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孔子思想中的自由與專制

 

★劉軍寧：孔子思想中的自由與專制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影響力數一數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爭議的人物。

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就是中國的國粹。國學是國粹之學。而國學的核心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孔子。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注冊商標，孔子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資產。

持相反觀點的人士則認為，孔子是中國兩千年多年專制的精神教父，要對中國的內衰外辱負責。

不論持哪一種觀點，雙方都有大量的證據。尊孔與反孔成了近現代中國最經久不衰的辯題。

我曾在“開放的傳統”一文中提出，傳統是開放的、演化的。對傳統的繼承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我想循著這一思路，對孔子思想的構成，及其與自由、專制的關係加以梳理、分析和選擇。

作為一位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者，我最關心的還是孔子的思想與自由與專制的關係。具體地說，我試圖分辨出，孔子思想中哪些是自由的成分，哪些是專制的成分。

為此，我想以人類秩序的兩種人際關係格局作為我的分析工具。一類我把它叫做夥伴關係格局，一類我稱之為做君臣關係格局。在夥伴關係的格局之下，每個人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存在統治—服從關係，一個人無權強制另一個人，公共權力由社會成員的自願同意產生。這種關係在性質上是自由的。歷史上主張夥伴關係的思想都是人類自由主義思想的遺產。在君臣關係的格局之下，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統治與被統治、服從與被服從的權力關係；強制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根本手段。歷史上主張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君臣關係的思想在性質上是維護專制的，是專制主義的思想遺產。

孔子在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間的張力與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開的。我認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種。它們分別是：先知、君子、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先知？因為孔子先於他人知道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準則並告知於眾。先知出於使命（天命）傳達來自上天的道德戒律，並警告人們藐視上天所規定的道德秩序的嚴重後果。

先知與常人的不同，是在於先知在宇宙秩序中佔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會秩序中佔有一定的地位。為什麼說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會中有位置？因為先知站在天與愷撒（藉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及萬民之間，傳達來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負天命的人，要向統治者和萬民說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頒佈的作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統治者發出警告，預言違抗天命的後果。所以，孔子不僅致力於對學生言說，而且非常渴望對君王言說，用智慧的哲言說出不說話的天的意圖，自己期待、接受來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歲才知天命），得天道（朝聞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選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是否說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這樣的真理一旦落實，就會徹底改變且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使人更像人一樣活著。而我認為孔子說出了這樣的道德真理，並得到後人的認可。在我看來，孔子說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兩條道德準則，是構成人與人之間夥伴關係的格局的根本準則。按照這個道德準則構建的社會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於自願同意而非強制的夥伴關係的社會。所有的自由社會都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兄弟般夥伴關係的、不把己欲強加給他人的文明社會。

所以，當孔子說出這個天啟般的道德真理時，他就證明了自己是先知。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孔子對他所說出的這兩條道德原則，強調的程度是不夠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還是通過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說出來的。他所傳達的這兩條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國帶來夥伴關聯式的社會制度秩序。在中國人，無人不承認，孔子的思想對兩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傳統影響是最大的。但是，這一巨大的影響卻與上述道德真理無緣。

鑒於子對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覺程度和其所說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實程度，可以斷定，孔子只是朦朧的先知，不是自覺的先知。他渴望被賦以天命，天也這麼做了，但是他最終未能明確地分辨上天的意圖。孔子最終未能成為自覺的、高度自我實現的先知，與他的另外兩種身份有很大的關係。這就是：君子與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君子？如果說孔子的身份是君子，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在中國，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來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養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認可的社會角色與身份。與僅僅是一位朦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個自覺的君子，並時時以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還提煉了君子所應具備的許多美德，並被後來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賞，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變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與學問聯繫起來。真正的君子有大學問，往往是碩學鴻儒。君子對弟子的講習，可以傳達天意。無天意可以傳達的時候，就給弟子授業解惑，教他們習文習藝。但是講習本身無法培養先知。君子的博學一方面實現了君子與學問的結合，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君子與先知的距離。先知是傳道的，不是學術的，不以學術為志業。學術越多，也可能意味著成為先知越難。因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術。先知是上天挑選的，而君子多半是後天修煉而成的。先知都是以個體來活動的，不指導學生，因為先知不是教出來的。從這種角度看，老子是更徹底的先知，他沒有學生，而且投身荒野。聖經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廟堂。倒是博學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學問，講禮數，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並被招去為君王服務。所以，君子也容易成為、甚至很嚮往成為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帝師？帝師是老師的最高等級。而孔子又被視為不可超越的帝師，被帝王們爭相奉為至聖先師，甚至被封為百代帝師。在孔子的三個身份中，最受重視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身後的帝師身份，以至於帝師，而不是先知與君子，成為一代代中國文人的夢想。

