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有關沉默的六篇文章
■徐賁有關沉默的六篇文章
★徐賁：沉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史達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史達林乾杯”。
“為什麼要為史達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達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史達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兩百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兩千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一萬人。”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史達林的繼承者》嗎?”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裡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葉甫圖申科回答。
“喔，我那時才8歲。”她有點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
1963年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解凍”時期，當時的《真理報》允許刊登揭露史達林統治時期陰暗歷史事實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為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達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遺忘：不只是要忘記史達林的暴行，而且還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史達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這令葉甫圖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覺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輕一代沒有任何瞭解過去悲慘事實的知識來源，因為書裡和教科書裡都是不記載的。就連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刊登過的文章，提到誰死了，也還是對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
那麼沉默的是誰呢?僅僅是報紙、書籍、教科書、官方歷史書?還是整個社會都參與了這一沉默?美國政治學家密爾(J. S.Mill)曾說過：人們“獲得國家歷史，並因此結成記憶的族群，其實都是與過去的一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獲得”的“國家歷史”是那些記錄下來，或者說被權力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被記錄或不被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就此被武斷地從國家歷史中剔除，也從族群記憶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對歷史真實保持沉默，雖然是從改寫歷史開始，但最終卻表現為族群的集體忘卻。每個沉默的個人，每個在族群中按權力意志來記憶或忘卻的人，都參與在以沉默代替真實，以沉默維持謊言的共謀之中。
集體沉默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的沉默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記住的歷史災禍。這個災禍我們記得嗎?記住了嗎?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強權迫使大多數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時刻”。這些事件和時刻固然不能忘卻，但是，更不能忘卻的是那個使絕大多數人從“被沉默”到“自覺沉默”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必須由每個現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經“自覺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記憶。
記憶必須由集體來保存，但記憶同時也是每一個記憶者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的機會。這樣的自我反省能使記憶成為一種打破沉默咒語的行動，一種對“正統記憶”的有意識的反抗。集體失憶總是與權力製造和強加“正統記憶”同時發生。正統記憶是由統治權力所主導的，是用來加強集體失憶，代替集體記憶的偽記憶。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年輕人，因為沒有對史達林暴政的記憶，所以才欣然接受史達林使蘇聯強大有力的正統記憶，並把它當成他們應有的集體記憶。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有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記憶，有了“蘇聯GCD具有非凡自我糾錯能力”的記憶。這樣的“正統記憶”取代了對史達林暴行的真實歷史記憶，它是在幾乎全體蘇聯人對真實歷史的沉默中得到維持的。
打破這個沉默，是重新開始真實歷史記憶的第一步，它要記憶的不是史達林的“強國”，而是這個“強國”對蘇聯人的奴役和迫使他們為之付出的人性代價，其中便包括整個社會從“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體沉淪。
裡裡外外的“一致”營造沉默的假面
絕大多數人一下子都“被沉默”，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一個權力能夠對所有人擁有絕對掌控力的國家社會之中，擁有這種絕對掌控力的政權就是極權。哈威爾在指出“極權是對每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控制和影響”的時候，特別強調極權是一種極其“善於變化、適應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非常嚴密、細緻、條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種特殊的糾錯能力。這種糾錯不是改變極權的目的，而是不斷改變為維護統治而採取的手段和途徑。
極權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世俗宗教觀念體系，它可以借用外來資源，包括與它敵對的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資本運作”)，顯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糾正能力。但是，任何外來資源都必須為極權統治目的服務，因此也一定會被這個統治目的所同化，並轉變為它自身的有機部分。因此，哈威爾指出，對極權要麼是全部接受，要麼是全部摒棄，“不可能部分採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極權，也會徹底地影響人的生命”，這包括因接受極權所製造的“正統記憶”，而喪失對真實歷史的記憶。
極權統治並不能把正統記憶一一放進每個人的腦袋，也不可能把真實事件的經驗記憶一一從每個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組織化”的手段來對所有人一起進行大規模統一處理的，這種處理的規模和強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極權統治的條件下才有實施的可能。被處理的人開始也許是被動的，但不久就變得能夠並且願意積極配合。對於這樣一個過程，彼特沃克在《彎曲的脊樑》一書中通過比較納粹和東德這兩種不同的極權統治來作了揭示。納粹和東德都是通過極權國家的組織力量，營造全體人民“一致”的景象，並通過形成天羅地網式的“組織”環境，來強迫和維持絕大多數民眾的沉默，其他極權國家的情況與此大同小異。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擺出一種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陣勢，但只有極權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也非得做到這一點不可，因為極權統治自稱掌握了絕對的真理，對絕對的真理當然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和看法。但是，極權統治的最高層的內部權力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納粹高層的爭鬥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親自下達命令：內部爭論一定不能外泄。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D內指示中提醒D的領導們：“元首反復強調，D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復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D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D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D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D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D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D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會議上發言說：“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佩爾則(ArvīdsPel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常態，至少是對外的一致口徑，1989年10月政治局罷免總書記昂納克，昂納克自己投的也是贊成票。
“一致通過”和“完全一致”貫徹在D的宣傳語言套話中，在這種套話中，不僅D中央完全一致，全體D員完全一致，而且連“D領導下的人民”也是全體一致的。但是，極權宣傳越是不遺餘力，越是顯示“全體一致”並不是像說的那麼完美。
