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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肝膽 兒女心腸

——記顧准和他的妻子兒女

□高建國

摘自《拆下肋骨當火把：顧准全傳》

1959年，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嚴重饑荒。中科院院部擔心下放在商城的人會逐漸餓死，1959年底發來通知，要商城大隊統統返回北京，等候調往新的勞動基地。

1月20日晚，顧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員，乘火車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車站下車，望瞭望首都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還沒有拆除的國慶十周年慶祝橫匾和大紅宮燈……像在商城農村一樣，用一根長扁擔挑起自己發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幾天後，休整了一番的顧准，從家中外出去看北京。他來到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一眼就看見了報紙上早已介紹過多回，為迎接國慶十周年盛大慶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築”。“十大建築”之首是金碧輝煌的人民大會堂。顧准望著這個冠以“人民”二字的蘇式宮殿型建築，便想起商城和信陽活活餓死在公路上的無數老百姓……

顧准回到北京後，他已經很難和在首都祥和氣氛中生活的大多數人找到共同語言。那時，他惟一能對之傾吐心裡話的就是妻子。汪璧雖然不知道該如何“全面看待”顧准所說的駭人聽聞的情況，但是，她相信顧准說的句句都是實情，也為之震動、憂慮和深深的困惑。有時候，內心積壓著憤悶的顧准實在憋熬不住，也會在母親和孩子們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見聞。孩子們都以極其驚異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著勞改回來的父親。父親嘴巴裡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憤怒譴責，與子女們在報紙上看到的美好報道，從學校裡聽來的“正統”宣傳，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啊！

當顧准在長女顧淑林面前直言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批評“三面紅旗”，當顧准尖銳指出，再偉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過社會實踐、科學實驗，檢驗其基本理論是否正確時，純潔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覺地站在維護革命事業以及党和領袖威信的崇高立場，與父親大吵了一架。愛女激烈而“嚴正”的態度，大大地傷了顧准的心。從此以後，顧准雖然盡力關心子女的健康與成長，在他們面前的話語卻明顯減少了。除了汪璧，已沒有第二個人能聽到他的心聲。

顧准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爽性與汪璧議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一個“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

1960年2月，春節過後，中科院通知顧准，由於他改造有成績，決定調他去院屬清河飼養場協助工作。

因為顧准已痛楚地決定，讓子女和他劃清界線，在清河這兩年，他便有意不在節、假日子女全日在家時回去，而選平常補休，或偶爾得到購買雞鴨菜蔬等緊俏食品的機會，才回家給孩子們送上一些吃的，幫助他們在饑荒時期增加營養。就是在家裡短住，他也只是閉門讀書，假裝對家中的一切都不聞不問，避免發生不愉快的爭執。

1961年春節到來之前，汪璧早早地寫信告訴顧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楊履潔和德州的七弟陳吉士，都將來北京過年，希望與顧准在家裡見面。可是，顧准考慮再三，卻仍然沒有回家過年。他寧願孤獨地留在飼養場擔任留守人員，忍受情感的強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經成為家族中貢獻最小，而負面影響最大的人，理應儘量回避，減少親屬們政治上受牽連的麻煩。

由於抑鬱和孤獨，顧准平日愈加少開口了，仿佛沒有一件事情值得他來議論。甚至連過春節也留在農場裡加班工作。使組織上覺得，顧準確實已經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1961年11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顧准，經院黨組討論，決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關規定，不予恢復黨籍。

顧准到底有沒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顧准帶著一大摞筆記、文稿和書籍回到家裡。他站在歡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語，又像鄭重聲明一般，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顧逸東接受採訪時笑著說：“父親顯然希望，起碼有幾個人能知道他的真實思想。我至今還記得父親那天在家裡說這句‘黑話’時，莊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氣。”

1962年５月回到經濟所後，顧准的工資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絕大多數工資都交給妻子統一使用，自己只用一點點零用錢。但是，他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補償過去四年對家人未盡的義務，內心依然懷有強烈的欠債感。為了能對家庭多作貢獻，使受他牽連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點幸福，他開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譯國外文獻，企圖像3０年代一樣，通過筆耕增加收入，貼補家庭。為了早日拿到稿費，顧准經常通宵達旦，樂此不疲。無論那些社科文獻如何艱澀難譯，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讀書將因此得益，筆下便有了力量，心頭甘之如飴。

