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我們都是Nobody

 

郭于華：我們都是Nobody

 

（作者郭于華（1956年7月23日—），北京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學家、公共知識分子。）

一張照片在短短幾小時內傳遍網絡，一如之前所有的讓人驚歎、感歎、哀歎、悲歎，直到歎無可歎的公共事件：一位耄耋老嫗佝僂的身軀倒在裝菜的竹筐旁，身前還擺放著未及售出的菜蔬，她枯瘦的四肢、零亂的白髮、破舊的衣衫……就這樣離世令所有看到的人唏噓不已。（太過慘不忍睹，不放了）

話音未落，轉天又有自貢的一位母親，攜年僅4歲和幾個月大的兩個孩子投水自盡。

之前，還有已經核實的大學畢業生考公女孩客死出租屋的悲劇；再之前，還有中金公司的女員工或許因降薪加房貸重壓而跳樓自殺事件；再再再之前……，還還還還有……，不勝枚舉的普通人的悲慘故事，在媒體上多則持續數日，少則轉瞬即逝，如過眼煙雲，或隱入塵埃，或層層疊蓋，前後遮掩，讓人們感歎不過來也同情不過來。不信？看看之前的徐州豐縣鐵鍊女，找找唐山燒烤店被毆打女孩，想想不止一地存在的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還有多少處在未能解決也沒說明白的爛尾狀態。而這些都發生在Nobody身上。

孫立平老師在其公號上的一篇文章《考公女孩，死亡才使得她的苦難被看見》中提到：“假如不是因為死亡，假如現在她還活著，即便是她經歷的、所遭受的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她的事情能引起輿論這樣的關注嗎？換句話來說，她的苦難，能夠被人們看見嗎？沒有死亡，你關注什麼？能看到什麼？”

這實際上是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他人的苦難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作為社會共同體的成員，我們應擔負什麼社會責任？

孫老師還例舉了一個哈維爾講過的故事：

哈維爾有一個朋友，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監獄裡過了好幾年。他這位朋友患嚴重的氣喘病，在獄中受了很多的苦，比如，在獄友吸煙的時候，他幾乎不能呼吸。對他換一個無吸煙者牢房的要求，根本沒有人理睬。一位美國婦女知道了這件事，並想幫助他。她打電話給一個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國日報的編輯，問他是否可以寫點什麼。回答是：“那人死時給我打個電話”。

也就是說，死亡才能成為可報道的“故事”。

的確，新聞媒體——無論是官媒主媒，還是今天的各類自媒體，收看率點擊量都是要拼命追求的，而只有生死攸關才能成為熱點，才能上熱搜、成頭條。這種追求不難理解，畢竟是利益攸關。然而除此之外，媒體是否還擔有其他的或更重要社會責任？

而我們所面臨的還不止這些。那就是，人死了也未必能成為一個故事；對許多人來說，最多那就是個事故（意外），而且是隨時會被消彌被忘卻的事故。只有那些VIP才能成為故事或傳奇，這裡就不用列舉了；能夠進入人們視野並進入歷史的至少也得是Somebody，而成千上萬數以億計的都是既沒有故事、也沒有歷史的Nobody。

孫老師還提到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做農村口述歷史的調查。我們很快就發現，那些最底層的受苦人（尤其是女性）常常講不出自己的故事。而正如孫老師所說，“在很多的時候，沒有故事的苦難要比有故事的苦難更能折磨人，因為它可能更日常”。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並持續著口述記錄和口述歷史研究的熱潮，也出版了許多以口述記錄方式呈現的作品。但這些口述記錄大多圍繞重大歷史事件而表達，也大多為名人、精英、重要代表人物的講述；其實講述者多是有權利也有能力表達的人；而少有基層中國社會特別是底層農民的講述。

那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否同樣應該被講述、被記錄、被記憶呢？Nobodies 是不是意味著No Story and No History 呢？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和掌控的，是權力的產物。被統治的普通人在歷史中無形象、無聲音、無跡可尋，他們或許作為統計數字存在，或許作為數字都不存在。他們的身影只有在作為被治理對象甚至被懲罰對象時才可能倏忽一現。這是因為長久以來他們喪失了歷史的權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中指出：“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沒有了“沉默的大多數”的歷史，必然是不完整更是不真實的。因而普通人的口述歷史，即他們對自身經歷和感受的講述就成為歷史記錄和研究不可缺少的內容。這也構成了改變歷史存在狀態的動因——即改變只有官方史、正統史、革命史、精英史、文字史的狀態，讓“創造歷史”的民眾也在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就此而言，長久以來被主流話語遮蔽淹沒的底層、邊緣的聲音尤為珍貴。

因而，我們有必要開闢一方講述的空間，讓這些被認為沒有歷史的沉默者開口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包括他們個人、家庭、宗族、社區的經歷和過程，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判斷評價。而作為傾聽者、記錄者、研究者並非要代替或代表他們書寫歷史，而是要還他們歷史的權利，賦予他們歷史的權力，使“沉默的大多數”成為講述的主體；並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力/民族志的洞察力，在微觀具體事件與宏觀社會結構和歷史過程之間建立聯繫，在日常生活與文明之間建立聯繫，得以對超過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轉型進行分析。

正如《過去的聲音》作者保羅·湯普森所言，口述史是無文字社會歷史記錄的主要形式。是自下而上地關注那些被舊有的歷史記錄貶至邊緣的人群的歷史。它有能力同時從證據中提取出過去的事件與個體對這些事件的感覺（經驗、感受、解釋和表述）。它致力於“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人民”。

我們需要深思和反思歷史的構建過程，即勝利者和權力掌控的歷史，以及革命和運動的持續性。在“社會工程”和（或）“社會園藝”過程中，許多普通人或被動或主動地捲入各種社會實驗，但很少有人關注和關心他們的行為和話語。眾所周知，如果沒有他們的敘述，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社會治理及其轉變的過程、邏輯和機制，就無法得到有關支配和抵抗的完整故事。

記錄和探討這樣的歷史這是極具挑戰性的研究和表述。需要進一步探索的是：如何保持故事的完整性並能通過分析提煉做出判斷性結論；如何保持原汁原味同時具有可理解性；如何使寫作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大量而且相當碎片化的口述記錄如何形成結構：是穿針引線？還是剝繭抽絲？

2018年到2020年我們曾努力做過初步的嘗試：為那些無法呼吸的人們（塵肺病農民工）記下了他們的故事，呈現給社會公眾。

 在鄉村行走時，我時常感到自己真的是一個幸運者；也常常會設想如果我生長在這裡會當如何？既然是幸運者，就理當承擔更多一點，做得更多一點。哪怕人微言輕，哪怕能力薄弱。

我們努力保持平和而韌性的狀態：你記你的宏大敘事，我記我的雞毛蒜皮；你住你的華麗殿堂，我走我的快意江湖。其實不難體會到，常常是：歷史比傳說更傳奇，現實比虛構更離奇，畢竟這是一塊神奇的土地。我們可以嘗試，可以努力，不輕言放棄，我們也應該如此，因為我們都是Nobody

2024年8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