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我的父親束星北
作者：束美新 青島城市檔案論壇 2023-06-17 19:24 發表于山東
【如果束星北的女兒記錄的是真實的，束星北被迫害十多年掃廁所簡直是活該。】
今天是父親節，一個偉大而值得紀念的節日。雖然每個家庭對父親的理解和認識不同，但我們都應該感謝生命中那個默默付出和一生關心我們的人。公眾號也特別編發束星北女兒束美新的記憶文章，以此懷念這位著名的科學家和慈愛的父親。
束星北（1907—1983），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頭橋鎮人，理論物理學家，“中國雷達之父”。畢生致力於我國教育事業與科學研究，有深厚的數學物理基礎，講課富有思想性和啟發性，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物理人才。我國早期從事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後轉向氣象科學研究。晚年，為開創我國海洋物理研究作出了貢獻。
2005年劉海軍的書《束星北檔案》在全國，尤其是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引起了關注。2007年10月1日是父親束星北誕辰100周年，國家海洋局聯合父親生前工作過的單位浙江大學和山東大學舉辦了紀念大會，出版了父親束星北的百年誕辰紀念文集《胡楊之魂》、《束星北學術論文選集》以及以中國科學院院士葉篤正先生的題詞“一個正直、勇敢、熱愛祖國的科學家——束星北”為名的紀念光盤。
在紀念大會上，國家海洋局局長孫志輝將“胡楊”比作了父親：“胡楊一樣百折不屈的錚錚傲骨，一樣永不言敗的頑強精神，一樣萬劫不歎的人格韌性。”可謂是對他一生的寫照。
從年少時期漫長的出國求學之路，到九一八事變後從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辭職回國；從抗日戰爭期間隨浙江大學一路西遷，到勝利後返回杭州，父親已年過不惑，可謂半生流浪。解放後，父親又被戴上“反革命、極右”兩頂帽子。緣由分別是因為1944年抗戰期間被軍令部借調並成功研製了中國第一台雷達；以及反右運動時“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的宣言。這些雖使他吃盡苦頭，但至今卻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輝。應該更準確地說，這兩頂帽子應是父親人生的兩大亮點。1979年科學春天到來時，父親已經72歲。
搜集資料的過程，也是我重新認識父親的過程。在寫關於父親的紀念文章時，他的朋友、同事和學生們基本上都在80歲以上。有的人在寫完稿件不久便離開人世，有的人則是在住院搶救後寫下的稿件。篇篇文字表達著他們對歷史與科學的尊重。本著這種精神，我也想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出，以便後人對這一代老科學家們的理想和品質有更深層的理解，也算是為中國科學史和教育史留下一份真實的資料吧！
父親的家世
父親于1907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蘇省邗江縣（現揚州市邗江區）頭橋鎮的一個望族家庭，17歲時考入杭州之江大學。
我的祖父束曰璐是江南陸師學校優等畢業生。清末曾任參領，辛亥後引退，民國時期任全國水利局主事，後為張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他在南通也有自己的企業。祖父有兩房太太，我的祖母郭氏為大，她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嗓門大脾氣急。生有兩子，父親為長，叔叔束佺保，上世紀40年代曾任英文版刊物《自由論壇》的主編。祖父的姨太姜氏性格溫順，因此較得寵。
父親非常孝順他的父母，尤其是對祖母。因祖母的陪嫁田產均在江都，她常年帶著兩個兒子住江都大橋老宅，管理祖產灘地水田。祖母的田全部佃給農民。她常到田頭看莊稼，發現有人不盡責，從不留情，當面責駡，但若是碰到災年，她不但減租，而且捐資募化，賑濟衣食。農戶們對祖母是既懼畏又敬重。
父親曾給我講過，他小時候非常頑皮，因此幾乎每天都要挨祖母的打。祖母常對他說：“你要有那一天不挨打，我就給你搭台戲。”有一天從早上開始，父親便小心翼翼地表現，終於熬到晚上沒有挨打，於是他死纏著祖母，非要讓她給自己搭台戲不可。祖母說以後再給他搭，他死活不幹，最後還是以挨了一頓打而告終。