對D員，D有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可以確保“完全一致”，但D對普通民眾就遠不能那麼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D組織的成員和追隨者作了區分，追隨者是那些有別於一般群眾的“覺悟群眾”。D員或D徒是忠於D的事業，為之鬥爭甚至願意為之犧牲的人。追隨者是投納粹D的票的群眾，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是在所有緊要關頭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說還有那些不投納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對納粹的。
在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上，希特勒說，他展望有一天，每一個德國人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即使到那個時候，也還是只有最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才能成為D員。1933年3月戈培爾對無線電臺從業者發表講話，提出了把德國人百分之百爭取到納粹這一邊的目標：“無線電臺必須説明我們鞏固和捍衛這一目標。無線電臺必須讓我們時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讓他們再也離不開這個精神。”極權展現和證明人民對它“全體一致”的擁護，不光要用宣傳所說的，還要用公共活動所做的。人民全體一致擁護納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動表演之一便是“選舉”。
納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權前的國民議會(Reichstag)選舉中獲得了37%的選票，在1933年3月雖有操縱但還算相當自由的選舉中獲得了44%的選票。納粹取得了政權8個月後，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躍升至92%，可見納粹宣傳的力量，當然這是在納粹很得“民望”時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納粹意外的不快時刻。1934年，興登堡總理去世後的全民公投，納粹得票率為88%，有的區得票率甚至不到70%。納粹的宣傳刊物《我們的意志和道路》評論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還有10%的德國人在觀望，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爭取到國社D國家一邊。”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納粹的得票率都是99%。
東德曾經是最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它的宣傳同樣極端重視選舉投票所展示的“全體一致”，17次國民議會的選舉中，有16次都是超過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後一次選舉中，才稍微下降了一點，僅達到98.85%。
幾個月之後，這個得票率如此之高的GCD政權就垮臺了。這麼高的“全體一致”，讓所有的觀察家對東德政權的突然崩潰都覺得不可思議。很難相信，在納粹德國或東德，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曾經是一樣的想法，同樣都支持納粹或GCD。但是，在當時，誰也無法確定是否真的還會有人與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樣。一望無際的“全體一致”讓每個人都無法確定，他所不能看到的異議是否確實存在。這種對自己的懷疑和孤單的無力感，足以讓絕大多數還心存懷疑和猶豫不決的人閉緊嘴巴，絕對不敢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告訴別人，並努力作出與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樣子。
層層疊疊的“組織”製造沉默的牢籠
為了確保群眾能夠全體一致地與D發出同一個聲音，極權統治使用的是賄賂與恫嚇並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頗為成功的。賄賂是讓人們看到，順從權力有好處，恫嚇是讓他們知道，不順從權力就要遭殃。許多人就是在賄賂與恫嚇的驅使下去按D的指示辦事，按D的旨意選先進人物、投票表決等等，許多人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去要求入D、入團或者至少“向組織靠攏”。
極權統治下的各種組織對控制群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極權統治必須把每個人從自然和傳統的群體中孤立出來，使他無法在與他人的自然關係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來驗證自己的想法，這種人際關係包括朋友、同學、職業和公共團體等。孤獨的人只能從D的宣傳那裡得到資訊並將之接受為當然真理。孤獨的人被安置在各種政治性組織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組織都處在極權統治的全面、徹底控制之下。除了作為權力基礎的D、軍隊、員警，還有許多看起來是“民間”和“非政D”、“非政治”的組織，如工會、婦女會、青年會、兒童會、作家協會、殘疾人協會、居民會等。對群眾的正確言論(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和正確行為(該不該開口說話)的教育，就是在這些組織裡進行的，“沉默”就是這兩種“正確”的集中體現。
納粹D和德國GCD(社會統一D)都是成員眾多的龐大組織。希特勒的目標是讓10%的德國人成為納粹D員，這個目標一直沒能達到。東德GCD的組織力比納粹還要強，到1988年為止，德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GCDD員，D員自己宣誓絕對服從D的紀律，他們也是最容易“全體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D外群眾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
納粹時期，最大的組織是“德國勞工陣線”(DAF)，90%的德國工人都是會員，這就和中國工人、教師等幾乎每個人都會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一樣。衝鋒隊(SA)、D衛軍(SS)，以及希特勒青年團、婦女會和其他附屬於D的“群眾組織”讓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參加，甚至參加不止一個組織。
東德的情況也很類似，幾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參加“自由德國青年團”(FDJ)，1989年“德蘇友好協會”有620萬成員，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另一個名叫“自由德國商貿聯盟”(FDGB)的群眾組織也有眾多的會員。而且每個人還不止是一個組織的成員。1979年，東德的一個化工企業1.9萬名雇員中有97%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會員，84%已參加了“德蘇友好協會”，71%的青年雇員還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成員，24%是東德GCDD員。許多人還是這些組織中的各級幹部，光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的成員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種頭銜。哪怕是在群眾組織中，各種頭銜，如小組長、某某委員、幹事，也給人一種“權力”的感覺。取得某種職位後，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視的機會，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寵的感覺。“先進”、“模範”這一類稱號也能起到類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僅讓當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讓其他人羡慕、學習，照他們的做法有樣學樣。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複，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GCD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D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麼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麼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回應了D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D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
組織感和組織行動，包括適應和積極參與那些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實效的集體活動，不只用於成人，而且也用於兒童和青少年。事實上，只有那些從小在這種組織環境中培養教育起來的人，成年後才會更適應于完全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宣傳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宣傳，而前宣傳正是從幼年起就在學校教育中貫徹執行的。學校的教科書都是按D的要求編寫的，老師也是這麼教的，孩子從小就學會什麼是該說的，他們在班上爭先進，當班幹部，依照的也都是這樣的標準。
