但後來為什麼翻過來呢？就是20世紀整個世界的左傾思潮，認為凡是群眾一哄而起的事情就是正確的，尤其是在反帝的大背景下。所以陳獨秀到了上海組黨以後，對義和團的評價就掉轉過來，並因此與胡適公開分道揚鑣。但陳獨秀晚年因為徹底看清了斯大林體制，他經過深刻的反思，又回到當初跟胡適一致的觀念；他重新評價義和團，又是堅決否定的。這時中國正處在抗日戰爭的困難時期，他說中國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一定不能走義和團的路，一定要與世界反法西斯的先進文明結合。但問題就是，陳獨秀這些反思後來一概不提了，“反帝”成了終極價值取向，於是義和團隨之變成金光閃閃的名詞。
到文化大革命前，歷史學家翦伯贊等在也大加褒揚，文革中戚本禹更寫文章鼓吹義和團。這種思維一直存在到現在，不經過徹底清理禍根永遠都在。為什麼說文革貽害無窮？這一篇不能說真正翻過去了，你曾以為翻過去了，但不是的。這個東西它死不了，除非經過法治文明和理性的洗禮，真正把它認識清楚。每個人都要經過理性洗禮，這樣才能進入現代社會，這也就是康德說的由社會每個成員之努力匯成的社會啟蒙。
說到底，“走出歷史三峽”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所牽涉的無數癥結我管它叫“制度學的十萬個為什麼”，這些問題需要從法理邏輯、歷史成因等層面逐一分析清楚，而不是拍拍腦袋一刮思想風暴就完了。以前我們講“國民性”，說中國人“國民性”不行，“國民性”成了涵蓋一切弊端的藥方；現在又有很多詞來概括負面的東西，比如“潛規則”。但大家應該想一想我們為什麼是這樣，而別人可能偏就不這樣？比如我們的“潛規則”是公共場所儘量“加三兒”不排隊，而歐美等國家比較常見的“潛規則”卻是個正面的國民習慣，就是不要任何人提醒到哪裡都一定排隊、一定守公德，連遇到“911”那樣的驚天大難，被困在世貿大樓裡的人群也還是恪守這個“潛規則”。那麼這一正一負各自的成因到底在哪裡？為什麼兩者完全逆向？從前面那種我們很熟悉的“潛規則”轉型到後一種我們陌生的“潛規則”，這要經過哪些必不可少的轉型程序？這麼個小小行為習慣的改變，它必定要牽涉哪些廣泛的制度生活內涵？裡面有很多非常具體深刻的問題等著我們作出理性的分析，所以我們不能用籠統的概念來替代對具體內容的梳理。
社會轉型靠“思想風暴”必然萬劫不復
鳳凰歷史：從五四之後，一直到現在中國人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等不得，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出改變？
王毅：你說是從五四，實際上不是五四，更早。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孫中山和嚴複在倫敦有一個很重要的對話，倆人討論中國的出路，嚴複認為中國制度的毛病是長期的事，所以要從教育入手。孫中山說你是教育家，我是革命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所以我要去做革命家，我要儘快把中國改變，我能活幾天，要在二三十年期間內見成果，這是我的人生目標。
後來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思路，認為得快馬加鞭，在我能看到的時限之內把它改變掉，這樣中國才有出路。但越是這樣越沒出路，為什麼？從唯一依靠內因而成功走出中世紀的歐洲歷史來看，社會轉型必須是一個巨大的，深刻的，所有社會因素結合成一體的變革，必須一點一點變，某方面的變化會促進另一方面的變化，互相促進最終導致政治體制上的大變化、法律制度的大變化，然後再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社會深層各方面的變化。通過這種一點點發酵，一點一點改變，最終才有今天的現代社會，因此說社會轉型不可能快（當然也不能等）。黑格爾曾說憲法不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我們吃了那麼多的苦頭之後才知道這是很深刻的看法。
從轉型的本真過程來看，西方中世紀社會是分散的塊狀結構，把那麼多文化和社會分支整合起來，絕對快不了。中國更是複雜，制度結構和傳統與歐洲又完全不同，所以要快只能走“思想風暴”的捷徑，但捷徑就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文革運行機理是中國傳統中最肮髒的東西
鳳凰歷史：文革是中國人治的高峰，“中央文革小組”便是這種人治的典型代表，為什麼文革時期能產生這樣的特殊小組？