我的祖父為人非常豪爽、熱心，經常幫助有困難的人。表伯父嚴仲簡（原上海紡織工學院的教授）在世時曾對我講，在他9歲時，母親（我祖父的親姐姐）便去世了，我祖父便一直撫養著他們弟兄兩人，送他們上了南通紡織學校（據說是中國第一個紡織學校），以後又送他們弟兄出國留學，把他們培養成為中國第一代紡織人才。所以嚴仲簡伯伯經常教育他的子女說，要永遠感謝我祖父。1957年我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工資一下子降到連最低生活都不能保證時，嚴伯伯義無反顧地每月資助我們家，連續9年，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期，他自己也被批鬥為止。父親在世時同樣也經常告訴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嚴伯伯的大恩大德。
父親同樣也秉承了他父母的豪爽、樂於助人的性格。1941年我的祖父母相繼去世，父親曾先後從時在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穿過日軍的封鎖線返回上海奔喪，並將他兩個尚未成年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帶回貴州，與我們兄弟姐妹同吃住，擔當起責任。我叔叔日後曾流著淚對我們說起：“講起我們是兄弟，其實我們像父子。”
我們弟兄姐妹共7人，我最小，上有5個哥哥和1個姐姐。據三哥和四哥講，抗戰勝利後我們家從重慶返回杭州，他們倆一個8歲上小學三年級，一個6歲上二年級，因語言不通，一年下來杭州話不會講幾句，功課也聽不懂，但罵人話卻學了不少。這天因為要留級，不敢告訴父母，但回到家後聽說母親生了個妹妹，看到父親開心大笑的樣子，於是他們兩人一下子沖進家門，一個人抱住父親的一條腿，說：“爸爸，我們留級了！”父親大度地說：“留就留吧！再上一年就是了！”也就是在父母親40歲時，有了我這個小女兒。
當我有記憶後的第一件事，是在5歲時的一天（正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聽父親說廈門大學盧嘉錫先生和山東大學的華崗校長同時都邀請他去。他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讓他往南走，不要往北走，說往北走禍大於福。但父親笑著對我們說：“我聽了算命先生的話，但朝著他說的相反的方向走。”於是父親便到了山東大學。後來又有一個自稱會拆字的人對父親說，你不該到山東來，山東的“東”字（指繁體字）是在你姓“束”的＇束“字心裡橫插了一把刀。父親卻仍不以為然。結果在山東他蒙冤受屈20餘年。
仍在山東，黨和人民最終又還給他了公正。
1952年我們家從杭州到青島時，父母起先只將我們最小的3個孩子帶來了。大哥那時已參軍到錦州當飛行員去了，姐姐和二哥、三哥仍留在杭州上中學。母親說，我們家離開杭州時，只是人來了，其他什麼都沒帶，連冰箱也撂在了杭州，父親都不要了。也許因為多年的戰亂逃難太多，習慣於抬腿就走。在來青島的火車上，我和小哥興奮地滿車廂亂跑。突然，不知為何我腰以下的半個身子一下子漏到車廂底下。低頭一看，下面是飛馳的火車輪子和軌道，嚇得哇哇大哭起來。正巧旁邊一個列車員，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將我拉了上來。原來是車廂門口樓梯上的鐵蓋不知為何一踩蹺起來了。當列車員將我送到父母身邊時，父親緊緊地拉著他的手一再說：“太謝謝你了，你救了我女兒的命就等於救了我的命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親熾烈的親情。事後父親開玩笑地說，這是他“往北走”給他的第一個“下馬威”。
其實所謂“往北走”、“往南走”的禍福之言，只是一種迷信的說法。據父親的研究生、老地下黨員、浙江大學原副校長李文鑄先生在懷念父親的文章中就談到，剛解放在浙江大學時，就曾有人以父親在國民黨軍令部工作過為由，將父親列入鎮反名單。但在浙江大學裡有一批瞭解父親的共產黨員學生，由於他們的據理力爭，才使父親能夠得以保護。
在家中對待我們兄妹的教育問題上，父親的態度向來是非常寬鬆的。他很少過問我們的學習，從不強求我們要考多少分數。偶爾問起他功課，總感到他兩三句的解答，我們就全明白了。他常對我說，學習要多動腦子想。一看就會的作業，就不要浪費時間去做，要做似會不會的，或乾脆不會的。所以我在青島二中上學期間經常不完成作業。一開始老師還批評我，後來發現我的成績很不錯，也就不管我了。
1966年我高中畢業時遇文革開始，之後我在山東聊城三線工廠當了近十年工人。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報了名，父親聽說後給我寫了一封信，只有兩行字：“既然你決定了要高考，就考吧。記住，會做的題先做，不會做的最後做。”
其實這種教育方法和學習方法，在絕大多數中國的人眼中，父親可能稱不上一個好老師，我也稱不上一個好學生。
從我懂事起，父親就開始經歷著各種運動，但他從未放棄過對國家的愛和對真理執著的追求。找到一封1955年10月13日父親給青島市委寫的信：
中國共產黨青島市委員會：
我曾於7-28、8-6號兩次奉上材料，請予參考。自8-13號山大開“鬥爭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大會已有兩個月。我向學校借的圖書已被全部收回，我主持的氣象研究室已被封鎖，一切科學研究工作全部被迫停頓......
