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權力如何閹割我們的歷史記憶

 

 

郭于華：權力如何閹割我們的歷史記憶

 

我們健忘是因為有人不讓我們記住

我在這裡要談幾個具體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記憶與忘卻，這個話題可能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我們常常說社會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良知，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一個對過去無論是經驗教訓還是榮耀，無論是成功的，還是苦難的東西，把它們都忘掉的民族，這樣的民族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很“悲催”的，也很可恥。

我們不說那麼遠，我們說五十年的歷史，反右鬥爭是怎麼回事？實際上也有很多東西都不清楚了，都發生扭曲了，或者被遺忘了。再說得近一點，四十年前的歷史，“文化大革命”，今天的人們怎樣看待“文革”？怎麼樣評價它？有很多東西都沒有真正地進行徹底瞭解、徹底反思，以至於很多人說要回到“文革”那個時候，而且現實生活中也出現了很多這樣的跡象，回到“文革”那個時候的跡象，或者是對“文革”的一些美化。

中國人是很驕傲於自己民族有久遠的歷史的，但是卻又最拿歷史不當回事，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沒有人否認，說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時候都說中國人民是既勤勞又勇敢、既聰明又智慧，難道獨獨我們就健忘嗎？我們就是一個記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嗎？不是。我們健忘的原因是因為有人讓我們健忘，我們記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讓我們記住。我們下面可以看一些具體的案例。

普通人在歷史當中是沒有聲音的，是沒有形象的

有這麼幾個事例，前幾年官方媒體都有報道，當時我看到以後有非常大的震動，是一種很難以言表的心痛。

河北保定的一個農民叫李紅旗，這個哥們兒喜歡收藏，還掙了點兒錢，沒事到古董市場去轉悠，在古董市場淘東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張烈士證書，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證書，在古董市場裡，他就買下來了。買下來以後他老婆還埋怨他，說你花錢買這個東西幹什麼。他當時買的時候想的是這個東西有收藏價值，到時候能賣更多的錢。後來他看了以後心裡不是滋味，他說這些人都是為國家犧牲的，怎麼烈士證書沒有送達他們的家庭，沒有送達他們的親屬，卻反而出現在舊貨市場上作為商品出賣？他經過一系列的思考以後就開始做一件事，自己往裡搭錢，花了十年的時間，按照證書的姓名、大概的地點去尋找，尋找這些烈士的家人。他找到了四個，當時央視報道的時候他找到了三個，報道了以後又有很多人關注，通過連鎖的幫忙，後來找到了第四個，把這四位烈士的證書都送給了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家人在拿到烈士證書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生是死，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烈屬的話會有很多政策的照顧，會有優待，可有些人沒有享受到，所以家裡人拿到這個烈士證書的時候真是痛哭號啕，把李紅旗視作上蒼派來的使者，讓他們的親人終於魂歸故里了。這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大家可能看過電影《集結號》。這個電影其實有一個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檢察官，山西人，他在廢品市場上發現了一個大本，裡面有八十四份沒有發出的陣亡通知書，是1949年解放太原犧牲戰士通知書。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也是千辛萬苦、散盡家財地去幫這些人送達通知書。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難，不只是經濟上的困難--因為都很遠，散佈在全國各地，到一個地方需要當地部門的配合幫助，比如他到民政部門去，或者到哪些部門去了，這些部門的官員說這些東西早失效了。他非常不容易地為其中二十六位烈士找到了他們的親人。

第三個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個老警察，他的家鄉那兒有一個墓地，裡面埋葬著很多人，他也是用自己的錢財、自己的休息時間，幫他們去要“身份”。

我們看到這樣一系列的事件之後，會引起很多的聯想。首先，這些東西為什麼沒有送達？這些通知書，這些烈士證為什麼沒有送達？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說無法送達，找不到，難找。它們送達不了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在什麼地方，在什麼部門，在什麼檔案館裡面存檔？沒有。為什麼流入舊貨市場，流入了廢品收購站？他們可能在這個國家的建設過程中，是千千萬萬死去的人中的一個，如果從一個國家的視角來看，可能這些人微不足道，因為死的人很多。可是從每一個家庭，從他們親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是這個家庭的唯一。那麼我們就會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是這樣？我們的媒體在報道這樣一系列的事件時--當然都是作為好人好事報道的，是不是該多問幾個為什麼？