1959年，東德學校給家長去信，要求他們支援子女參加少年先鋒隊組織：“你的孩子開始受教育，這是他人生的重要階段，接受系統的準備，預備為社會主義群體服務。孩子的群眾組織，台爾曼少先隊是對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幫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參加少先隊，那是對孩子成功發展的最大幫助”。學校把這樣的事告知家長，徵求家長同意，家長當然不會不同意。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20世紀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GCD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裡甚至成為一種“優秀”和“榮譽”的身份標誌。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D叫幹啥就幹啥，D叫咋想就咋想”成為一件光榮的，比組織外人“先進”的行為，也是一件能夠引起許多組織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組織所起的作用是把群眾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圈子，迫使那些內部的人更加順從，而同時誘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順從。即使在這種“光榮”誘惑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團和入D，入了會有好處，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顯的好處，總比不入要強，因為不入差不多肯定會有害處。別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處都沒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選擇。
德國政治學家諾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眾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論著稱，她觀察群眾的“公眾輿論”形成，發現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沉默升級效應”，而這種“沉默升級效應”在青年團和GCD這樣的組織環境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群體中，尤其在組織化的團體中，人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說出來，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說的也就是“危險”的看法，因為人們躲避它，以後還會就此消失，無影無蹤。
在群體中要是有誰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別人就會側目相視，生怕危害連累到自己，說的人馬上就能感覺到別人的不快，並避免再犯。美國政治學者庫倫(TimurKuran)又稱之為“謹慎升級效應”，他指出，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隱藏自己原來的真實想法，自我審查不該說的話，而且還會當眾說出與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話來，他們在說“正確”想法時，會變本加厲，比原先沒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堅持、更過分。這種現象在D內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國GCD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東德GCD的創始人之一，後來逃到西方。他曾經寫道：“我常常看到，有些東德官員越是對D有疑惑，在同西方訪客交談時就越是做出立場堅定的樣子，堅決捍衛D的路線。跟這些人談話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們是150%的史達林分子。”層層疊疊的“組織”為無數的加入者製造了一個相互鉗制的人際關係牢籠，在這樣的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必須時刻謹言慎行，並在需要的時候隨時以謊言加碼的方式對自己的言行做“謹慎升級”。
互相監督維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監督的組織化環境裡，每個人都必須有好的表現，不光自己要有正確行為，而且還要揭發別人的不正確行為，告密和打小報告於是成為一種以揭發別人不正確行為來證明自己正確行為的正確行為。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學會謹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為說正確的話乃是最根本的正確行為。
在納粹德國，正確行為是以對猶太人的態度為標準的。在東德，則以對D的忠誠服從為標準。東德的國家安全部(Stasi)的線報網要比納粹嚴密得多。納粹新聞主管人施特萊徹(JuliusStreicher)在他發行的週刊《襲擊者》(DerSturmer)上，刊登過大約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猶不力者的名單，有的是對猶太人太客氣(相當於立場不堅定)，有的是與猶太人有生意往來，這些名單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東德告密者的規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與“國安部”有某種聯繫，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鄰居揭發鄰居的網路。不要說是公開表示不滿，就是私下裡說的話，也會有人檢舉揭發，成為罪證。一直到1989年政權垮臺前不久，東德還呈現出一片全體擁護D的景象。據1989年春“國安部”的統計，全東德只有2500名活動分子和60個“死硬”異見者。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裡怎麼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D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D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麼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按照東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會，人數超過3個人，就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例如1983年，萊比錫教會人士得到通知，有3個人以上手持蠟燭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得到批准。任何群體行為都受到嚴密監控。1988年萊比錫有150人在教堂做過禮拜後，步行上街，國家安全員警嚴陣以待，事後的報告是，“參加者沒有帶旗幟、象徵物品或其他明顯標誌……沒有影響公共安全和秩序，幾乎沒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國家安全部門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為了“正確目的”舉行的群眾集會也會引起國家安全部門的恐慌。1983年，一個來自魏瑪的團體要在東柏林舉行一次反對北約的抗議集會。即便這一集會的目的與國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確，但卻具有“自發”、“獨立”的性質。集會那天，有大約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參加者說：“國家對於獨立組織的集會害怕成這個樣子，無論集會的內容是什麼都不行。”這令人想起了一些災難後的自發紀念集會，僅僅因為不是官方組織的，就遭到了取締和禁止的命運。
沒有人確切知道極權宣傳到底有多少效果，從極權對任何公開異見和群體聚合的恐懼來看，就連宣傳當局對自己經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沒有信心的。強行禁止，逮捕不規行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維護宣傳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爾說，任何有效宣傳後面，一定得有利劍的支撐，東德國家安全部誓言要當好D的“盾和劍”。人們有公開的“正確行為”是因為深知不正確行為的嚴重後果，幾乎沒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劍”的。對1936年德國工人狀況，有人這麼說：“稍微需要一點勇氣的事情，他們也是不會去做的。”東德民主人士、政治異見者紐伯特(EhrhartNeubert)問道：“在那時候的東德，誰會承認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數人，而且是在私下會承認。……這個制度就是靠恐懼來維持的。”
生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許多人並不“感覺”到恐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恐懼已經麻痹，已經習慣於恐怖生活，或者已經失去了對恐懼的感覺，而且也是因為極權經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懼，並不總是在“濫用”恐懼。“合理的恐懼”可以讓人的恐懼顯得不那麼恐懼。而且，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錯誤，遇到麻煩，會覺得自己理虧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該“明知故犯”或“雞蛋碰石頭”。他們看到別人觸犯禁忌，遇到麻煩，吃到苦頭，就會慶倖自己幸虧沒有那麼做，也會責怪遇到麻煩的人自討苦吃。
一般人渴望過“太平日子”，不喜歡“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喜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壞事(被逮捕、懲罰)發生時，總是先責怪“不識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統治權力，無端多事，不自量力。這種普遍的“責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極權統治精心培植、鼓勵和利用的一種大眾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順從成為交換安全無事的代價，每個人都變得能夠接受統治權力的“合理要求”：別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閒事，他倒楣是因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樣，就自然能平安無事。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這麼“聰明”和“理性”的社會裡，即便出現一些異見思想，極權統治也總能找到有效控制的辦法。有人以為，政治異見思想一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其實並非如此，格拉德威爾(MalclomGladwell)對此有過論述。