對我個人來講，我薪水照拿，而且我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遲早總要去掉的，我並不頂著急，不過因此耽誤了科學研究的進行實是一件不易補償的損失，尤其氣象研究室職員全停頓下來，無事可做對國家也是損失。
我採訪過當年同父親一起在氣象研究室工作的青島海洋大學王彬華教授，儘管他已95歲高齡，但一提起氣象研究室時，就精神抖擻地說，1954年在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有氣象研究室，而且是在竺可楨先生和塗長望先生的直接支持和領導下的。父親的數理功底，再加上王先生夫婦二人豐富的實踐經驗，那段時期，父親幾乎是一月一篇論文，他們的合作是他們三人氣象研究學術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可惜研究室只持續了一年多就中斷了。從此以後，我父親的論文也就中斷了。
文革前父親總覺得自己沒有錯，因為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愛國、愛人民的，即使給黨提意見也是出於幫助黨整風，是為了黨好。用他自己的話說：“你讓人提意見，如果認為不對，不聽就是了。”所以後來的檢查，幾乎是在大哥的強迫下才寫的。因此好多年我甚至都有點恨我大哥。他復員回家前，儘管父親已經挨鬥了，但我們家的氣氛從來都很溫暖。自他回來後，家中經常有他和父親的吵架聲。有一天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便對大哥說：“我恨你，你回來後整天同爸爸吵架。”大哥的一番話，把我說得愣住了。他說：“如果我不強迫爸爸寫檢查，他再強下去，恐怕要被逮捕，弄不好還會被打死的。”我一想也是啊，如果不是父親的“強”，他無論如何也不會被打成反革命極右分子。
1957年，他在山東省委宣傳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後，用母親的氣話說，是他“逼”得人家把他打成反革命極右分子。因為這次發言所造成的影響太大了，據載，發言中曾20多次被掌聲打斷，因此事後也使得一大批人受牽連。例如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老紅軍戰士林明也是因為對別人宣傳：“看，束星北的發言講得多好啊！”就作為他反右中的一條罪狀，其實他和父親根本沒有任何私人交往。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看到那麼多的開國元勳都受到了衝擊，尤其是得知羅瑞卿跳樓後摔斷了腿，仍被用筐抬出來批鬥時，大為感慨地說，比起他們，我那點兒委屈又算什麼。
記得有一天，我看見他剪了一個平頭回家了，就問他。他回答說：“明天批鬥張立文（時任青島醫學院黨委書記），讓我陪鬥，這樣他們（指造反派）就揪不住我的頭髮了。”第二天，他一回到家，我和媽媽非常關心地圍上前去安慰，誰知，他卻非常輕鬆地對我們說：“批鬥時，我在臺上＊坐飛機＇，都差一點兒要睡著了！”
還有一次，看見他回家時身上掛了一塊“反革命極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時，我的眼淚馬上掉出來了。誰知，父親卻安慰我說：“哭什麼，認識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認識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誰。”
在青醫刷廁所時，有一天父親像是很神秘地對我說：“我發現，刷廁所是一個好活兒。”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刷完廁所後，躲在裡面看書，沒有任何人會來打擾你！”
1971年底，父親跟隨青島醫學院到了山東的北鎮，因我即將分娩，母親就到聊城來照顧我。但我們都非常不放心父親獨自在北鎮，他畢竟已經64歲了，而且又有哮喘病。但每次父親來信總是說北鎮如何如何好，什麼黃河刀魚是多麼便宜（因父親是江蘇人，特別喜歡吃兩合水的魚）。還經常來信說北鎮的羊真便宜，7元錢就能買一隻，天天可以吃到大米。總之，他總是讓我們放心，即使在最困難時，他往往也是用一兩句調侃的話讓我們開懷大笑，使全家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了。自從1931年父親回國結婚後，我的母親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他的身旁，尤其是在父親最艱難困苦時，是母親給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撐。