1964年，也有一個“不平常的夏季”，說起來實在令人喟歎，顧准自從1952年５月返回經濟所，至1964年10月再次被揪出來，只過了兩年零四個月安穩日子！

好在顧准已是“老運動員”。為了不讓鷹犬們抓住更多的把柄，自己早已開始“清理”東西了。顧准痛下決心，把多年積存的所有手稿和筆記統統銷毀。他惟恐在家中火燒，濃煙會引起鄰居們的注意，只得用水漚的方法，把字紙浸泡在浴缸裡，然後揉爛，用抽水馬桶一批批沖掉。由於顧准需要銷毀的材料非常多，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汪璧和老母親都參加了與審查者搶時間的行動。由於她們曾多次在地下工作中，一邊分辨警報的遠近，一邊協助顧准緊急銷毀革命材料，幹起這種事情非常有經驗。

９月1７日，顧准拖著沉重不堪的步子，去單位裡聽最後處理決定：經各級黨組織研究決定，給顧准重新戴上“反黨右派”帽子。顧准再一次淪為“黨和人民的敵人”，成為“敵我矛盾”。

顧准踽踽地回到家裡。他用極其不安的口吻，低聲對妻子說：“對不起你們，又戴了右派帽子。這個家，我顧不了了，今後都得靠你了……”丈夫剛摘帽，卻又變成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汪璧聞言痛苦不堪，精神上簡直無法承受。

據顧逸東接受採訪時回憶：“那天家裡的氣氛，真是壓抑極了。父親的臉色非常不好，母親憂心如焚。而我們幾個孩子獲知大難又一次降臨到我們家裡，緊張得不知所措。父親和母親關著門在房裡小聲談話，聲音很輕，我們在門外，只能聽到父親說的那幾句話：‘對不起你們……’父親那時的心情一定是雙重的難受，他一定是難受極了。而母親，大概已經絕望得失去了生的勇氣……”

顧准戴帽後，只准在家呆兩天。９月19日清晨，顧准默默地告別妻兒，背上鋪蓋卷，被強行遣送到北京郊區房山縣周口店強迫勞動。

直到1966年1月18日，是陰曆小年夜，顧准獲准回家去過春節。對於這次回家過年，顧准的內心充滿矛盾。以他現在的“極右派”身份，與日益高漲、越來越“左”的革命氣氛，實在不協調。對於那天的經過情況，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還未回來，在家的孩子沒有一個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離婚，想到1９５７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思，痛快地同意了。”

顧逸東對這段極其傷痛的往事，流著眼淚進行了回憶：“母親和父親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親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如何對待父親的政治問題上，內心處於極大的矛盾中。母親性格內向，總帶一點憂鬱。父親第二次打成‘右派’，母親精神壓力一直很大，幾乎天天憂心忡忡。說老實話，她雖然愛我父親，卻並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毛主席是領袖，發出了革命大批判號召。母親在孩子們面前，只能按照黨的要求‘正面’說話，譬如：‘黨早已說明，‘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是少數，你們的父親嘴不好。你們要和父親劃清界限……’而我們做子女的，受到當時政治的影響，也有我們永遠無法挽回的後悔……”

最理解汪璧的還是顧准。他深深地知道，伴隨了他數十年的這個女人，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親，更是好黨員。他最瞭解她對事業的無限忠誠；只是，他和她卻已經表現為兩種忠誠。在兩種忠誠不能並容的這個社會，汪璧的內心已經淤塞著無窮無盡的苦痛，佈滿了層層疊疊的傷痕。如今，她幻想繼續做好妻子、好母親、好黨員，三者統一絕無可能。如今，只有他咬著牙離去，獨自承受苦難，做出犧牲，才能使不幸的妻兒得到安寧。他決定等著汪璧，等她十年，讓她休息，讓她想一想……當然，他也要等世道的變化；他絕不相信中國永遠這樣。顧准便是出於這種心態，答應離婚。他心裡依然摯愛妻子，也原諒她。因此，顧准至死從未指責過汪璧一句，卻總說自己欠債於她。