他認為，一般來說，很難精確預測哪些異議特別具有傳染力，特別容易擴散，這就像很難預測哪種流行病菌會在哪一年流行一樣。一方面，總是會有不止一種異議在悄悄傳播，直到某一種突然越過了“臨界點”，一下子傳染開來，連時時防守者也覺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種異議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無須把異議從每一個人頭腦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夠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這就像撲滅流感並不需要人人打預防針或接受治療，只要有足夠多的人不傳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開談論或討論的歷史事件，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說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遠無法預料，什麼時候、在哪裡、會因為什麼事情、又一下子會出現了多大面積的民眾異見。但是無論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撲殺的辦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讓足夠多的人對傳播異見心懷恐懼，讓足夠多的人至少在公開行為中保持順從和沉默。當大多數人不再公開表示某種異見時，異議的傳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讓大多數人對某事保持沉默，是讓異見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們接受了極權統治的“合理懲罰”和“合理暴力”邏輯，他們會覺得極權並不是那麼極權，甚至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與混混沌沌、無知無覺地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一種“清醒”的生活狀態，自以為自己的沉默和服從不是出於恐懼，不是由於自己“膽小”、“懦弱”，而是因為自己“識大體”、“不死板”、“聰明”。用這類的說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可以讓人比較體面地面對自己的沉默和順從。這些人並不是從來未曾想過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經過思量後決定還是不做為妙。想做而最後決定不做，看起來是一時的自我約束作用，其實會對他們今後的行為有長遠的定向作用。因為，想做而決定不做的事情，以後就連想也不想了。
人並不是一下子從不沉默變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從不順從變成順從的，人是一步一步變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一些。察覺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順從是一件令人沮喪、沒有尊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數人也就選擇乾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說它，就這樣，通往徹底沉默和順從的路也就越走越順暢無阻。一個人一旦走上這條不歸之路，他就已經喪失了保存思想自覺的意志，也喪失了表達自覺思想的能力。
——文章轉載于徐賁《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
★ 批評者就是敵對勢力嗎？
文/徐賁
《環球時報》2016年年會有關於「敵對勢力在多大範圍內存在」的議題討論，參加討論的學者、專家們發表了不同意見。但是，從報道來看，他們討論的「敵對勢力」究竟是誰卻並不清楚，是出於疏忽？還是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
據報道說，有參會者認為，「現在穿軍裝拿刀的敵人已經不敢來了，但穿西裝的敵人有不少」，間諜、策反、收買情報和培養代理人等仍然是敵對勢力常用的手段。這種敵對勢力顯然與某種「祕密」和「陰謀」有關。還有的參會者認為，」不能因為一個人批評兩句政府就說他是敵對勢力，也不能說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人就是敵對勢力」，這是反對籠統地將批評負面現象定性為敵對勢力。
按常理來說，一個公開的討論會，不會是討論間諜、策反、特務一類祕密情報的地方，所以我想，後一種理解——把批評者當成「敵對勢力」——要更靠譜一些。不過，第一種理解也很值得重視，因為它是在明白地暗示，誰批評負面現象，誰就是與間諜、特務、滲透分子一路的敵對勢力。
越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就越是難以接受別人的批評。良好的自我感覺會扭曲一個人或群體與他者的關係，阻礙與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動。
《環球時報》2016年年會有關於「敵對勢力在多大範圍內存在」的議題討論，參加討論的學者、專家們發表了不同意見。但是，從報道來看，他們討論的「敵對勢力」究竟是誰卻並不清楚，是出於疏忽？還是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
據報道說，有參會者認為，「現在穿軍裝拿刀的敵人已經不敢來了，但穿西裝的敵人有不少」，間諜、策反、收買情報和培養代理人等仍然是敵對勢力常用的手段。這種敵對勢力顯然與某種「祕密」和「陰謀」有關。還有的參會者認為，」不能因為一個人批評兩句政府就說他是敵對勢力，也不能說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人就是敵對勢力」，這是反對籠統地將批評負面現象定性為敵對勢力。
按常理來說，一個公開的討論會，不會是討論間諜、策反、特務一類祕密情報的地方，所以我想，後一種理解——把批評者當成「敵對勢力」——要更靠譜一些。不過，第一種理解也很值得重視，因為它是在明白地暗示，誰批評負面現象，誰就是與間諜、特務、滲透分子一路的敵對勢力。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被人批評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們會覺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讓世人看見的東西故意暴露出來。他們如果覺得被人打了臉，丟了臉面，自然會歸咎於批評的“不良動機”，將之視為“惡意攻擊”或“敵意”。
其實，批評的動機和意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是否合理和真實。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評就是好的批評，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慮和歡迎的。
然而，現實情況是，人們對於那些試圖讓他們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見最常見的反應是，要麼忽視，要麼敵視。忽視是不拿批評當一回事，再怎麼說也是白說。敵視是太拿批評當一回事，一點點都容不得往眼裡揉沙子。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話），大多數人就算見到不良現象，也是不批評的，他們對不良現象保持沉默，潔身自好，不願意被推入“敵對勢力”。正因為眾人總是在自覺地把不好聽的話咽到肚子裡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話說出來的人才特別讓人不爽，
特別遭人白眼。
他們遭人痛恨，不僅是因為他們說了一些眾人心裡都明白卻又都不敢說出來的話，而且更因為他們的公共行為本身就是在提醒別人的自私、膽怯和懦弱。人們憎恨批評者，是因為批評者也挑戰了他們認為理所應當的沉默。
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裡的大象》一書裡指出，人們保持沉默，成為沉默的同謀，“保護的不只是個人的顏面，也保護整個集體的顏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認為不僅僅是不得體，事實上，他們經常被夥伴們公開指認為叛徒”。
在那些高度警惕敵對勢力的人士眼裡，“敵人”是內外有別的。“敵對勢力” 不僅是指來自外部的批評，而且也是指內部提出的批評。內部的批評者會被視為配合外部敵人的“內奸”。外部敵人幹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內部敵人幹的則是家醜外揚和洩密。
日本有一張傳統的“三不猴”圖：三個猴子一個捂著眼睛，一個捂著耳朵，一個捂著嘴巴——它們不看、不聽、不說。雖然不說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後一定要有不看和不聽的積極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謀不僅是不說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聽者共同加入的集體合作。
任何一個沉默的合謀都可能被某個潛在的發聲者打破。在美國， 有人畫了一幅描繪尼克森水門事件的諷刺畫，給這“三不猴”圖添加了一隻猴子。這第四只猴子手拿電話，正在和美國頭牌新聞調查記者、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話。
澤魯巴維爾說，“這張漫畫恰切地描摹出這樣一股會暗中破壞沉默合謀的社會力量，告誡我們，儘管拒絕面對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強烈，但會被同樣強烈的揭露真相的願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樣，打破沉默也需要眾人的合作。要結束沉默的合謀， 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個不剩統統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夠多就可以了。
2017 年12 月6 日，美國《時代週刊》2017 年度人物揭曉，這項殊榮被授予那些敢於“打破沉默”，揭露性騷擾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個星期，美國NBC
電視臺“Today”早晨節目王牌主持人麥特·勞爾（Matt
Lauer）被女同事指控有“不當性行為”，NBC 接獲投訴後將勞爾解雇。
令許多人覺得詫異的是，對勞爾性騷擾的公開指控是頭一次，但是，這位在NBC 供職長達20 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歡“追女人” 的癖好卻是圈內人都知道的。為什麼直到今天才“東窗事發”呢？
這主要是因為名人、要人的性騷擾行為在美國正成為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以前被認為只是男人的風流小事現在被視為嚴重的錯誤， 甚至犯罪行為。沉默可以是一種善意的謊言，也可以是一種犯罪共謀。先前對勞爾“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許是給他面子。現在她們不再沉默，是因為對事情的錯誤性質有了新的認識，所以行為也就發生了改變。
