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煽顛案初級偵訊 鄒幸彤證詞

 支聯會煽顛案初級偵訊 鄒幸彤證詞

（**據幸彤的準備文稿與庭上口述綜合整理**）

我和支聯會的接觸，應該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我作為一個小學生，跟著母親參與燭光集會的時候。

我不像另外兩位被告，是在支聯會的成立之初就參與其中，影響著機構的發展。相反，我是在支聯會的影響下長大的一代人。所以我的口供，一方面是關於我個人的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聯會對這個城市裏的人帶來了什麼影響。

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是我參與公共事務最早的記憶。雖然當時的參與實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幾萬點燭光的其中一個。小時候未必很能夠理解甚至留意到什麼「五大綱領」，但基本的事實是明白的，知道好多哥哥姐姐為了國家能更好，站了出來，卻被當權者屠殺，殺人者還要誣陷他們為暴徒，抹去他們的存在。而場內的氣氛，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我第一次體驗到那麼多人共同的悲傷，共同的憤怒，我大受觸動，並且想去明白，到底是什麼，能讓那麼多人的人連成一體。

在維園，我亦見到了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燭光晚會的參與者，是最友善，最樂於助人的一群人。每個人都對身邊的人懷抱善意，不會斤斤計較，還會自動自覺為集體付出，不論是清理燭淚也好，傳遞場刊也好。可能是因為燭光晚會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私利可言的場合吧，會來的人都是因為愛——不論是對國家的愛、生命的愛、還是真理的愛。

可以說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是對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課。它令我切身感受到，什麼叫公義，什麼叫人心，什麼叫公共參與。它亦給了我學習的榜樣，不論是廣場上願意為民主付出一切的學生，在白色恐怖下努力尋找真相的天安門母親，還是維園裏每一個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並願意為之行動的人。他們都示範了給我看，如何做一個大寫的人。

政府整天將支聯會歸類為反中份子，但就我個人的經歷，支聯會多年來堅持談六四，談民運人士的遭遇，其實是培養了一群關心中國事務的人，對這個地方有愛的人，而不是煽動了什麼仇恨或所謂「反中」。但這份愛是基於普世的價值，基於對真實的人的愛，而不是愛一個虛無的國家概念，更不是愛一個滿手鮮血的政權。政府口講「反中」，實際上是在說「反黨」，是在偷換概念，混淆黨即是國。

到了 2003 年，我去了英國升讀大學，有幾年沒辦法參與維園的燭光晚會。我想，人去不了維園，燭光卻可以帶來身邊，於是我開始在英國組織悼念六四的活動，期間得到了支聯會不少的幫助。而在組織這類活動的過程中，亦更加堅定了我想為中國的民主做點什麼的決心。於是當我在 2010 年畢業回港，很自然地會聯繫支聯會，看看我有什麼可以出一份力的地方。我在支聯會做了幾個月的兼職，之後就一直留了下來當義工。我在 2014 年底當選成為常委，在 2015 年底成為副主席，並一直在這個崗位上直到支聯會在 2021 年被政府強制解散。

一個人要不要加入一個組織，可以有好多的原因，但至起碼，他必然是認同這個組織的宗旨或者綱領的。支聯會的綱領一直都是公開的，就是那 30 個字：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五大綱領不只是幾句口號，不只是某些場合下說過的話，它們就是這個組織的靈魂所在，身份所繫。所以控方其實沒必要特意去找我們在哪個場合、哪個平台說過哪句綱領，有說出來也好、沒有說出來也好，五大綱領一直都在，存在於我們所有的行動背後，是我們存在的理由。

五大綱領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應該單單抽出一條去解讀。支聯會的源起，始終是 1989 年的那場民主運動。八九民運的終極訴求是什麼？是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作為生於這場運動的團體，不可能忘記我們的初心，更有責任為逝者堅持下去。

我們想見到這個國家有民主，而擋在國家的民主化面前最大的障礙，就是這個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黨國不分的橫蠻邏輯。任何真心追求民主的人，怎可能容忍一黨專政的存在？當然結束了一黨專政，不等於立即就會有民主，畢竟建設跟「結束」是兩個不同的過程，但不結束一黨專政，就不可能有民主。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八九民運和其後的六四屠城，就正正讓世界清楚看見一黨專政的危害。一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黨，為了壟斷本就不該屬於它的權力，可以屠戮無辜，可以濫捕濫判，可以抹殺真相，可以顛倒黑白。一黨專政不結束，類似的罪行就可能重演，而且也已經重演了太多太多次。所謂結束一黨專政，說的就是不可以任由這個政黨為所欲為，對它所犯的罪，必須徹查真相，追究責任。所以平反跟追責其實也是結束專政的一部分。倒過來說，一黨專政一日存在，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反和追責。叫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政黨自己查自己？別開玩笑了。所以知道現在，文化大革命也好，大飢荒也好，都沒有任何真正的交代。死了的人仿佛就白死了。歷史的教訓從沒被記住。