第二天，即是中國人全家大團圓的年三十。顧准一整天都在廚房裡，忙忙碌碌地幫汪璧燒飯做菜。他親自掌勺，為家人制做了一大桌節日菜肴。這是他們全家人最後一次團聚，也是他與汪璧三十年恩愛夫妻的告別聚會！汪璧只是一個勁配合，任悲傷的淚水在心中流淌。

對那次不堪回首的春節，高粱接受採訪時說：“1966年那個春節，表面看來還是融洽和平靜的。春節過後，父親便離家去周口店。父親出門的時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親回過頭，大吼了一聲：‘還吵什麼？你們沒爹啦！’這真是很慘很慘的一幕！母親為了我們孩子這樣做，內心非常痛苦，母親曾痛苦不堪地對我說過：‘你們現在不可能懂，結婚以後才能知道，夫妻之間是什麼感情！’母親和父親感情一直很好，卻被政治運動逼到這個地步！”

顧准和汪璧並沒有辦法定的離婚手續。他們只是各自提出了離婚申請，卻沒有得到批復。不久，轟轟烈烈的“文革”爆發，天下一片大亂，此事被擱置了起來。可是，由於夫妻雙方已經決定離婚，汪璧懇求顧准不要再損害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庭，顧准從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顧准雖已和汪璧分開，但是，他的心裡無時不在思念著妻子和兒女。他便通過陳敏之與汪璧秘密進行書信聯繫，表達他對家人的問候和關心。陳敏之多次代顧准與汪璧及時傳遞信息，轉達彼此間終究無法割斷的那份關心。這個秘密的通話渠道，一直保持到顧准被押回北京看管為止。

1967年4月，顧准的次子高粱去四川“大串聯”。他與一位年長的烈士子弟崔紅軍（解放初期曾在顧准家生活過一段時間，自稱是顧准的乾兒子）邂逅相逢。崔紅軍拉著高粱的手，對他悄悄地說了幾句犯禁的心裡話：“其實，中國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親就是個很有思想的人啊……”崔紅軍不遮不掩的“黑話”，使高粱深受震動，也勾起他對父親的無盡思念。高粱非常想知道父親的現狀，便和崔紅軍一起，給顧准各寫了一封問候的信，從四川徑直寄往經濟所。

兒子突然寄來一封充滿真摯感情的信，對陷入冰窟的顧准來說，真好比喜從天降他在這一年多的苦熬中思念家人已久，捧著兒子的來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如同饑渴已久的人暢飲天賜甘露。顧准立即提筆給高粱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喋喋絮絮地告訴兒子：我已經被造反派從周口店揪回北京經濟所，曾經挨過打，現在在看書，很想念媽媽（指汪璧——引者注），媽媽的身體不好，你們要多照顧她，我很想讓媽媽吃到我做的魚，她一直很愛吃魚……顧准最後表示：我很希望能回到家裡去。渴望見到妻兒的顧准，未等高粱回信，便立即又給汪璧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汪璧給他寄一些布票來。當時憑戶口簿領布票；顧准的戶口還留在家裡，並急迫地說明，如果到一定時候不見汪璧把布票寄來，他就自己回家來取布票。真是無巧不成書。汪璧用平信寄出的布票，恰巧就莫名其妙地遺失了。於是，顧准便向造反派請了假，穿戴得整整齊齊，興奮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是５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正是家家戶戶燈下團聚的時候，當顧准突然來到家裡時，汪璧還沒有回家，只有顧逸東和顧重之兩兄弟在家，弟弟正在熬粥。父子間便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閒話，顧逸東告訴父親，姐姐顧淑林仍在力學所，高粱和顧秀林都去了四川……正在這時，疲勞不堪的汪璧從外面回來了。

那時，汪璧既是“走資派”，又是“右派的臭婆娘”，雙重的黑身份。“文革”剛爆發，她便受到顧准的株連，率先成為財政部重點批鬥對象，被鬥得死去活來，並被開除出黨。連續的折騰，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徵兆。