人們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傷害後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當事人的感受也會完全不同。
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伊萬·伊裡奇之死》裡，伊萬·伊裡奇快要死了：
“最折磨他的是欺騙，是謊言。不知為什麼，他周圍的人都同樣認為，他只不過是病了，不會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靜，接受治療，然後好事就會發生了。但他知道，照他們說的去做，不會有什麼結果，到頭來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後死掉。這種欺騙折磨著伊萬·伊裡奇——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對他的病情說謊，並且希望和強迫他參與這個謊言。”
沉默和欺騙的共謀有它的社會作用，那就是在壞事發生時，讓人們仍然可以保持一團和氣，避免出現令人難以應對的尷尬和窘迫。有時這無傷大雅，有時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但是，看似無害的共同沉默與犯罪的惡性共謀卻是有著相同的社會心理機制：出於某種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對有些事情避而不談或視而不見，這樣的默契是一種集體性的自我欺騙。
這種沉默在職業人士中尤其常見——他們都是有涵養和“拎得清” 的人，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不像沒文化的人那樣“大嘴巴”。
美國醫生的毒癮問題就是職業人士一直用沉默掩蓋著的一個公開秘密。麻醉師威廉·法萊（William
Farley）是“醫生戒毒計畫”的負責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藥癮，長達十年之久。他不僅飲酒上癮，而且還離不開一種叫“帶爾眠”（Dalmane）的抗焦慮藥，要是三小時不用這個藥品，手就顫抖不停，打靜脈針的時候把病人都嚇壞了。
他的藥癮非常明顯：穿著邋遢，脾氣暴躁，眼睛又紅又腫。但是，法萊說，他有一個保護，那就是，“我的醫生同事們都一致對此緘口不言。他們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沒有人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醫生之間忌諱談論與藥癮有關的事情。
忌諱其實是一種社會性欺騙，忌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劃出一個個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於險境的禁忌圈子，忌諱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納的人員也多有不同。
打破忌諱的往往是“不懂事” 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裡唯一說實話的就是那個不懂事的孩子。
圈內人加入沉默的共謀與自身利益有關。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古爾曼在《必要的謊言，簡明的真相》一書裡講述了一件他親身經歷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師朋友告訴他，警官們在法庭上說謊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時候。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說謊，但因為那樣便於他辦案，也就眼開眼閉，默認了事。
古爾曼問他，那麼法官知道嗎？朋友說，法官也許會懷疑警官沒說實話，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頭不見低頭見。法官與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見，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樣子，辦案就少些麻煩。
古爾曼問，那麼好人是否會被冤枉呢？他朋友說，有可能吧。古爾曼認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師對警官證詞的真偽保持沉默，造成冤案， 那麼他們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權力經常靠強制沉默來維持，而集體沉默則無一例外都是在默認強制權力的合理性。
上司對下屬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是一種憑藉權力的犯罪行為，對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有了明確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開控告的勇氣。她們一旦先打破沉默，集體沉默也就變得難以維持，也讓對性侵犯的“不啞忍”和“零容忍”漸漸成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規範。
★徐賁：說真話得先讓人能說話
在今天的社會裡，無論是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際交往，還是對社會、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夠程度的有所懷疑。——徐賁
說真話固然很重要，但說真話首先得讓人說話。
說真話是讓真實的情況顯現出來，有些話讓說，有些話不讓說，這是對真實的強橫、不講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讓說真話。
在完全沒有理由，或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強行規定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這是出於對真話的恐懼。
這種恐懼是非理性的，它經不起人們用真話對它提出質疑，它又怎麼可能真的願意讓別人說真話呢？明明不能允許別人說真話，卻又在嘴上高談提倡說真話，這不是假話和謊言，又是什麼呢？
只是選擇性地說真話，本質上是一種耍手段、使陰謀的造假，並不是真的說真話。只是選擇性地說真話充其量是一種“半真話”（half truth）。
希伯來諺語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美國女詩人艾德里安娜·裡奇（Adrienne Rich）說，可以用字詞來說謊，也可以用沉默來說謊，逼人沉默，不讓人發聲說話，就是逼人說謊，逼人成為謊言，甚至犯罪的共犯。
1963年，25萬美國人舉行了民權運動大遊行“向華盛頓進軍”，馬丁·路德·金博士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說，同一天發表演說的還有猶太拉比約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他曾經是柏林的一位拉比，親眼見證了納粹德國好人不做聲而讓壞人肆意作惡的悲劇，他那天振聾發聵的一句話就是：“偏見和仇恨並不是最緊迫的，最可恥最不幸的是沉默。”
在偏見和仇恨面前保持沉默的人並不一定贊同偏見和仇恨，但他們的沉默卻使他們成了偏見和仇恨的共犯。
謊言有“黑”“灰”“白”三種。黑色的是一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
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一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一個封閉的資訊、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聽話者心甘情願地相信說話人的消息來源和內容。
《1984》中的“戰鬥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
與黑色謊言相對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謊言，後面兩種謊言有著不同程度的“真實”成分。如提供不實資訊的確實資訊來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誤導性的資訊，有選擇地摘取只對自己有利的話語，創造性地誤讀和斷章取義，把自己的話強塞到別人的嘴裡，將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別人的文字之中，裝正經、裝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說謊的責任。
當然還有許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話”。白色和灰色謊言的目的與黑色謊言無異，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以騙術和欺詐來讓人上當受騙。
白色和灰色謊言與黑色謊言的另一個區別是，說謊的人特別心虛，因為他們說謊，自己心知肚明。他們還知道，他們的謊言並騙不了人，別人對他們說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於他們的淫威，不敢作聲罷了。
說謊是他們的工作，就像美國著名演員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所說，“牆上的鐘明明是10點，他們告訴你是9點。你看看牆上的鐘，怎麼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說謊”。他們說謊，“只是因為說謊是他們該做的事”，而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以為有人會把牆上的鐘看成是9點。
這樣說謊必須把說謊當作一種職業，對他們來說，說謊不是一種劣行，而是一個工作，他們說起來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其實只是一些以說謊為飯碗的食客而已，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會把事情越弄越糟。
今天，說真話被當作一種政治新氣象的舉措提了出來。要人民對這一舉措的承諾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許以說假話為職業的人來把事情越弄越糟。
報刊上的毎一句真話，每一次讓人說話，都是幫助樹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擔保；而每一句假話，每一次不讓人說話則都是對承諾的一件推翻性事例。
在任何一個社會裡，每一種信任之所以能夠得以建立，都是因為有足夠多的實際事例的擔保，而不只是因為有了權威機構或權力人物的信誓旦旦。
