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共國的那些台灣藝人

 

★去中共國的那些台灣藝人

由台灣去中共國工作——或者撈錢，掙紅錢——的演藝人員，他們為中共幫了很大的忙，為中共在國際上和在對台統戰中加了很多分。他們宣傳了中共國的好，經濟發展迅速，富裕，間接地證明了中共領導的好。他們宣傳、“證實”了中共的“友臺政策”，讓台灣人看到中共國、中共和中國人對台灣人有多麼友善。中國、中國人和中共對台灣這麼友善怎麼可能打仗？如果打仗一定是台獨分子自己找茬，是台獨分子在製造爭端，從而引發戰爭。他們從中共國掙了錢，又給台灣人一個印象，中國的錢很好賺。——這些都是看得到的部分。

看不到或者被隱藏的部分遠比看得到的更重要，更本質。他們生在自由民主的台灣，他們享有人權，他們有選舉權，有言論自由，他們有台灣健保。他們有在台灣囂張的本錢，他們在台灣可以表演桀驁不馴，以至於公開罵官員是“狗官”。但是他們去了中共國呢？

中共國是高度政治化的國家，高度政治化就是高度被管制，就是官員享有極大的權力，而民眾只能被管理、被控制。中共國也是高度兩極化的國家，一方面紅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富可敵國，享有一切，而大量民眾淪為“人礦”，淪為“器官供體”，無數人在中共國只剩下了賤命一條，在高科技的協助下，賤命一條都不再屬於自己，一旦配型成功，一個年輕人隨時可能失蹤，心肝肺成了中共老幹部或外國友人的救命器官，下角料則不知所終……

台灣的演藝明星去中共國當然可以接觸到中共權力的管制，當然可以看到中共國奴民的苦難，但他們做了什麼呢？他們在中共國都收起了在台灣的桀驁不馴，收起了鋒芒，他們在中國官員面前一個個乖的像綿羊。

他們之所以被許可去中共國撈錢，是因為他們與中共有協議，至少是默契，他們高度堅守這種協議或者默契。一方面他們對中共國奴民的苦難視而不見，他們忍受中共官員的蠻橫、無恥和貪婪，他們還要刻意隱藏他們在台灣的公民權利，不能說出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區別，閉口不言台灣公民與“中國居民”的差異，還要處處表演、站台“血濃於水”，“兩岸一家親”。另一方面中共給了他們撈錢的機會，他們使勁地撈，聲音滄桑的做教父，面目清純的演玉女，一技在手的拉小提琴，最不濟還可以直接表演無下限的無恥——比如某安——他們一個個都掙得盆滿缽滿。在這個協議中中共收穫了一批來自台灣、有影響力、有粉絲的藝人，他們來了為中共站台，為中共國站台，為中國的繁榮說好話，為中共向台灣人喊話；而台灣的藝人獲得了中共的許可，可以進入中共國市場撈錢。這是中國人和台灣人在外表上看不到的，但這更代表了真相。

去中共國撈錢的藝人與中國人是不一樣的。中共國人在中共的權力面前是被管理、被控制、被奴役者，這是上下之間的不對等關係。但台灣藝人不一樣，他們和中共有協議，他們和中共各取所需，協議的雙方是平等的。如果哪個藝人不願意接受中共的條件做失心的沉默者、無恥的讚頌者，他當然可以選擇不去中共國，不去掙這筆紅錢。只要你選擇接受中共的條件進入中共國市場，這代表著你已經比中國人高出了一個台階，這個台階的高度遠比舞台明星和台下觀眾之間的距離懸殊。舞台上的大腕是中共請來的貴賓，聲量小的至少是中共許可進入市場的藝人，而台下歡呼的、尖叫的觀眾，則是賓主雙方盡情收割的豬羊。

明確一下：中共與進入中共國的台灣藝人是主賓關係，而中共國人則是賓主共同收割的對象。這像極了都督閻公邀請一介書生飲酒作賦，賓主盡歡，都督閻公收穫了一篇“都督閻公之雅望，四美具，二難并”的頌歌，而書生則“幸承恩于偉餞”，飽餐一頓。至於都督閻公家裡的豬羊都成了賓主二人的盤中餐。

提供一個案例作為證據。台灣小歌星周子瑜的案例想必還有人記得。周子瑜以及周子瑜所在的公司與中共之間存在契約（至少是默契），作為“中國人”的周子瑜只能以中國台灣人的身份進入中共國市場，而決不能以中華民國藝人的身份，她可以手揮中共五星旗，但決不能手揮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但周子瑜的公司一個小失誤違反了這個協議，中共立即對周子瑜及其公司進行懲罰，對其封殺，禁止進入中共國市場，禁止你來撈紅錢。周子瑜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她和她背後的公司不想放棄中共國市場，於是立即公開道歉，并再三表示自己是中國人，以中國人的身份而自豪云云——表態會信守契約。對於周小姐誠惶誠恐的道歉和信守契約承諾，中共隨即投桃報李，解除了封殺，并邀請周上了黨媒央視的節目。在這個案例中，中共收穫一個來自台灣而再三表示自己是中國人的藝人，她為中共站台，為中國歌唱。而周小姐再次獲准進入中共國市場，繼續撈紅錢。至於周子瑜的粉絲們，繼續歡呼，尖叫，繼續接受灌輸和洗腦……

作為被中共奴役了四十年的難民，我痛恨中共統治者，我也不喜歡中國請來的唱讚歌的台灣藝人，你們推杯換盞，賓主盡歡，而我們是你們的“人礦”。

 

陳建剛

20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