那天傍晚，汪璧突然看到“離婚”的丈夫正在屋裡，臉色頓時顯得驚惶與痛苦，完全不知所措。顧准急忙走上前去，端詳著一年多不見的妻子。他為眼前所見驚得目瞪口呆。汪璧極度憔悴，臉頰凹陷發黃，滿口的牙齒已經基本沒有了，由於還未裝上假牙，嘴巴深深地癟著；失神的雙目顯得無限愁苦，虛弱病態的身形使她衰老了許許多多。顧准怔怔地望著改變得這麼厲害的汪璧，內心哀痛之極！他覺得汪璧已經不堪重負了，而她是被他害的。汪璧痛苦不堪地望著久別的顧准，語無倫次地說：“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顧准張口結舌，竟無言以對。汪璧轉過半邊臉，咬了咬牙，顫悠悠地說道：“你，你走吧。”說完就大口喘氣。顧准望著汪璧仿佛要崩潰的樣子，憔悴的臉上滿是哀亂恍惚的神態，想再說上幾句話，卻又不忍心加重她的精神負擔，連剛從箱子裡取出的兩雙鞋子也忘了拿，便低著頭，急急忙忙夾起一些衣物，匆匆離去了。事後，汪璧給顧准寄去二十尺布票和他那天遺忘在家裡的兩雙鞋子。

兩年後顧准追憶他與亡妻這次未及告別的最後相見，悲傷地寫道：“1967年５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顧准回到經濟所住地後，汪璧愁苦的面龐不斷出現在他眼前。他對妻子實在放心不下，且又思念子女，便像初戀的情人一樣，用那筆娟秀的鋼筆字，每週給汪璧寫一封信，問候她的生活起居，吃飯怎樣，穿衣怎樣……每封信裡，顧准都徹底放下自尊心，訴說想回家去，想見汪璧和孩子們。顧准大約已經感到形勢的變化和災難的持久，絕不像預料的那麼簡單，他的牽連已不是家庭最重要的問題，因而想讓汪璧以通達的態度接受他，使可憐的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共度漫漫嚴冬。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顧准的來信，就緊張害怕，就焦慮犯難，就非常神經質。她一點也不知道該怎樣回復顧准的來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過後卻一封也不回復。

光陰荏苒，轉眼就到了北方朔風呼嘯的11月。顧准看妻子還是不回信，心中實在著急擔憂，便又寫去一封信，向汪璧說明，由於天氣轉寒，他本周必須回家一次，來取過冬的衣物和一些書籍。顧准在信中說明，他回家的時間，將是這個星期日的早晨，屆時他將借用所裡的一輛板車，推回自己的東西。大約三天后，經濟所革委會派人告訴顧准，汪璧來了一封信，要他於星期日早晨７時，到家去取東西。

星期日清晨，顧准按時到了家。可是，他卻發現家門緊閉，他要取的所有東西，都已經安安靜靜地置放在家門外的地面上。顧准想見到妻子兒女問個究竟，同他們再說上幾句話，便朝著家門悽楚地連連呼喊，希望家裡能有人出來幫他搬搬箱子。然而，任憑顧准沙啞著嗓子喊了又喊，大門依舊緊閉，家中全無聲息，沒有一個人應答。

顧准眼看連在門外見一見家人都已徹底無望，只得含著滿眶淚水，哆哆嗦嗦地從棉衣內袋裡取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特意帶來給妻兒的一張存摺和一些糧票，蹲在地上，小心地從門縫裡塞了進去。存摺上，是他這一年多來用菲薄的生活費積攢的一筆錢，糧票是他平日從嘴裡一點點節省下來的。他恐怕孩子們正在長個子，錢不夠用，定糧不夠吃（他５月份來家時，就帶著這張存摺，可是孩子們沒有收下）。他想這樣來表達一點他對家人的感情。

回來後，顧准依然堅持每週給汪璧寫一封信，繼續表示對妻兒的關切與思念，繼續要求回家。大約一個月後，顧准收到了一封寄自百萬莊的薄薄的來信。信封中只有一紙簡短的聲明，那是除了他的長女（當時不在家）以外，四個子女聯合簽署的斷絕關係文據：“和顧准斷絕父子關係。（簽名）”顧准握著這張紙顫抖不止，絕望簡直使他失去了反應。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可是白紙黑字卻不容懷疑啊！他望著薄紙上那斬釘截鐵的九個字，終於哀嚎起來，淚如泉湧。他萬萬沒有料到，他希望家庭團聚的想法，換來的竟是永遠斷絕父子女關係的一紙無情聲明！

