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亡了，就全亡了！

 经济自由亡了，就全亡了！

——網傳

一

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最基本的二種自由，它們之間的組合，是不同性質的社會。

①既有經濟自由又有政治自由，是市場憲政國家，比如美國英國；②有經濟自由而無政治自由，是威權國家，比如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蔣氏父子治下的臺灣地區；③無經濟自由也無政治自由，是極權國家，比如蘇聯和納粹德國。

關於納粹德國，一般都認定它是極右政權，是資本主義，所以認為它在經濟上和蘇聯不一樣，是自由的。

但事實上，從希特勒搞的那一套“納粹”也即“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民族社會主義”的名稱看，就可以知道，他和史達林其實是一丘之貉。

希特勒上臺之後建立的那一套經濟體制，可以命名為“以‘領袖原則’為核心的軍事官僚經濟管理體制”。

這套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國家通過一級一級、一層一層的最終聽命於元首的經濟管理機構，全面控制和干預經濟；第二就是經濟的發展，不是為了民生而是為了戰爭，軍事工業是重中之重，日常消費品則異常短缺，與蘇聯的計劃經濟如出一轍。

所以，納粹德國是既無政治自由，也無經濟自由。

二

在這三種國家之中，市場憲政國家就不用說了，當今所有發達國家均是這個類型，不管有沒有公開承認，它都是所有國家夢寐以求的轉型目標，是三者當中最好的。

極權體制則是最壞的，是讓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慄的人間煉獄。

威權體制間於二者當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不可兼得時的最不壞選擇，畢竟能吃上飯比能說上話要緊。

這個對比結果，說明什麼？說明經濟自由最重要，有了它，運氣好的是憲政市場國家，運氣差的是還能不餓死的威權體制，而沒了它，往往就是萬劫不復的極權國家。

經濟自由之所以最重要，是由人的屬性決定的。

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這就需要物質基礎，而經濟自由是創造物質基礎的基礎，沒有經濟自由，面臨的就是自然災害或苦難行軍名義下的餓殍遍野。

蘇聯解體之後，在亞洲的半島國家，在加勒比海的島國，還有饑荒的新聞，就是證明。

三

經濟自由還是解決其他更高層次需求的保障。就算在沒有政治自由的地方，只要有經濟自由，人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或多或少都會得到滿足。

經濟自由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它本身就是其他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的基礎。

自由意味著多種選擇，這就意味著要有“選擇的能力”和可供選擇的“多元”。

在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地方，資源全部被權力掌控，個人要麼被原子化為“散沙順民”，要麼都被格式化為“單位人”，選擇能力被從根本上摧毀掉。

而資源已被壟斷這一事實，本身就決定了不可能有“多元”而只能是“一元”，所以是可供選擇的那個“多元”，也被取消了。

這就是蘇聯和納粹德國的情形，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

四

這個道理，其實就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主旨。哈耶克明確說：離開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哈耶克是自由市場的堅定捍衛者，他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自由市場是進步與文明的引擎，市場中的自由也即經濟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並為其他自由的擴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徑。

根本原因，就在於自由市場能夠用貨幣與權力抗衡，避免了由權力獨家決定一個社會秩序的“權力通吃”的糟糕局面。

對此，哈耶克說：錢是人們所發明的最偉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現代社會中，只有錢才向窮人開放出一個驚人的選擇範圍，這個範圍比在以前向富人開放的範圍還要大。

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來確認哈耶克這個論斷。

威權國家之中，智利、臺灣地區、新加坡、韓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家，都在始於19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為市場憲政國家，當中大部分躋身發達國家行列，智利則成功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人均GDP位居南美第一。

它們的轉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也有流血，但總體上，是和平轉型，代價不大，沒有出現傳統社會中尤其是東方傳統社會中那種政權更替時的“整個族群必須死一次”的慘烈災難。

而且一旦轉型完成，就很少反復。

比如臺灣地區，國民黨政權就是主動選擇了放棄對權力的壟斷，轉向了自由競爭的民主政治，並在2000年的選舉之中輸給了民進黨，靠選票而非槍炮實現了權力的轉移。

能夠實現這個轉型效果，是因為在這些地方，權力雖然傲慢，但經濟自由所培育出來的貨幣，也有了和它對抗的發言權。

五

反觀俄羅斯的轉型之路，在蘇聯解體之後，它推行的私有化由於缺乏經濟自由的基礎，只能採用“休克療法”，於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帶來巨額債務，民生受到嚴重衝擊，私有化過程中發生的腐敗又雪上加霜，最終就是引發民意的反彈。

民意反彈的結果，就是普京在高支持率之下頻頻開倒車，在政治上建立威權體制，同時在經濟上重啟國有化，國家轉型出現重大挫折。

俄羅斯和其他威權國家的不同轉型結果，證明了經濟自由在獲得政治自由上的決定性作用。

這個決定性作用，除了貨幣與權力抗衡的力量之外，還來自於經濟自由能夠在社會中造就無數個由小到大的、以小為主的經濟權力中心，這本身就能夠阻止政治權力向中央集中。

因此，經濟自由天生就是權力壟斷的敵人。

這個結論的反推就是：要重新實現權力的壟斷，或者強化權力的壟斷，就必須摧毀經濟自由，正如俄羅斯正在幹的一樣。

六

現在來回答一個很多人肯定都在疑惑的問題：說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政治自由，那麼印度的情形，又要如何解釋？

印度自獨立以來，在年輕時深受費邊社會主義影響的尼赫魯主導下，於經濟上向蘇聯學習，也搞計劃經濟，這與它在政治上繼承英國殖民遺產搞民主制度，形成一個極其獨特的組合。

這個組合，看來就是一個“無經濟自由而有政治自由”的例子。

但實際上，這個看法，不過是以今天印度的民主去臆想歷史上印度的民主的誤會。

印度獨立之後所搭建的政治制度，的確是民主制度的框架，然而那是一種“不自由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形式壓倒了民主的實質，這從印度的政權長期由國大黨一家掌控，而國大黨又主要由甘地-尼赫魯家族掌控就可見一斑。

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二次執掌國家政權，就被抨擊為“獨裁統治”。在她任上，多次實施緊急狀態法，前後累計動用了49次，還多次廢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力，實行中央集權。

這就是經濟自由缺失的結果：沒有力量足以抗衡掌權者以民主之名行威權之實。

所以印度不是什麼反例，相反，它豐富了“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政治自由”的證據庫，也印證了哈耶克的另一句話：沒有經濟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沒有意義的。

而所有這些，都雄辯地證明：經濟自由亡了，就娘希匹全亡了！

潛臺詞就是說：如果其他自由不可得，最少請留下經濟自由，才不至於一起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