王毅：表面上看文革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實際上它深層的運行機理是最陳腐的，實際上這是中國兩千年傳統中很陳舊而且最肮髒、最私欲性的東西。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就是因為“秦制”確立了統治者的權力最大化願望，但它要長久維繫卻很難，有很多客觀制約不讓你一個人絕對壟斷權力、壟斷權力暴利。比如先秦以來貴族的勢力很大，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多世家大族存在，他們對皇權有很大牽制，宰相一般都出身於世家大族，有很深的社會根基，他們並不是做了宰相才有勢力，而是先有非常大勢力，有大量的田產、廣泛的部族人脈、自己的私家軍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很高，政治經濟是一體的。因此他參與政治，皇帝想要在這種情況下專權很難做到、至少要大打折扣。於是這種情況下，他就必須想辦法建立一套制度來保證“乾綱獨斷”（就是秦始皇心儀的那種個人獨裁）。這就是不斷用親信秘書班子來消解常規國家權力對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約束。從漢武帝開始，歷代的獨裁者都很看重這套手段。為什麼獨裁必須要通過這種制度操作來實現？因為通過詭詐的陰謀手段偶爾能成功，但卻不可能保證充分可靠的結果。
鳳凰歷史：我們看過一個說法，就是這種個人獨裁或個人專權是通過王安石的變法實現的，在宋神宗之前，皇帝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宋徽宗就特別明顯，沒有人能管得住他。
王毅：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時代，五代宋以前，貴族有相對獨立於皇權的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力量，所以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格局的天平裡權重很大，但是以後這個傳統就被剷除乾淨。像歐陽修家裡窮的飯都吃不上，但是他可以通過科舉，一層一層爬上權力的高位，這個制度把“樓梯”修好了，為什麼要修這個“樓梯”呢？因為宋代以後的統治者有一個非常自覺的認識，就是再也不能讓那些軍閥貴族染指最高權力，三天兩頭把皇帝換了，作為一個權力者來講，他不能容忍。那麼皇帝要掌握和運作國家權力，就必須要有一套手段把下層精英選拔上來；反過來說，允許你作為精英而出人頭地，前提是決不允許你再有以前貴族那種對最高權力的制衡力量，而是要儘量為最高權力效忠服務，宋代以後越來越如此，所以《紅樓夢》中賴嬤嬤的一句話說得最到位，就是你雖然已經是為官為宦了，但心裡要時刻明白你是天生的“奴才秧子”，所以“你（若）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
其實皇帝日益壟斷權力、其它階層只能日益依附於皇權，這個趨勢在宋代以前很久就開始了。比如漢代初年的宰相權力很大，到了漢武帝就感到這樣格局下自己不能充分專權，於是他就想辦法讓以前的宰相百官成為外朝制度，而核心機密則由親信侍從擔任的“內朝官”來掌握，就是尚書以及後來的尚書省等。到了尚書成了真正的宰相而掌握大權，皇帝又不能放心和容忍了，所以要有“中書”和“中書省”來抵銷它；再到南北朝，這時尚書省、中書省都已經成為正式的宰相衙門，於是又要提拔一批皇帝的個人親信作“中書舍人”，作為掌握皇帝身邊核心機密和實際大權的內朝秘書班子，來對付尚書省、中書省。再比如唐代，宰相辦公的地方在皇城南面的正門之外，名叫“南衙”，皇帝為對付其制約就找一批社會地位很低但進取心很強野心很大、又有相當學識的人，讓他們進入宮廷，呆在皇宮的北門，稱為“北門學士”，成為皇帝（包括武則天）的私人秘書班底，專門研究怎麼對付“南衙”，皇帝給他們很高的權位，讓他們死心塌地效忠，成為殘酷血腥權力角逐中的馬前卒。這一套方法從漢武帝時候就開始用，到唐代就很成熟了。到明代時，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懶得管朝政，最高權力交到效忠的士大夫手裡仍不放心，所以要由宦官來行使，讓司禮監太監替代理皇帝掌管軍政，東廠西廠還不夠，還要加內刑廠。軍隊到最遠的地方，說了算的還是從宦官體系派出的監軍。國家最大的商業鋪號、利潤最大的產業都是宦官掌管或者宦官勢力可以壓在戶部上面。總而言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特務、警察等所有大權，要高度一體化地儘量由最高權力者卵翼下的絕對效忠者（“天子私人”）來掌控、而不是由制度化的行政部門來掌控，這是中國制度史上一個非常突出的線索。所以這樣一朝接一朝，世世代代積累下來必然深刻影響後世：文革要打到政治局、書記處等體制化的“劉鄧黑線”、“獨立王國”，樹立紅太陽的“絕對權威”，靠什麼制度手段才能實現這個私欲？辦法只有老一套，即網羅那些地位較低又充滿野心、不惜用任何卑劣手段破壞制度規則的人，讓他們組成掌握核心機密的親信秘書班子，來作為權力角逐中出頭露狠的馬前卒。“中央文革小組”的出現、以及它驟然就能勢焰遮天、它必須由江青操盤、它所以像惡犬一樣歹毒兇狠等等，所有這些全都是出於這麼一個簡單道理--所以說“破舊立新”旗號下面，其實是最陳舊、包含最可鄙私欲的那套東西。