在今天的社會裡，無論是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際交往，還是對社會、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夠程度的有所懷疑。
這種有所懷疑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擔保的減少，隨著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變得不可持續，進而徹底動搖，甚至完全毀掉。
選自徐賁《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
★徐賁：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
文 | 徐賁
讀到一篇《為錢楊伉儷的「不公共」辯護》的文章，文章反駁有些人批評錢鍾書和楊絳對社會不公不義之事的冷淡，認為，知識分子「沒有義務為遭受不公者說話」，主要的理由是「公民行為，法無禁止，即為許可」。文章解釋道，「作為一種政治自由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的權利，而不是義務。如果法治條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範圍內任意使用處理這項自由，沒有任何人有權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徹底拋棄這項自由的權利」。文章顯然是從錢楊的個人「權利」來看問題的，而批判者則是從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來看問題，意見不同的雙方所辯論的其實並不是同一個問題。
在一個知識分子能夠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會裡，他們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並不證明是他們是在行使自己的正當公民權利，而是顯示他們未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儘管不盡責並不違法，但卻仍然是一種失德行為。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見死不救、袖手旁觀一樣，雖然法律並不禁止，但卻並不被普遍接受為道德上應該許可之事。
知識分子的社會道德責任也被視為他們的「義務」或「良心」。康得把人的義務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兩種。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去做——普遍行使——會在邏輯上或實行中引發衝突，那麼，這件事就不能去做。不做這樣的事是人的完全義務（perfect duties）。完全義務禁止人有違反普遍法則的行為。例如，我們有不偷盜、不殺人的完全義務，因為可以偷盜或殺人不能作為普遍法則施行於群體之中。但是，如果我們僅僅盡完全義務，不偷盜、不殺人、不強姦等等，那還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一個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個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雖然他不強迫別人也這麼做，但他希望有盡量多的人也這麼做），那麼他所盡的便是不完全義務（imperfect duties）。例如，雖然別人不助人，他卻可以助人；雖然別人明哲保身，他卻可以見義勇為。普通人的道德高下主要是在能否盡不完全義務和盡哪些不完全義務中比較和區別出來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
人的不完全義務感越強，也就越可能有所道德擔當，知識分子尤其如此。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認為實事求是、揭示真實、說真話、公正待人應該是普遍善行的原則，那麼，當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羅織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盡屈辱，甚至家敗人亡的時候，你就會為他們鳴不平。你能夠站出來為他們喊冤，以行動證明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個大多數人都對右派漠不關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會裡，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所以是不完全義務。但這個義務對你有約束力，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個人的，但也是你在一個小範圍裡聯繫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會認同你，尊重你。
從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經驗來看，能夠這樣堅持良心和道德義務的知識分子越來越不多見，但始終沒有絕跡。由於政治和社會的環境險惡，正義和良心行為經常招致禍端，大多數人不能堅持良心，選擇了沉默。正因為如此，環境也就變得更加險惡，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知識分子的沉默問題——逃避道德責任，遊離於公共事務和社會正義之外（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並不是在干涉知識分子的「個人權利」，或強迫他們去盡理應無須擔當的義務。
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沉默辯護，就像為公民的政治冷漠辯護一樣，不能以個人權利來泛泛而論，因為不同情況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為相同的行為，實質上是有不同內涵的。就拿公民冷漠來說，它指的是沒有或缺乏公民參與行為——冷漠的公民不投票，不關心公共事務。然而，這隻是表像。有的公民本來就是利己主義者，只關心自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全然拋到腦後。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倡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就是這種公民冷漠。這是一種公德缺失的公民冷漠。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制度結構性的公民冷漠，許多人本來說有公共參與意願的，但卻被制度性的權力剝奪了參與的權利。這種剝奪可以是顯性的（如根本沒有投票的機會），也可以說隱性的（如不滿美國兩黨競選的選民沒有第三種選擇，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實行自己政治選擇的機會）。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結構的冷漠更容易導致犬儒主義。有些人明明是因為自私自利不關心也不參與公共事務，但卻善於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結構的限制來為自己的不參與製造藉口。他們不但自己不參與，而且還自視優越，覺得在見識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積極參與的他人。他們嘲笑參與者天真幼稚，預言任何公民參與必定只能是徒勞無功的愚蠢行為。這樣的犬儒主義對公民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毒害。
和公民冷漠一樣，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樣也包含了不同的情況，也可能隱藏著自視優越的犬儒主義。知識分子沉默，有的是因為從來就不關心別人的事情，早已養成了一種利己主義的處世方式。有的是想發聲但被噤聲。還有的則是想發聲但懼怕發聲帶來的麻煩和懲罰，因此不得不閉上嘴巴，明哲保身。後面兩種是制度性的沉默。知識分子的利己主義沉默也很容易變化成為犬儒主義，它經常會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但更經常的是把自己標榜為一種「獨善其身」的生活哲學，自命清高，孤芳自賞，明明不敢發聲，但卻偏偏還裝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閑事的樣子。相比之下，敢於發聲的或確實發聲的人們反倒顯得像是一些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輩。
把知識分子的沉默簡單歸結為純粹個人性質的說話或不說話的選擇權利，其先在假設是，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而且，他們是可以為自己的選擇充分負責的自由主體。就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錢楊）的現狀而言，這樣的假設是不確實的，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可以明說的，有的還不能明說，因此不得不對此保持沉默。楊絳的去世引發對知識分子責任和知識分子沉默的討論，不僅涉及她個人，也涉及知識分子的普遍生存狀況。這在當今中國是一件很及時的事情，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對錢楊個人的評價，不應該局限於對他們兩人的褒貶。
討論沉默，而不是對沉默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意識的覺醒和公民覺悟的進步。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裡把對公共事務的沉默稱為「政治性沉默」，這是一種與社交禮儀中寡言少語不同的沉默。政治沉默中有世故與禁忌之別，但這二者間的界限並不像看起來那麼涇渭分明。這樣的沉默中經常包含著對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種「超極沉默」（meta-silence）。對超級沉默保持警惕，並有意識地打破這種沉默，這應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也是今天討論錢楊兩位學人政治行為缺失的普遍意義所在。
★徐賁：再談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
騰訊大家刊發了我的《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下稱《權利》，為應對《為錢楊伉儷的“不公共”辯護》一文而作）。第二天就有幾個朋友用微信傳來一篇反駁我的文章《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下稱《勇敢》）。這篇反駁文章原來的題目是《看客的勇敢》。我明白，這是在挖苦我這個“看客”利用錢鐘書和楊絳兩位學界前輩，來顯擺我自己的“勇敢”。