當然了，我們也會想到，這些人，包括我們大家作為普普通通的人民，還要追問普通人的歷史命運是什麼。難道就像這些人一樣在歷史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可能我們在現實中會感覺到我們的命運確實是這樣的，普通人在歷史當中是沒有聲音的，是沒有形象的。

我今天想談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人應該是歷史的主體。作為主體的人，不能僅僅作為數字存在，應該作為主體來存在，這是我們很核心的命題。其實當今社會很多人也關注的一些問題，比如說社會建設的問題、公民社會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人當然也應該是社會當中的主體，而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性的存在、一個工具性的存在。

作為後來者，我們需要瞭解和記住前人的經歷，他們的功過，他們的是非，我們需要瞭解這些，我們需要知道這些，這實際上有著不言而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我們天天都在說今天的好生活是前人犧牲、奉獻換來的，但是我們連他們是誰都不知道，連他們做過什麼都不知道，或者我們用一種扭曲的方式去記住，這實際上是一種忘恩負義。更為重要的是，我想說的是，記憶是什麼？記憶實際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們之所以要記憶，是因為我們需要通過記憶歷史來明辨是非，我們需要以史為鑒。我們要知道、要瞭解歷史，我們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以史為鑒，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如果說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和材料，記憶則是思想的源泉，如果沒有這個社會記憶的話，思想的河流就會趨於乾涸，就會中斷，當然也談不上會有反思、有質疑、有批判。沒有記憶的話，就不會有記憶中的歷史的比較，不會有記憶中的歷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種記憶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

記憶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記憶和歷史本身對權力是一種限制，對統治者有一種約束的作用。這一點大家不難理解。我們有時會談論，說為什麼今天很多歷史研究方面書籍的出版會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書遇到的阻力還大，很多歷史題材的寫作，去重新認識一段歷史、重新去瞭解一段歷史、去揭示歷史邏輯的寫作非常困難。我總是說歷史具有一種力量，這是歷史力量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這種制約，這讓他們產生恐懼。

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

塗爾幹說過這樣一段話：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其實我們今天的人來認知歷史，來寫歷史，也是這樣，今天對歷史有一個重新建構。歷史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已經現成的東西在那裡待著，等著我們大家去瞭解它、去熟悉它，歷史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但是這個建構的過程是由權力來控制的。

我們說歷史的重新建構依靠什麼？依靠人們的記憶，但是記憶卻是權力的產物，是治理的產物，決定什麼被記錄和什麼被遺忘的是權力。就像奧威爾在《1984》當中說過的：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現在和未來。第二句話：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這樣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當中以一種近乎天才式的預言，描繪了這種集權主義所能夠達到的，對於思想，對於心理，包括對於記憶的控制的極致。而對於記憶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權力技術之一，具體方式就是對社會記憶的消滅和對歷史的篡改。奧威爾描述了在這樣的國度中有一個部門就是專門來對歷史記錄進行有計劃的銷毀的，那就是真理部。歷史記錄被有計劃地銷毀，各種報刊被不斷地修改、重寫，這樣的話使人產生執政者永遠正確的印象。所以奧威爾說：歷史是什麼？歷史就像一張不斷刮幹淨重寫的羊皮紙，以權治者們所希望的樣子存在。歷史被修改了，而這種修改的痕跡又全被遮蓋掉了，所以人們以為歷史就是這個樣子，就是這樣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權力和歷史是這樣的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