文革橫掃“牛鬼蛇神”的實質是黑巫術
鳳凰歷史：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文革與巫術文化的關係，為什麼到20世紀中期中國仍出現這麼大規模的“返祖”現象？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國的啟蒙到底還差多遠？
王毅：巫術這個定義可能稍微不準確，其實我後來稱為“文革與原始文化”，並不僅僅是與巫術的關係。巫術主要是一種操作手段，分為兩種，一是白巫術，一是黑巫術。所謂白巫術是為祈福、為獲益的，比如通過某種具有神力的方式而祈雨、祛病，所以直到“重慶模式”時還在大力宣揚精神病、癌症患者唱了紅歌都可以痊癒。而所謂黑巫術就是降災致禍，比如詛咒等等。文革時把“地富反壞右”姓名上打上紅××，稱他們為“牛鬼蛇神”，把劉少奇畫成毒蛇模樣，以為這樣就能產生一種神聖的力量致這些政敵於死命，背後的原理就是黑巫術。而原始文化範圍更寬，它包含巫術文化，而同時它有比巫術更深入的東西，就是有一整套思維方式、世界圖景。
巫術文化、原始文化在中國一直延續，包括義和團。義和團認為西方人照相是把中國人的眼珠子摳出去，然後安在照相機上，照相是把中國人的靈魂抓住關在黑箱裡頭，這樣你就是行屍走肉了。
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時打不下來，怎麼辦？他們就把婦女脫光衣服，讓她們站陣前，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認為女人是陰氣，洋鬼子怕陰氣，用這個來破解洋鬼子的陣線。這無數荒誕行為背後隱藏著一套對宇宙的理解，孔子講不語怪力亂神，但是他沒有根本否定怪力亂神，不像基督教，它有很明確的規定，不准崇拜多神教，不准崇拜偶像。中國沒有，沒有絕對否定，這就給後代留下了很大的麻煩。凡是統治者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行為神聖化時，就從本土資源裡把這套找出來，包裝一下然後推向整個世界。一次一次，中國每造反起義中都有這種宗教操作。一直到後來毛澤東搞“文革”，他還是對斯諾說現在為了打到劉少奇，所以需要個人崇拜。
中國的歷史這麼傳下來，非理性、最原始的信仰一直存在於國人集體無意識裡，沒有經過洗禮。而且一次一次被放大利用，這是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禍根。文革時的思維方式、世界模式，比如橫掃牛鬼蛇神，什麼叫橫掃牛鬼蛇神，就是被整的這些人都不是人，是牛鬼蛇神，所以你用任何狠毒的手段對付他們都是理所應當，這就是他們對世界的根本性理解，當時叫做與牛鬼蛇神的鬥爭是整個世界的“綱”，只有“綱舉”才能“目張”。所以世界由兩極構成，一極是無比光明燦爛的紅太陽，代表一切幸福正義的永恆本源，所以要“誓死捍衛”、人人爭當紅衛兵，日日夜夜睜圓眼睛警惕階級敵人攻擊紅太陽；相反的另一極則無比邪惡的牛鬼蛇神，任憑什麼罪大惡極問都不用問只能源於此，地震了也是因為他。地震了先要批判鄧小平，天旱吃不上飯先要批判劉少奇林彪，這跟他們有什麼關係，現在看不是滑稽嗎？可在原始思維、文革思維來看，這些因果關聯都是天經地義、不證自明的。
滿天飛的市井傳聞無助於構建民眾理性
鳳凰歷史：造成這種兩極思維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會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
王毅：你問為什麼？老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宗教信仰並不是一種精神鴉片，人類曾長期處在蠻荒的生存環境中，因此必須有宗教，必須有信仰。這樣原始人類才能夠進化，才能夠聚焦生命的能量，才能建構一個知識體系和文化體系。宗教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這些不是拍拍腦袋“破四舊”就能去除的。海面上的東西你能夠看到，海底下是看不到的，但是海面下的洋流最關鍵，是最有決定性的東西。看不見的東西，如果看不到、不進行深入的認識，它便會時不時鬧出來。如果沒有理性化的宗教改革，認知的進程不能與人類對自我價值的體認省思結合在一起，不能有啟蒙的洗禮，相反你卻時不時為政治需要把信仰深層的非理性東西膨脹起來。它能消停嗎？
鳳凰歷史：已經是互聯網時代了，但是把理性思考告訴很多人，他們還是不相信，為什麼？