先知與帝師的本質，都是提供關於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圖截然相反，一個是要建立夥伴格局，一個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師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義者。先知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天下主義者。不管是否有人聽，他的目標聽眾是天下人。他要挑戰的整個國家，從帝王、帝師到百姓。幾乎沒有帝師敢於挑戰帝王，而先知則必須有勇氣挑戰整個國家，如果有必要的，甚至挑戰天下。

孔子是個自覺的君子，自願的帝師，不自覺的先知。孔子對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朧的感受，沒有充分的自覺。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認為孔子是“未公開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這是很有道理的。

君臣關係，還是夥伴關係？

難以否認的是，孔子對帝師的位置是非常嚮往的，對帝師所能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憧憬的，為此他周遊列國。為什麼歷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為所有人的萬世師表？孔子究竟主張什麼以致如此博得帝王們的歡心？我以為，君王們最看重的就孔子及後來儒家的君臣學說。帝王師的本質，是如何教授帝王把天下的民眾都變為君王的臣民，不論其用心多麼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鞏固君臣關係的格局，擴展君臣關係的秩序。有意思的是，孔子關於夥伴關係和君臣關係的論述全部都集中在其《論語》的《顏淵》一章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出自這一章，難道這是一個巧合？《顏淵》也許是《論語》中最重要的一章。

在儒家的道德與政治秩序中，君臣關係是最高的、最重要的關係。在回答齊國君主關於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是，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了這話心領神會，大喜過望，馬上接著說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雙方達成了高度的共識：即君主要像君主的樣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樣子，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兒子才會有兒子的樣子。

所有社會成員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國家才能安定。中國的君臣關係後來演變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顯然是一個清晰的源頭。

孟軻順著孔子的思路詈罵無君無父的人是禽獸。宋朝的文天祥所理解的正氣居然包括“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這樣的內容。曾國藩被視為近世第一儒臣，也許他在其家書中的這句是得孔子真傳：“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

的確，孔子還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論語·八佾》）孟軻也宣稱：“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為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

但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動搖，任何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強大的君權面前都無濟於事了。孟軻講“民為貴”、“君為輕”，主張對暴君可以誅之、殺之。但是，即便是誅殺之後，還是要回到以君為主的君臣格局。一旦出現暴君，歷史重演一遍。中國的歷史倒也的確是這麼走過來的。孔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的。君王即使優先考慮百姓的利益，最終還是落實到維護自己的江山上。這樣的民本背後還是以君為本。孔子和後來的儒家也主張在君臣之間要有良性、善意的互動，一些儒生為在君王面前捍衛臣民的尊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孟軻甚至說，“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公孫醜上）根據內置在這句話裡面的政治邏輯，天下是屬於私人的，是可以用暴力獲得的。如果被殺的是罪大惡極、罪有應得、民憤極大的人，為奪天下，殺多少這樣的人也是應該的。

我與一些儒家人士的一個重要分歧是，我認為僅僅批評、抵制暴君是不夠的，即使對賢君也不應該服從，必須從根本上否定基於君臣關係的政治秩序。以君臣關係為架構的政治秩序，不論君王是賢明還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與政治正當性。承認君王權力至上，堅持君臣格局，等於主張天下私有，認可基於暴力的統治的正當性。只要君王的權力是絕對的，君臣秩序是不變的，就不可能對君王有有效的約束。主張不服從賢君，不是說君王不應該幹好事，而是君臣格局本身就是惡的、不正義的，不會因君王賢明而改變。