其實，我在《權利》裡要談的並不是“勇敢”。我要說的是，對知識份子或任何普通公民來說，沉默（或不勇敢）不是一個人的個人“權利”問題，而是有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原因。其中包括《勇敢》一文所強調的環境原因：暴力噤聲的制度讓那些知識份子中最優秀的精英人物對言論的代價懷有深深的恐懼，因此變成了啞巴。
我在《權利》一文中也已經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由於政治和社會的環境險惡，正義和良心行為經常招致禍端，大多數人不能堅持良心，選擇了沉默”。 我還要說的是，正因為這樣的沉默，“環境也就變得更加險惡，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知識份子的沉默問題——逃避道德責任，游離於公共事務和社會正義之外（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無意于奢談勇敢，因為我明白，我們生活在一個令人勇敢不起來的環境裡。在這樣的環境裡，不勇敢是常態，勇敢是極少的例外。勇敢因此而具有不一般的良心價值。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那些極少數勇敢例外者中的一員，因為在可能的情況下，我事實上已經選擇了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生活。我也不天真到會以為，普通人只是因為讀到了某些勇敢者的事蹟（如《勇敢》作者提到的林昭）就會勇敢起來。這就像讀過雷鋒故事的人並不會成為雷鋒一樣。我甚至不認為，聽了林昭的故事，現在還會有多少人像《勇敢》一文作者那樣“熱淚盈眶”。道德冷漠和犬儒主義已經侵蝕了太多人善良的靈魂，讓他們喪失了正義和是非的意識，罹患上了精神麻木的疾病。
柏拉圖說過，在暴虐的力量面前，人沒有自己找死的義務。同樣，在危險四伏的言論環境裡（如“百花齊放”），人也沒有自投羅網的義務。我寫《權利》一文的目的不是“像古羅馬時一樣”，把人丟進“角鬥場裡讓你跟野獸和自己的同類決鬥，供看客們取樂”。相反，我認為，這樣對待任何人都是極為非正義和不人道的。正因為如此，如果有人這麼做，我們就不應該對此保持沉默。
打破沉默確實需要勇氣，但也不是缺少了超人勇氣就絕對辦不到的。正如王小波所說，“我的勇氣和你的勇氣加起來，對付這個世界總夠了吧?去向世界發出我們的聲音，我一個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
《勇氣》一文要強調的似乎是，像錢鐘書和楊絳這樣的學人，他們不敢對暴虐的權力發出反抗的聲音，是情有可原的。我完全同意。但我認為，我們現在要關注的不是在某些歷史時刻，如“反右”和“文革”時，具體個人的敢或不敢。我關心的是，為什麼他們，還有我們，全都不敢。為什麼我們安靜地生活在這樣的恐懼之中，還將之視為人之常情、理所當然？是因為我們有了什麼“權利”，所以自由地選擇這麼生活？還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權利，所以不得不如此屈辱地活著？“權利”對於我們到底應該意味什麼？這些是我在《權利》一文中所要提出的問題。
《勇氣》指責我“要求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在文革的時候站出來，顯然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父母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難是我親眼所見，我父親也記錄在他的《複歸的素人》一書裡。他晚年的時候剖析自己奴性，是他對自己的“苛求”，我同意他的剖析，並不覺得與“近人情”有什麼關聯。楊絳的《幹校六記》和《洗澡》都涉及到極左政治運動的背景,寫到極左時期形形色色的知識份子，這樣的作品和我父親的《複歸的素人》一樣，並非全然的沉默，但是否能產生知識份子擔負道義責任的那種“發聲”作用，則是可以討論的。無論是發聲還是沉默，都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再微弱的發聲——一個暗示、一個姿態、一個玩笑、一個調侃——也總比全然沉默要強。但這些畢竟不同于知識份子的理性批判和打破沉默。
就像區分發聲與沉默一樣，區分知識份子的“負責任”與“不負責任”也是從兩個極端來說的。美國已故公共知識份子托尼·朱特在《責任的重負》和《未竟的往昔》把知識份子為極權暴力曲意辯護稱為“不負責任”，而把抵抗極權的獨立批判稱為“負責任”。在現實社會裡，這兩種知識份子都是少數，而絕大多數其他人則是身處於既不完全不負責任，也不完全負責任的中間地帶。在這一大片模糊的中間地帶裡，存在著在無數在不同程度上沉默和容忍現狀的大多數。錢、楊是否可以說也在這個大多數裡呢？大多數人的沉默是極權期待的統治效果，也是這種統治得以延續的條件。沉默者的沉默是統治的結果，不是他們的權利。看到這一點與錢楊的個案或對他們的個人褒貶並沒有必然或直接的關係。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如此，那麼怎麼才能不沉默，怎麼發聲呢？朱特在《思慮20世紀》一書裡給了我們一些曾經發生在東歐國家裡的例子，其中有一個叫做“像真的”——做出好像可以與權力認真對話的樣子，好像可以嚴肅地討論法律至少不該是虛偽的，等等。這樣可以把官方話語用著一種“操作性”語言。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按照這一協議，蘇聯和它的所有衛星國都承諾遵守基本人權，“這些政權當然沒想過要予以認真對待，這也是他們簽名的唯一理由。但從莫斯科到布拉格的批評者們都抓住機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政權自身的法律義務上。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迫使當局通過行為來暴露其體制的真相”。[轉載請保留本文位址和作者資訊]
今天，我們討論“權利”“拒絕沉默”“知識份子責任”，或者“勇氣”“良心”“犬儒主義”的問題，其重要性要遠遠超過對錢、楊的個人評價，也要遠遠超過對他們是否有勇氣，或者對他們是否運用了什麼非常巧妙、高雅的方式來表現勇氣的猜測和想像。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的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被革職並處終身流放，左拉寫了為他辯護的《我控訴》，法國知識份子之間產生反德雷福斯派跟德雷福斯派的爭論。但是，也有像小說家莫里斯
·巴雷斯（ Maurice Barrès）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對德雷福斯案的事情本身並不太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德雷福斯案的意義。在大眾傳媒的時代，人們的興趣和評論聚焦在為時越來越短的短評、博客和推特上。對錢楊個人的評價不過是一個媒體事件，很快會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知識份子的道德選擇和他們的良心勇氣問題，還會一直被持續討論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說，《勇氣》雖然錯會了《權利》的原意，卻還是有其公共討論價值的，因為從一開始，一種公共倫理的元素便已經嵌入我們對何為知識份子的理解當中了。
★徐賁：中國的教育如何培養出了自乾五
近年來，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是大陸最為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從2008年汶川地震的「範跑跑事件」到今年的疫苗事件，在中國公共事件討論中，總是能聽到徐賁的聲音。最近因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去世，在他和蕭翰、張鳴等之間引發了一場知識分子是否有權「不公共」或是「沉默」的爭議。徐賁的文章《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激怒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
在這10年中，他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十幾本著作。從《知識分子——我的思想與我們的行為》、《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徐賁的每一本書都切中當下中國問題與現實。其紮實的西方理論基礎和寬闊視野，以及一種敞亮、清晰的說理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2016年初，三輝圖書將徐賁過去在大陸出版的作品整理重新出版，今年一月出版的《教育與統治：從國民到公民》延續其一貫主題和風格，同時更為系統地討論了教育與政體的關係，分析了西方歷史上三種政體原型「古典共和」「現代民主共和」「現代極權」中出現的國民教育，尤其著重分析了美國民主共和時期的公民教育與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了何為一個理想的教育。
「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徐賁寫道。「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本書中，他論證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徐賁，1950年出生於蘇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徐幹生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作家。徐賁教授1977年考入蘇州大學，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考取復旦大學英文系博士，幾個月後到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就讀，1991年獲麻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教授文學和文學理論。
近日，徐賁教授通過郵件接受採訪，分析了中國當下教育及其影響，以及圍繞知識分子的「沉默的權利」的爭議。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
問：最近錢鍾書妻子楊絳的去世之後，你的文章《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激怒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其中一點批評是你的文章忽略了時代背景，反「右」文革都是非常態社會，知識分子沉默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何看這一批評？
答：對這種斷章取義、危言聳聽的指責，實在沒有必要去專門回應。我的文章在那裡，清者自清。正如有評論者說的，「在個人被政治運動裹挾而必須表態的時候，就是保持沉默也幾無可能。對此，徐賁並沒有苛求錢鍾書必須以身犯險。他強調的是，在現實社會裡，負責任和不負責任的『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是少數，而絕大多數其他人則是身處於既不完全不負責任，也不完全負責任的中間地帶』」。我要說的不過是，在完全不自由的狀況下奢談「消極自由」「沉默的權利」是沒有意義的，自由和權利是自由人的事情，與奴民無關，也不能用來解釋被掐著脖子的知識分子的動機和行為。