然而，顧准平靜一些後，又把自己和家庭的情況全面地考慮了一番，不願意消極接受眼前的事實。於是，他繼續以每週一封信的頻率，給汪璧和子女們寫信，一如既往地問候和關心他們，並把自己的近況一一相告，懇切希望他們考慮他回家團聚的問題，或擇時與他見面一談……雖然顧准在此後一年餘，從未收到家人的任何一封回信，卻仍以癡情不改的態度，連續十六個月，幾乎每週寫一封信寄回家中，希望通過時間的力量打動汪璧和子女。到1968年８月，顧准徹底失去自由為止，他總共寄出了數十余封感情真摯、有去無回的家書。

然則，顧准豈能想到，他寫去的那一封封情深意長的信，他摯愛的妻子卻是永遠讀不到了！

在經濟所造反派批鬥顧准的“翻案罪行”時，汪璧所在的財政部造反派積極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顧准“黑關係”的高潮。1966年８月，從百萬莊抄出顧准寫有批語的《毛選》的“反革命案件”，又被作為重點問題提了出來。顧准在那套《毛選》若干處，寫有“脫離實際”等評語。當時，造反派便曾惡狠狠地對汪璧說：“看！現行反革命就在你家裡！”現在，這個“惡攻罪”問題，又被財政部造反派死死抓住、並企圖與汪璧緊密掛鉤。而汪璧1９６4年在家中協助顧准“銷毀黑材料”的“重大罪行”，也不知被什麼人突然揭發出來。汪璧遂被誣為“長期包庇反革命丈夫”的“壞人”，多次“窩藏反革命罪證”，“銷毀反革命罪證”。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與摧殘。汪璧有口難辯，痛苦不堪，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多年對党的無條件忠誠，竟換來這樣幾頂帽子。她正是為了跟黨走，才迫使自己犧牲夫妻關係，對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改變態度，而革委會竟還認定她是壞人她實在不知道該怎樣活在這個殘酷的人世間。

1968年4月８日是星期一，子女都有事離開了家。汪璧整個下午都在宿舍樓下面的院子裡默默地轉著圈子，顯得心事重重。沒有人搭理她，她走過來，又走過去……傍晚時分，寒風陣陣呼嘯，夕陽在混亂的城廓西墜。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來沙爾”藥水，頓時傾倒在地上。由於“來沙爾”劇毒，她的死狀極慘……書桌上留有她筆跡顫抖的遺書：“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這一年，參加革命三十四年的汪璧，年方五十四歲。根據“文革”中的說法，自殺就是“自絕於黨”。她的後事十分簡單淒涼。從此，顧准和汪璧相隔於陰陽兩界。顧准依然滿含感情地給汪璧又寫了四個月的信，計十余封。

1969年根據鬥批改部署，各個城市裡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機關幹部，都將被強制下放農村，從事體力勞動。11月初，學部各“連隊”的兩千余名知識分子和幹部，被下放河南省息縣“五七幹部學校”。

顧准奉命填寫下幹校登記表時，再次呈遞了懇切要求與汪璧直接見面的申請報告。交出申請報告次日夜晚，因焦慮而失眠的顧准，突然被一種不祥之兆攫住了。他猛地感覺到，妻子也許已經不在這個人間了。此後數日，顧准便接連不斷催促工宣隊告知妻子的實情，他用急迫的口氣，對連指導員楊清華一再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我下去，二不影響我改造。”11月７日，是個“黑色的星期五”。顧准冒著風寒扛完木頭後，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隊做出答覆。工宣隊這才將隱瞞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訊，用極簡單的幾個字告訴了顧准—大約是“汪璧已經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與地點，死亡原因，有無遺言，安葬情況（汪璧的骨灰後來下落不明了），都一概不說。