孔子和後來的儒家，先把君王置於一個不可動搖的權力巔峰上，然後再區別其好壞。這時，即便褒好貶壞，已經為時太晚了。不論賢君、暴君，君臣關係在本質上都是專制的。君臣格局本身就一個專制格局，怎麼可能通過期盼明君來改變君臣格局的道德屬性？一旦樹立起虎狼對羊群的絕對統治權，以虎狼為君，以羊群為臣，再去捍衛羊群的尊嚴，要求虎狼自律，就不僅徒勞，而且虛偽。當君臣格局，以及對君王的絕對忠誠確立起來之後，任何小罵都變成了更大的幫忙。只要不觸及君臣格局，即使像孟軻那樣激烈主張殺伐暴君，都無濟於事，舍生容易，取義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君臣關係，就是主張專制。主張君臣格局的，是專制的知識保鏢；主張夥伴關係的，是自由的知識保鏢。具體到孔子，他既是專制的知識保鏢，又是自由的知識保鏢。如果說，所有帝師都是偽先知的話，那麼，孔子一半是真先知，一半是偽先知！原來孔子思想中有這麼對立的內在衝突，難怪孔子及儒家擁護者與反對者們始終針鋒相對。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與專制

自由與專制不是衡量思想的唯一尺度，也不是衡量政治思想的唯一尺度，卻是衡量政治思想的根本尺度。一切政治思想最終都要以與自由和專制的相關性來衡量：它是增加了社會中的自由，還是減少了社會中的自由；是強化了專制，還是弱化了專制？

孔子思想中的自由與專制的因素都是顯而易見、昭然若揭的。從政治哲學的層面看，孔子思想最可貴的自由因素，就是他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依據此道德原則形成的社會政治秩序一定是夥伴關聯式的社會秩序。夥伴關係的特點是：自由、平等、自願。夥伴關係的基本理念是：每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活，同時也必須尊重別人擁有同樣的權利。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應當基於自願。在這樣的夥伴關係中，任何單邊強加的規則和義務的做法不具有正當性。在夥伴關聯式的社會秩序下，政府的存在應該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公民免受來自政府和他人的強制。公民之間的夥伴關係要求政府的建立必須在公民的自願同意的基礎之上。

自由主義的最根本的原則，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每個人的主宰都是他自己，而不是別人。你不願自己受到惡待，就不要惡待別人。因此，主張夥伴關係的孔子是自由主義的孔子。一些討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人可能會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則，依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格局大前提下的道德原則。這種看法也許有道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妨把這個原則從君臣父子的格局中分離出來，把它變成獨立的、普世的、絕對高於君臣格局的道德原則。

孔子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就是他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認為君臣有統治乃至強制所有臣民的天然權力。在按照三綱五常的君臣關係所構建的政治秩序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基於強制與被強制、支配與被支配、服從與被服從的統治關係。臣民有服從君王的天賦義務，君王有強制臣民的天賦權力。中國的不幸是：孔子作為先知的自由思想被淡化遺忘；孔子作為帝師的專制思想被強化放大！簡而言之，迄今為止，先知的孔子被遺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賞，帝師的孔子被放大！

在當今，孔子思想與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功用，就是被用來抵抗與阻擋來自所謂西方的普世價值及其相應的政治體制。但是，這樣的抵抗與阻擋是不會有效果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價值觀，與先知摩西的十誡和亞里斯多德的道德黃金律在根本上相通的，根本不構成對抗。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與西方人所說的基於兄弟情義的博愛（brotherhood, fraternity）如出一轍。而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夥伴關係正是其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石。孔子思想中與普世價值衝突是其關於君臣格局的道德主張。問題是，若用孔子思想中的專制成分來對抗基於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這是一個在道德上充滿自信的、旗鼓相當的對抗嗎？

歸結起來，對孔子，我既接納又拒絕。我接納作為先知的孔子，拒絕作為帝師的孔子；接納主張自由的夥伴關係的孔子，拒絕主張專制的君臣關係的孔子。當然，我也十分欣賞作為君子的孔子。在當今的中國，孔子所開創的三綱中的兩綱已經被完全打破。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基本上從以往的基於權力支配的關係走向法律上平等的夥伴關係。只有君臣之綱的轉型未有實質性進展，專政依然是寫在憲法裡的國體。孔孟之道是君臣的專制之道，還是自由平等的夥伴之道？這是今天必須做出的一個選擇。

終結數千年的專制君臣關係，開啟自由的夥伴關係才是中國文明未來的命運所系！為此，中國必須要拒絕作為帝師的孔子，找回作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來，帝師的孔子被遺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賞，先知的孔子被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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