問：《統治與教育》中，你分析了「現代民主共和」和「現代極權」兩種國民教育，你認為當下中國教育是哪一種教育？
答：當下中國教育不同於納粹德國的教育，納粹教育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教育，與「文革」期間的教育最為相似。今天的中國教育是一種「後極權」或「新極權」教育，是一種犬儒主義化了的極權主義教育。就拿這種教育的「依從」來說吧，它仍然在用以前的一些手段誘導依從，如強調共產黨對於人民的恩惠，所以要對黨心存感恩，不能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但是，許多學生未必就真信這個，這與納粹德國或文革中的絕對盲信是不同的。盲信是天真狀態的產物，現在的中國學生可一點也不天真。他們年紀輕輕就已經非常世故和犬儒，他們不信，但善於裝作相信。他們知道「上頭」知道他們是裝信，但還是腆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一本正經裝信。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是信，什麼是不信。再怎麼假裝和說謊，他們都能心安理得。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依舊坦然為之。這就是犬儒，只要有利可圖，怎麼都行。北大中文系的女生馬楠就是一個例子，她在（1998年）柯林頓訪問北大時，曾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生活，嫁給了一個美國人。（馬楠在後來接受採訪時稱自己沒有痛斥過美國的人權狀況，她曾在柯林頓訪華時反駁柯林頓關於「為個人自由而奮鬥」的說法。——編注）
問：你本人也經歷了兩種不同的教育，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這兩種教育最大區別在哪裡？
答：最大的當然是教育課程的區別，也就是教育目標的區別。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善於獨立思考和是非判斷，重權利，盡責任的民主公民，另一個是把學生培養成一黨統治制度下「又紅又專」的黨民和勞動工具。在美國的民主制度裡，不同層次上的教育課程至少都認同這樣一些目標（是否充分實現是另一回事）：提倡自由和獨立思想、維護個人的社會和政治權利、尊重和關愛他人、容許或接納不同意見、用說理而不是暴力解決分歧和爭端。
在道德原則上，美國學生的是非觀比中國學生清晰，他們尊重常識邏輯，不願意接受模稜兩可、含糊其辭的說法。倘若有教師對學生說，過去美國蓄奴是正確的，後來廢奴也是正確的，以前歧視黑人是對的，今天不歧視黑人也是對的。學生肯定會認為老師是在胡說八道。但在中國就不同了，老師對學生說——當然政府也這麼對老百姓說，文革前30年是正確的，否定文革後的30年也是正確的，以前打土豪、均貧富，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財產，搞社會主義公有化，是正確的，現在有人成為億萬富翁，窮的窮，富的富也是正確的。老師這麼說，學生也跟著怎麼說。不但沒有人敢說這是胡說八道，還把它當成正兒八經的「辯證法」和「歷史發展理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把同時接納兩個對立矛盾的想法稱為「雙重思想」(doublethink)。這樣的雙重思想教育在中國非常普遍，在美國是沒有的。
問：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華人「自乾五」現象》發於東網，作者李宇暉發現「留學生論壇上的民族主義不是一般的激進，對宏觀問題的主流意見遠比大部分國內網站要左得多」。為什麼會這樣？應該不是虛偽或是表裡不一那麼簡單。
答：確實不是像「虛偽」或「表裡不一」那麼簡單。既然不簡單，那就請允許我說得仔細一些。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善於「雙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學生的「自乾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雙重思想」一旦在國內訓練成了，到了外國也照樣運轉。「雙重思想」是一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徵是，一個人能同時擁有兩種相互抵觸的想法或兩種相互矛盾的價值觀，能夠說服自己，兩個明明不相容的對立面都是正確的，前30年正確，後30年也正確就是一個例子。
正如奧維爾在《1984》裡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制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著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衝突、相互矛盾的東西，時而用「一分為二」，時而用「辯證統一」灌輸到人們的頭腦裡。認知失調對人造成心理的傷害——失恆、無所適從、焦慮、挫折感、失敗感、自卑、沮喪、不快樂，因此人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恆定。
海外華人「自乾五」的認知失調錶現在，他們一邊「愛國」（認知），一邊在美國生活（選擇和行為）。要消除這二者之間的失調，有兩種方式。第一改變行為，那就是回國，這是最簡單的，但也是最難的，因為他們並不願意回國。第二是調適認知。正如挪威社會學和政治學家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書中指出的，人的選擇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實際上不想「回國」），在認知上就很難不多不少地精準調適，調適經常會變成「過度調適」(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審查制度裡，執行審查的刊物和出版社會把「自我審查」作為適應性選擇，但經常是過度自我審查。海外華人「自乾五」那種很誇張的愛國也是一種過度調適。
問：為什麼他們會表現得更為積極，或是說「誇張」？
答：這涉及認知失調的另一個方面。自己出錢的愛國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團的愛國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積極。這個看似奇怪、違反常理的現象可以從下面這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得到解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裡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他們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心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比較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拿錢少的比拿錢多的更需要認知失調的自我調適，不拿錢的「自乾五」比拿錢的「五毛」更表現出積極熱情。不久前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幫大媽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她們說，唱紅歌是因為熱愛社會主義。有人挖苦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其實這些大媽就是普通百姓，既沒有拿政府津貼，也不是來執行組織任務的。試想，如果她們唱紅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費旅美的組織活動，唱歌是她們的工作任務，那麼，她們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務。唱歌並不一定需要用真誠熱愛社會主義的動機來解釋。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乾五」那樣，自己掏錢買機票、食宿自理，還把有限的旅遊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的奇怪行為。
問：如今不少中國家長因擔憂國內教育而早早送孩子出國，你認為這可以擺脫中國教育的影響嗎？
答：這就要看每個學生自己了。他們有可能步海外華人「自乾五」的後塵，但也並非一定如此。許多出國學習的人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有機會接觸民主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人的尊嚴，公民權利和人權觀念，親眼目睹民主社會的現實。他們會看到，正如研究東歐歷史的美國學者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與朱特(Tony Judt)對談的《思慮20世紀》(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所說，對於充滿苦難和不幸的20世紀來說，民主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愚弄，這就已經是擺脫極權教育的影響了。
問：你曾為你的父親編過一本文集《復歸的素人》。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你父親經歷過民國和新中國兩個時代的教育，並對文革教育悲憤難抑，乃至於到了晚年復歸寫古體詩。你如何看？
答：我父親的那本書裡有一篇《奴性評議》，他似乎把奴性看成是自古至今中國人無法擺脫的厄運。我並不贊同我父親的看法，但我理解他。他的看法與他自己長達幾十年的不幸遭遇有關，也是他在晚年對自己的一種剖析。在學校裡，他最愛護、最欣賞的學生恰恰是在文革中迫害他最厲害的。他教書教了一輩子，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除了無可奈何，沒有其他應對的辦法。他那本書裡還有一篇是談黨國語言之毒害的，裡面的例子令人想起德國語文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分析的納粹語言。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戰後德國建立了與納粹極權統治全然不同的政治體制，這是消除納粹教育影響的最根本條件。今天要消除文革教育的影響，還不具備類似的充分條件。消除文革教育影響首先需要認清文革的罪惡，對文革做徹底的反思，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知識分子——我的思想與我們的行為》、《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到《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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