顧准在日記中淒慘地記載：“我此時只想知道她死時的情況，趙說，他們幫我找找，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是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為父親服喪。這一回，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長恨歌說‘此恨綿綿無盡期’，那是空話。但是，馬克思把他父親的小像，鑲嵌在胸飾中，帶進地下。我至少還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記憶，至少在我心裡還要活二十年……”

11月1６日，顧准隨同五連、七連全體“五七戰士”，在一片熱烈的鑼鼓聲中，列隊告別學部。為了悼念亡妻，顧准到幹校後，向同所的張純音借布票買來三十尺白色維尼綸，親手製作了兩套純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記中寫道：“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從古禮也……”他以此作為對汪璧永久的紀念。

林彪死亡後，周恩來成為二號人物，他直接發了話：“讓學部回來吧”於是，1972年７月，幹校全體人員返回北京。雖然幹校的軍事編制仍然保留，大家都返回家裡居住，軍（工）宣隊只是定期召集各“連隊”學習和勞動，平日的管理大大放鬆了。

顧准在剛回北京的好心情驅使下，到照相館去拍了一張面帶微笑的半身像，翻印了許多份，在背面一一注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即自河南明港回後第六天攝於北京”，又分別附上信件，寄給子女和潘序倫等親友。很快，他便高興地收到了潘序倫等人語帶驚喜的回信，卻始終沒有得到子女的任何回音。這使他悵然不已。他實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近在咫尺的子女放棄政治成見，來和他這個“反革命”爸爸見上一面。他無比傷感地對張純音喟歎：“我知道我母親和孩子住的地方，離我這裡不遠。可是，咫尺天涯啊！奈何，奈何！”（那時，顧准的老母和回京的孩子，都住在附近公安部大院內，陳楓和施義之家裡）。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檯燈。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真正令人唏噓！”

顧准曾對友人說：“過去在家裡，我和妻子就是這樣共用一盞雙頭燈。坐在這盞燈前，我感到汪璧仿佛就坐在我對面，和我一起讀著書。這樣，我就能看到她啊……”

1974年，顧准的晚期肺癌總爆發了，可怕的大吐血發生在10月中下旬。10月16日後，顧准徹底臥床不起。11月初，顧准已經發展到每天臥床吐血二百——三百毫升（相當於滿滿一茶杯）。

為了讓顧准臨終前能與子女們見上面，陳敏之于顧准進病房後第二天，給顧准的子女們寫了一封長信，並找他們談話，可是，談話和努力仍然沒有結果。原因十分簡單，堅持“革命路線”的青年人說：怕受爸爸的影響。

顧准在彌留之際，聽到子女竟如此答覆，不禁悵然慨歎：“我人都快死啦，還怕受什麼影響？！”但是，他卻無力改變眼前這一切。他只能將滲出苦淚的雙眼，仰望著空蕩蕩的天花板，半天半天地出神……

顧准的老母，這時年已八十九歲，獲知顧准病危，不住用衣袖擦拭總也控制不住的淚水。她深知自己獨自離開公安部大院，去醫院看望兒子沒有可能，每天晚上無論多晚，總要坐等陳敏之從醫院返回，向他詳細詢問了顧准的病情，方肯睡下。她聽說顧准只能吃半流質，便悄悄地掏出錢來，背著眾人，關照保姆去買來母雞和雞蛋等營養品，自己每天一大早起床，一瘸一瘸地親自下廚，為顧准烹煮半流質，讓陳敏之帶去醫院。顧准躺在病榻上啜飲著母親親手做的湯，默默地落下了眼淚。他雖然見不到母親此時的模樣，卻已經從每天都不間斷的一鍋濃湯裡，感知了慈母的那顆心——母親還和以前一樣愛他。

顧准的全面檢查報告11月11日出來了，病理檢查的具體結果：肺癌晚期，癌腫大如一個雞蛋，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而且已經擴散。