宏大敘事的歷史結構把記憶扭曲了

在歷史和權力的關係下，其實我們不難理解遺忘怎麼會發生。用大家常常說的話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錢看。實際上這是有意識地讓人們遺忘。還有一個說法叫不爭論，什麼事都擱置，實際上就是不去討論、不去思考，那麼這個遺忘是必然發生的。擱在那裡，沒有人去想，沒有人去思考，能不遺忘嗎？還有一種說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歷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這樣一代人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去勞動的經過；今天大家在探討知青話題的時候經常會用這樣的概念，一個叫青春無悔，一個叫苦難是人生的財富。我聽到這個“青春無悔”就來火。知道嗎？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們的經歷，對他們的後代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不要只把眼睛放在成功人士身上，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為領導人，當了大官，或者成為很成功的商人，成為很成功的學者，那是鳳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難，有很多人的生命歷程完全是混亂的：該讀書的時候沒有書讀，到農村去了；該成家的時候趕快補讀書、補文憑，或者說去工作；到了年富力強的年齡，四十多歲，正是成為家庭的棟樑，也應該是國家棟樑的時候，下崗了。整個生命歷程都被打亂了，這樣的一代人豈止是一句輕飄飄的“青春無悔”就可以概括的？說“苦難是人生的財富”，如果苦難不被記住，如果苦難不被講述，如果苦難沒有進入歷史，完全消失掉了，怎麼能成為人生的財富？所以對這樣的一些說法都需要重新來理解，重新來反思。

這個當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記憶，有些人說“文革”沒有那麼差，很多人也很開心，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也很有樂趣。實際上這要從更大的宏觀的結構來看，很多記憶發生扭曲了。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的是關於個體與社會。我們的話題是一個關於社會記憶的話題，或者叫集體記憶。我們說個人的記憶--每個人的記憶都是關於自己的，或者關於其家庭的、其先人的歷史，這個東西怎麼跟一個更大的歷史，跟一個宏觀的歷史發生關聯？這就涉及個體和社會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莫裡斯·哈布瓦赫說：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實際上他是在談個體的記憶和社會的記憶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可能會涉及社會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說一種思路。

布迪厄是法國非常著名的社會學家，不限於社會學家，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思想家，他作過很多的研究。布迪厄說：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從很具體的東西來理解個人性和社會性的關係。

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會學家，叫賴特·米爾斯，他寫過一本非常好的書，叫《社會學的想像力》，開篇其實就在談普通人，談在一個具體的情景當中個體的遭遇、個體的煩惱，是怎麼跟一個公共議題上的更大的、更為宏觀的社會歷史結構發生聯繫的。他所提倡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就是把具體情景中的個人煩惱和公共議題當中的社會結構打通、貫穿--這樣的一種能力，將其概括為社會學的想像力。

具體來說，比如說在一個經濟結構和經濟秩序發生了一個整體性的衰敗，或者說發生了一個整體性的轉型的時候--大家今天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這樣一個大的轉折、劇變，那麼失業這件事就不是個人能夠去化解的問題。我們身邊的例子，比如說企業轉制，市場化改革、市場化轉型、企業轉制的時候出現了大批的失業下崗的工人。尤其是重工業地區，比如說東北，大家都失業下崗了，買斷工齡了等等，這個時候我們能把原因歸結到個人身上嗎？說一個人下崗了，是因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因為他的技術水平不高？不是，是因為整個產業都轉了。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當戰爭成為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乃至於全球化體系當中的一個內在屬性、一個內在的基本矛盾的時候，這個時候引起的困擾，個人面對它時是無能為力的。

制度如何影響了個人生活和記憶

所以我們說關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樣跟一個更宏大的歷史結構發生關聯，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力把它們進行貫穿。文明本來是一個很宏大的東西，我們說某種文明是一個非常宏觀的、一個結構性的東西，它怎樣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發生關聯？怎樣把文明落實到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加以理解？其實也不難，可以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比如上一代人都經歷過這樣一個時期，計劃經濟時期，農村裡每個人都要生活在一個人民公社當中，在農村你是一個人民公社的社員，在城市當中你是某個單位的成員。一方面有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這樣的制約，另一方面有戶籍制度的制約。戶籍制度把人限定了，跟戶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的供給制度、各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制度。要吃飯，得有糧票、米票、麵票，沒有這些票就買不到糧食。買豆腐得有票；買油得有票；布，甚至肥皂、火柴，這些東西都是按票來供應的。這樣的一套制度當然跟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沒有這些東西人是活不了的。你是人民群眾當中的一員，不是階級敵人，階級敵人這方面就受到限制，是人民群眾的一員就必須在這樣一個制度下生存，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而這種生活方式更高層面上是一種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這樣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了，既有宏觀的制度層面的內容，同時也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以我們要把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實每個人所經歷的這些東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唯有把文明落實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瑣碎的一些經歷，那樣一些記憶，才會成為非凡的記憶，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