而釋放民運人士，是一個最不含糊，最容易做到的訴求。如果當權者真有誠意進行民主改革，這就是一個最即時可見的訊號。當然這個訴求本身就是緊迫而重要的，對政治犯的無力關押，一天都嫌多。將這一條作為我們首要的綱領，也是我們對同行者的承擔。

這五大綱領，是互為影響的一個整體，裏面有一些相對具體的目標，比如釋放某些人，追求一些人，平反一些事。但要達成這些目標，無可避免要結束專政和建設民主。單單要求追責而不要求結束專政，是緣木求魚，甚至可以說是不真誠的。

但我要強調的是，以上只是我個人對五大綱領的理解，不能代表所有說過這五句話的朋友的立場。五大綱領不是我個人的平台或口號。如果我只是想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我未必會用同樣的字眼。但五大綱領的作用，是作為能夠團結最多人的公共文本，不是作為某一個人的想法的精準表達。它是在表達一個群體，一場運動的共識，一個最低的公約數。每個人對五大綱領有什麼延伸的要求，該如何達成，互相之間有何關係，或者裏面的字眼好不好、準不準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見，但作為一個集體，只有那 30 個字才是我們共同的立場，而不是任何人僭建在其上的解釋，不管那個人或機關多麼有「權威」也好。

對支聯會來說，我們沒必要也不想去統一所有人的想法。因為一場社會運動的活力正正是來自多元的思想。支聯會裏面有很傳統意義上的愛國者，有自居中國人、想要為國家付出的人，也有對身份政治不感冒、對國家概念持懷疑態度的人。但共同的就是我們都認同這五大綱領是值得爭取的目標，這就夠了。在這 30 個字之上硬加其他的演繹，然後套到所有人身上——無論這個人是我自己、官員或法庭——既多餘也扭曲了實際的情況。

具體落到支聯會自己，到底我們是如何去實現這五大綱領的呢？其實我們這麼多年的工作模式，也不外乎記錄、傳播、發聲、遊說、援助和集體的行動。

我們記錄那些黨國刻意抹去的人和事，不論是六四的真相，還是國內被酷刑被消失的抗爭者。

記錄下來，不是為了藏在山洞裏，所以我們也會盡力傳播這些訊息，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真相，讓黨國沒有那麼容易能篡改歷史。所以我們會辦六四紀念館，會搞講座、展覽、話劇、出版、導賞等等傳訊和教育的工作。

當然我們不只是被動地記錄及傳播過去的事，我們也希望能介入和影響正在發生的事，支持那些正在受壓迫的人。所以我們會就著各種議題和事情發生，比如是政治犯的抓捕、豆腐渣工程、新疆的再教育營等等。我們亦會去做國際的遊說，比如向聯合國提交人權報告，希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和政治犯的了解和關注。而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們亦會直接幫助有需要的抗爭者和家屬，搭橋牽線或提供人道援助。

而作為民間的組織，我們展示力量，向政府施壓的主要途徑，就是集體的行動。所以舉辦遊行集會、街頭行動、國際聯署、明信片行動等等，都是我們常做的事，最為人熟知，也比較有影響力的行動，自然是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但其實我們年中搞的公民行動，比這要多得多，只是好多的議題未必能有六四那麼大的迴響。但無論人多人少，值得去關注的人和事，我們都會盡力去行動和發生。比如在 2017/18年度，我們就發出了 30 則聲明，進行了 21 次遊行或集會，在各個聲明裏提及過名字的良心犯超過 30 個，包括劉霞、伊力哈木、謝文飛等等。我這裏有當年支聯會的年度工作報告，裏面有我們發出的所有聲明和活動日程表，可以更具體地看到我們是如何工作的。

我們這些工作，驟眼看似乎不能直接達成到五大綱領，甚至可以說我們來來去去只是「得把口」——我們只是不停地說我們的要求，我們的理據，在各種場合，對各個對象，用各種方法。常會有人問，難道你不停叫中共釋放劉霞，它們就真的會放人了嗎？沒有人知道，但事實上，劉霞最終也出國了。至起碼，如果連說出訴求的空間都消失掉，那些訴求就更不可能實現。

而且，我們其實從不應小看語言的力量。共產黨的起源不也就是一本書嗎？更根本的是，我們要結束專政，建設民主，說的就是想結束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循環，希望建立一個靠道理和原則維繫的社會。而不是要取而代之成為下一個獨裁者。所以我們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力量，就是把事情、把道理說清楚，以此消除極權對人的蒙蔽和掌控。

畢竟，專政也是靠人去維持的。而極權操控人的工具，就是屈辱和恐懼，令所有人變成自己的獄卒。在絕對的權力下，人們被困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裏，這個世界沒有事實，沒有選項，語言被限制，價值被掏空，以至於獨立的思想、自主的選擇再不可能。那麼要結束專政，最關鍵的其實是要打破這個思想的牢籠，守護真相，提供選項，自由地說話，並捍衛重要的價值和原則，而這些，就是支聯會一直以來所做的，亦是我在這個法庭上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