在顧准的朋友們強烈呼籲下，經濟所黨內外群眾討論後一致通過，給顧准摘去“反黨右派”帽子。11月1６日，經濟所領導派人到醫院與顧准談話。來人拿出一張預先寫著：“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這一類內容的認錯書，鄭重地告訴他，只要他在上面簽個名，就能馬上完成摘帽手續，重新回到人民中間來。但是，顧准卻無論如何也不肯簽字。他覺得他不需要什麼摘帽。來人反復說明，他們完全出於好意。顧准隨便怎麼勸說，堅決不同意簽字，他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顧准實在不願讓自己臨終再受一次靈魂的侮辱。朋友們只得上前懇勸：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啦。顧准聽到這話，深受震動，思考了片刻，才極其勉強地同意了。他顫抖著在這份最後認錯書上簽字時，由於內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淚。他對駱耕漠、吳敬璉說：臨終還在認錯書上簽字，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奇恥大辱啊！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後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經濟所黨組織收到顧准的認錯書後，派代表來病床前宣佈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復黨籍）。

顧准的生命之火已經非常微弱，看來再也起不來了。他急迫地等待子女們來醫院看他……

然而，顧准的子女們卻仍然沒有到醫院來。他們幼稚地認為，顧准只是最後才被摘帽，並沒有恢復黨籍，意味他的政治問題依然存在。11月24日，陳敏之收到了顧重之從外地寄來的一封信，那是他對父親希望他回北京來見最後一面的答覆。信上寫著：“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准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鬥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二十歲才出頭的顧重之，當時堅定地認為，他這樣做是“大公無私”、“大義滅親”，而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感情”。那真正是一個人性扭曲、人性泯滅的荒謬時代啊！

顧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施義之，接受採訪時坦率地說：“‘文革’中我執行錯誤路線，確實犯了大錯。我阻止岳母和顧准的孩子去看望顧准，也是錯誤的。對此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是，那個年代就是這樣要求大家的。我是個老軍人。說實話，我當個公安部長也並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親眼目睹前任部長李震，自殺在一個防空洞裡，而兩個副部長同時在我眼前被中央警衛部隊逮捕……那時，我如果同意岳母和顧准的孩子去看望顧准，他們還能回公安部宿舍來住嗎？我這裡還能太平嗎？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就是這樣殘酷。顧准第一次下放河北贊皇勞改，我曾利用出差去看望他。可是到了‘文革’時期，政治氣氛就完全不一樣了啊……”顧准曾以洞若觀火的態度，對吳敬璉說：“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為，他們只是一部巨大鎮壓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己。何況，他們全家也坐在火山上呀！”“文革”時代，絞肉機瘋狂轉動的恐怖狀態，於此也可略見一斑。

然而，無論顧准如何清醒地認識到“文革”的深度病變，他這次卻是在生命臨終之際，面對親生兒子的絕情！當他11月2７日明確獲悉，小兒子和其他四個子女，一個都不會到醫院來和他見最後一面時，感情大慟。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輾轉了四個小時，始終不能平靜下來。他實在無法承受感情上這銳利而沉重的一擊。

陳易眼見顧准整日淒涼痛苦的神情，實在於心不忍。他心想，顧准臨終見不到自己的子女，能見一見老母親也好啊，對他必也是一個安慰。他趕緊去找剛從隔離審查室出來不久的李一氓。陳易告訴老領導：顧准已經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他們母子倆卻不能見最後一面……李一氓仗義地說：如果顧准願意的話，我就到施義之家裡去走一趟，解決這個事情。次日，陳易向顧准轉達李一氓的問候時，興奮地說：是不是把老太太接來見見面？我已經同一氓同志講好啦，他說他可以出面……顧准心中早已盼望和久別的母親相會，聽了異常激動和高興。可是他考慮了良久，緩緩地說道：“好倒是好。據我看，施義之是不會拒絕的。但是，他恐怕心裡也很為難吧。想躲也躲不開。他要拒絕這個事情呢，又說不過去。老太太可能想來，但是也怕他們家裡不好處。另外，老太太來了，見到我這樣一定很難受。我見到她也會很難受。唉，我看這個事就算了，你替我謝謝一氓同志吧。”顧准咬緊牙關放棄了這次難得的機會。

1974年12月3日零時剛過，北風呼嘯，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顧准含冤而逝。蠟炬成灰，大海波息。

顧准的遺體由陳敏之為主護送火化並安置。顧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遺囑，拋散在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樓前面的小河裡，另一半根據經濟所的意見，安放在八寶山公墓後面的老山骨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