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教授：美國契約終於破裂

 

張千帆教授：美國契約終於破裂

2024年11月07

 

11月5日，川普大勝，不僅以絕對優勢贏得選舉院票，而且居然在全國票中也勝出好幾個百分點。至此，2024年這場大選已落下帷幕，美國人民作出了他們的選擇。阿克曼教授說，美國自立憲之後經歷了內戰、新政、民權運動等“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每一次都是人民用選票決定了國家的方向和命運。這一次“憲政時刻”，美國人再次選擇了自己的國運。

對於許多自由派來說，這個選擇無疑是大失所望的。從2016-20這執政四年的表現可見，川普正如眾多政治人、媒體人及退役將軍說得那樣，是一個破壞民主法治並加劇社會分裂的自戀狂。他再次上臺之後雖然不是完全不受美國憲政制度的約束，但顯然存在破壞乃至摧毀美國憲政的巨大風險。多數美國人為什麼會把這樣的人選上臺呢？

 

美國選情之所以全面右轉，顯然是因為多數美國人對拜登四年的執政業績投了否決票。毋庸置疑，有些評價可能是不公平的，甚至可能是共和黨故意抹黑的結果，譬如所謂“零元購”的傳聞。不少專家和指標似乎顯示，過去四年美國經濟得到了強勁的復蘇。但不可否認，許許多多的美國人對物價、收入、治安、非法移民等直接關係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滿意，並把變革的期望寄託在川普和共和黨身上。

 

這首先體現了平民和精英考慮視角的不同。精英們更擔心一個獨裁者上臺會給這個國家的制度帶來什麼後果，平民們則更關心某個黨派或領袖承諾實施的政策對他們的切身利益有什麼影響。至於獨裁——首先，許多人未必認為川普“獨裁”，甚至還喜歡他身上那股“霸氣”。即便他真是個獨裁者，也可以僥倖希望美國憲政制度對他構成真實的約束，使他不能把全部毒素都發揮出來。事實上，絕大多數選民可能壓根不關心這個問題。

 

另一個不同視角是美國作為“燈塔”的國際角色。“非美國人”期望美國能對世界和平承擔責任，在俄烏、巴以乃至海峽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我曾經說過，如果俄烏、巴以問題一個都不能解決，那麼此次大選拜哈必敗，沒想到一語成讖。然而，這個問題其實不是美國選民考慮的重中之重。只有極少數精英才會如此“高瞻遠矚”，去考慮烏克蘭、巴勒斯坦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絕大多數選民則首要考慮國內生活，甚至會認為美國的國際義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負擔。譬如對烏克蘭的大規模援助得由美國納稅人掏腰包，很可能也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

 

總之，普通選民只關心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鮮少考慮憲政制度、國際關係等對於美國來說其實至關重要的長期利益。事實上，這也是自柏拉圖以來的“衛道士”們批評民主的一個主要理由——平民百姓是鼠目寸光的“小人”，選不出代表國家長遠利益的領袖。我和貝淡甯教授爭論過民主制與“賢能制”，他認為中國傳統的“賢能制”更好。在我看來，所謂“賢能制”只是威權主義的一個名詞包裝，但美國大選的結果確實可以為“賢能制”辯護。如果由美國的政治人、法律人或媒體人等社會精英選總統，川普根本沒戲，但在一個“一人一票”體制中，這個民粹領袖成功上臺了。

 

當然，這樣的論點完全不足以撼動民主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它確實意味著民主是有條件的。對於成熟的憲政民主，我們期望多數選民的眼光足夠長遠，能看到選舉民主、司法獨立、信仰自由、言論與新聞自由這些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如果目前這個執政黨的政策影響了我的切身利益，那麼我會選擇它的反對黨。一般情況下，這種政黨輪替是完全正常的。譬如我是一個大款，我自然不願意多交稅，所以很可能會投票給共和黨。即便我是一個普通工人，我也不情願無底線用我的稅錢資助無業遊民；如果執政黨這麼做，我很可能選擇反對黨。但如果反對黨或它的實際領袖上臺後會破壞國家憲法制度，那麼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我不能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投票給它，因為那樣意味著我很可能會喪失自己和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

 

我們原來以為美國是這樣的國家：多數人會把制度放在政策之前、把長遠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川普這樣的獨裁者再“好”也不能選他。事實上，美國至少從2016年之後就狀態不明。川普第一次上臺也許可以說是因為多數選民對他不夠瞭解，但任期四年之後仍然有大量選民選他，還在他的煽動下拒絕承認選舉結果的合法性，可見不能高估美國選民的素質。如果“這屆美國人民不行”，民主完全可以把川普這樣的獨裁者選上臺。

 

從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沒有哪個民族可以在憲政民主的“保險箱”裡高枕無憂，因為這樣的保險箱根本不存在。一戰二戰，美國都“站隊”正確，甚至可以說是世界文明的拯救者。但第三次能否站對？沒有任何保證。也許在未來幾年，不再是美國拯救世界，而是美國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問題是，在經過二戰和冷戰之後，它早已成為軍力獨佔鰲頭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毀世界，世界還能否阻擋？就和川普當選一樣，這個可能並非不存在。

 

民主黨的政策肯定有失誤，正是失誤造成了美國民主危機。危機之下，選民往往會“病急亂投醫”。1929年“大蕭條”，戰敗國德國雪上加霜、民不聊生。1933年，大量選民選擇希特勒作為他們的“救星”——不錯，沒有達到投票選民的絕對多數，但那也是相對多數，納粹成為議會最大黨。這次當然也有危機，那就是新冠疫情。2020年，正是疫情“拯救”了美國；否則，川普會大概率連任。但疫情也拖累了繼任的拜登政府，譬如通貨膨脹和令許多人不滿的疫情限制政策。加上民主黨在控制非法移民和整頓法律秩序等問題上的不力，許多人把票投給了一位獨裁者。

 

最後，這個結果也體現了總統制的完敗。三權分立本來是美國建國獨創，但之後兩個多世紀表明，它還不如傳統的英國議會制。我幾年前認為，總統制在其它國家都玩不了，拉美、非洲的總統制幾乎都失敗了，唯有美國能玩下去。但很遺憾，今天的結果表明，總統制在美國也玩不下去。事實上，正是總統制的“勝者通吃”特徵嚴重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極化和分裂。

 

四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美國契約已然破裂，但仍然希望拜登執政四年期間可以有所重建。美國學者似乎不太認同這種說法，甚至可能認為他們的事情不需要外人置喙。但事實證明，實際情況比他們想像得糟糕。本來以為2024，美國人會有驚無險、闖險過關，可惜美好的願望未能成真。除非奇跡發生，至少今後四年，美國契約不僅不會修復，而且大概率會加劇撕裂。在這種格局下，美國憲政能否安然度過四年？2024會不會成為德國的1933？一切都只能看美利堅民族的命數了。

 

有時候，歷史讓你不得不感歎，每個民族冥冥之中都有自己的劫數。最近在看韓劇《第二共和》，樸正熙好比某人，仿佛就是為摧毀韓國民主而生，從娘胎裡就開始和這個世界作對，什麼都擋不住。好笑的是，許多人反而因此把這類人當作“天選之子”；等到他們一生快要過去，才發現這原來是一場命運的惡作劇。對於美國這樣一個除了內戰之外沒有栽過大跟頭的民族來說，遭遇一次劫數也為未必是壞事，只是希望這一劫不至於萬劫不復。

 

對於世界其它地方，則要做好“燈塔”趨於幽暗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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