王毅：我們現在似乎與文革時的閉塞完全不同了，互聯網上的小道新聞、花邊消息鋪天蓋地。好像這就是享有聯合國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授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了；科技如此昌明下，人們的判斷和行為理所天然是理性的，哪裡還需要什麼啟蒙、祛魅？
其實這忽視了一個最重要前提，就是在公民社會，社會享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如此基礎上民族理性得以建立，這些都是以“制度核心信息”的公開為前提的。看看臺灣的大選、阿扁等被訴過程中的那些檢查院程序、民主國家大選時對候選人財產、納稅、助選金是否合法等刨根問底，這個道理就很清楚。而我們的情況卻反過來，越是制度核心信息，則小民百姓就越無權知道，比如連下了台的一個陝西省安監局局長的工資數額，都無論如何也不能讓百姓知道；“唱紅歌”花了納稅人多少血汗？地方財政通過什麼法定程序就可以眼皮不眨一下批准這一大堆花銷？這麼大的財政黑洞將來要給每個地方百姓多大的負擔？權力者輕而易舉就開如此明顯的口子，那麼他是不是又開了其它更多和更隱秘的財政黑洞？等等。這些很常識性的信息都不公開、甚至都不允許朝這個方向想問題，那末靠什麼建立公民理性？而眾所周知，最要緊得的那些制度核心信息，國民就更是無權知曉。如此前提下，那些滿天飛又被百般扭曲了的市井傳聞，對建立民族理性思維能有多大益處？
再加上許多關鍵的政治運作、社會運作中往往不是面向韋伯所說的“祛魅”而是加魅，連薄熙來到北大講個話，造勢者也要竭力把氣氛弄得像毛澤東當年接見紅衛兵一樣神秘崇高、還希望通過互聯網讓舉世都來禮拜，那最終結果就更蠱惑人了，於是不少知識分子也上了“巫魅化”的賊船，這其實種瓜得瓜的必然結果。
鳳凰歷史：很多知識分子，您覺得他們是不清楚這個東西的危害，還是為了利益？
王毅：現在很多人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實際上這完全是他的吃飯之道，都是利益之道，權力和利益誘惑太大了，超過了人性能夠抗禦的程度了，最終就是怎麼來錢快、來錢多就怎麼說，這還不容易嗎？所以現在的老百姓對有些教授很是看不起。
中國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線還遠未建立
鳳凰歷史：有沒有避免人治，防止重蹈文革式悲劇的可能？
王毅：重慶模式不就是小文革嗎？只不過是沒來得及推廣而已。你說能不能避免，我看還是一半靠大家努力一半聽天命。因為這個懸劍是我們每個人頭上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不一定哪天掉下來，掉下來也有很大可能性，因為勢能太大，任何個人的努力與它相比都顯得微小。比如那位80歲老先生，對毛澤東發表了點不同意見，韓德強上去就幾巴掌，你說這位老者怎麼想，他是不是很悲涼？我們的教授連中國最基本的人倫都看得狗屎不如，還張口閉口說別人的漢奸，這怎麼會讓人不悲涼。再從法理常識上說，你說因為別人在你眼裡是“漢奸”，於是你就可以理直氣壯打他、而且永遠要打，可是你要死要活地維護曾經對日本訪華團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說“感謝日軍侵華”的人，那麼你在別人眼裡是不是“漢奸”呢？別人據此是否也有權揍你一頓？教授連這麼點兒法治邏輯都不懂，是不是可悲？所以說，我們民族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底線還根本沒建起來。
但是這悲觀一面之外還有另外的東西，就是中國在“文革”後畢竟向前走了這麼多年，外部對中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又確實有“走出歷史三峽”的希望。而於我們每個個體而言，我們應該做能做的事，這樣每個人都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可能。不管權力的誘惑有多強大，個體儘量把自己的理性和獨立性發掘出來，把它發揚光大，同時儘量在每個點滴之處都給瘋狂的“權力列車”增加點刹車裝置。在這個基礎上促使社會儘量嚮往理性化、向正義進步。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可能性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更加努力，還是胡適那句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挑那重擔，走那長路。”
王毅，鳳凰網歷史 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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