1978年父親調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他已完全顧不上考慮個人的冤案平反問題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來不及了！”他清楚地認識到，對於已71歲高齡的他，靠他個人的拼命來想追趕世界的先進水平是無濟於事的，所以，他到海洋一所後就給自己定位為“做人梯”，他把“追趕”的希望寄託于後人。在一所領導的支持下，他立即成立了28人的“物理海洋進修班”，分秒必爭地投身於他所熱愛的科學教育工作。他常對學生講的一句話是：“你們趁我身體好時，多學點東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後後悔。”常對我講的一句話也是：“可惜我的腦子裡的知識不能遺傳給你，把它們帶進墳墓去見馬克思，就太可惜了。”
記得是1980年左右，一天在半山坡學習班的教室裡，他的一個學生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太滿意，正在發牢騷，父親走進來聽見後就說：“你們不要動不動就發牢騷，而且發牢騷也是沒有用的。鄧小平能把一個走下坡的中國扭轉過來開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了，讓你當主席，你該怎麼辦？你能一下子把中國變富嗎？”那個學生回答說：“讓我當主席，我就請卡特來當總理。”父親聽後非常生氣，說：“我不要你這樣的學生。”說完就離開教室了。當時我在場，回家後就對父親說：“他說的是不對，爸爸你事後怎麼批評他都不要緊，但不應該當了那麼多人的面。幸虧現在不搞運動了，否則他的前程可能從此就完蛋了。爸爸你不也就因為幾句話，而受了20多年的委屈嗎？”
聽後父親不說話了，過了一會兒，他感歎地說：“你們年輕人沒有在國外待過，光感覺國外好，但你們不瞭解，如果一個國家不強大，國人是多麼受氣啊！當年在美國，有一個黑人見了我都罵“黃狗＇，他罵我，我可以和他對打。但是有一次，到飯館裡去吃飯，飯館裡坐了一個白人，我在他旁邊坐下後，他抬起屁股來就走了，表現出不屑于和中國人在一個桌子上吃飯的樣子，那時受到的侮辱，我永生都不會忘記。所以從那我就發誓，一定要努力學習，超過白種人，為中國人爭光！”雖然父親沒有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掛在嘴邊，但卻從骨子裡詮釋著它的的含義。
父親一生中對生活上的要求是極其簡單的，平時吃飯，只要一葷一素。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你做多了菜，我也分不出味道來，只要營養夠就行了，不要浪費了。”
穿衣服，只要保暖，從不求樣式。到海洋一所後，我找人替他做了一件呢子中山裝，總覺得他有時出席正式場合，別穿得太隨便。誰知，他一點兒也不買帳，對我說：“你這叫花錢出力不討好，我這是花錢受罪別人看！”讓我哭笑不得。直到有一天，突然刮大風，降溫了，父親感到有點兒冷，這時，我便拿出了那件呢中山裝來，給他套上了。他才說了一句：“哦，看來它還挺擋風的啊！”
如果一個不認識父親的人在馬路上碰見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同一個科學家聯繫在一起。父親有個習慣，只要是天氣好，常拿著個小馬紮，到研究所旁的小山坡上坐坐，考慮問題。有一天，一個老大爺在山上碰見父親，興致勃勃地同父親聊天，談起他的兒子是部隊的雷達連的連長時，老大爺充滿了自豪。有“中國雷達之父”之稱的父親在一旁微笑著很虔誠地聽。近一個小時後，大爺突然打住，問了父親一聲：“大爺，你識字吧？”父親趕緊地點了點頭，真誠地回答說：“多少識兩個吧！”
父親晚年從不存錢，月底一看工資還有節餘，他總要讓我們陪他出去買東西。然後送給這個，送給那個。有時我不理解，就問他，你不會存一些下來嗎？他說，他不會留給子女任何財產的。並說正因為他的父親太有錢了，所以他的幾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除去老九束炎南外都沒有大出息，而他的堂兄束劍南（南通張謇的親外孫），更是“少時靠父母，老來靠兒女”。父親又給我們舉例講，正因為以色列的自然資源最貧乏，所以以色列人才開發了人類最大的資源——大腦。
本文源自《文史精華》2012年2月總第261期，作者：束美新、責任編輯：李彥敏
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I3jZKkJCozfqsbk1eUuw_Q
參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https://jiangangpl.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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