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作者：許良英

一本《束星北檔案》又勾起了我對老師束星北先生的回憶。束先生是我的科學理論啟蒙老師，他對牛頓力學獨特的啟迪性講法，使我懂得科學理論的意義和人類理性思維的威力。雖然我們的政治觀點和哲學思想曾有過分歧，但從上世紀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有著同樣坎坷的經歷。束先生是一位傳奇式人物，他的窮根究底的科學探索精神和耿直豪爽、坦誠開朗的性格，永遠令人懷念。

我的科學啟蒙老師

我第一次聽束先生的課是1939年10月在廣西宜山，聽他為浙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開的“力學”（即理論力學）課。上課前，聽說這門課要從牛頓運動三定律講起，我很失望。因為牛頓運動定律我已學過四遍（初中三年級的物理，高工一年級的物理和二年級的應用力學，以及大學一年級的普通物理），以為自己早已懂得，沒有什麼可學的了。而我在上大學前讀過十幾本關於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知道一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基本知識，急於想跳過250年前牛頓的古典理論，徑直學習20世紀的新物理學。想不到聽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課，我就覺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錯了，原有的自滿情緒也就破滅了。

束先生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人深思的方式，著重、深入地講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地理解整個理論框架。由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通過高度的抽象概括，從各個不同側面，對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透徹的分析，並不厭其詳地用各種唾手可及的實例，深入淺出地反復論證，使學生能夠一通百通地領會、掌握基本概念。他講課，既不用講義，也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工整的提綱；而只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他舉止不修邊幅，說話非常隨便、直率，喜歡在教室裡到處走動，還愛坐在課桌上高談闊論。

力學第一課，他先講物體的運動，接著講速度，平均速度、瞬時速度；由此引進數學上的極限和微分概念。然後著重論證，是運動的變化，而不是運動本身需要“原因”。所謂原因，是指外界影響，可以叫做“×”，或“鬼”，牛頓把它叫做“力”。以前人們，包括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都以為物體運動總需要有一個推動者在不停地推動著；伽利略和笛卡兒卻發現，只有當運動狀態改變時，才需要有外界的影響。就這樣，他把古代運動觀和近代運動觀作了鮮明的對比，使哲學和物理學融為一體。這堂課，我聽得出神，覺得茅塞頓開，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這樣，束先生把牛頓運動三定律足足講了一個月，而且回味無窮。對比之下，以前我雖然學過四遍運動三定律和二遍微積分（高工二年級學第一遍），也能熟練地運用牛頓定律解決不少力學問題，但對於運動和力並沒有形成清晰的物理概念，實際上是似懂非懂。由此我才開始真正領會什麼叫理論、什麼叫原理。遺憾的是，並不是每個同學都能欣賞束先生的課。有個同學就埋怨他講得雜亂無章，無法記筆記，課後無法溫習。這位同學剛從別的大學轉學來，在那個大學各門功課都考高分，聽束先生的課卻不得要領。他很用功，但由此也產生了自卑心理。

通過束先生的課，我比較徹底地瞭解了牛頓力學基本概念的物理內容，對於古典物理理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開始有了欣賞能力，認識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並且開始養成對問題窮根究底的習慣。這也啟示了我應該怎樣認真地去精讀名著和學習哲學，深入地探索宇宙奧秘，嚴肅地思考社會和人生問題。

在宜山，力學課只上了一個多月就中止了，因為日寇從欽州灣登陸進犯廣西，浙大不得不開始第五次搬遷，遷到了黔北遵義。正當我們陸續到達遵義準備複課時，束先生獲悉父親噩耗，即請假赴上海奔喪。力學課由另一位教授代教。這位教授照本宣講、平鋪直敘，引不起我多少興趣，因為所講的內容，任何一本力學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著束先生早日回來。1940年6月束先生回到遵義，給我們講牛頓力學的發展——分析力學，著重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頓原理講透，使我們並不很困難地攀登上古典力學的第二座高峰。

我還有幸在三年級聽束先生開的“熱學”（即勢力學）課。他講熱學也像講力學那樣，用一個月時間講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熵”概念。他用高度的哲學概括，把自然界中的變化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可回復的，如人的死亡、生物的生長。一種是可回復的，如兩個H2分子和1個O2分子合成兩個H2O分子；一個物體從A處位移到B處。而可回復的變化又可分為“真變化”和“假變化”二類。真變化是指：在變化後雖然可以使其中一物或狀態回復，但在還原過程中必然要使另一物或狀態引起變化；即使再令這種變化還原，可是其他方面又發生了變化。如此繼續下去，縱使竭盡種種方法，也終不能使一切事物或狀態都恢復到變化以前的情況。兩個不同溫度的物體相接觸所出現的就是這種真變化。假變化是指還原過程中至少可以用理想方法使之絲毫不留任何痕跡於宇宙間的那處變化。卡諾熱機的運行，平衡狀態下壓縮氣體，都屬￿這一類。這樣，他就把不可逆的變化稱為“真變化”，把“熵”理解為真變化的精確量度，使物理概念增添了豐富、深邃的哲學內涵。

平等待人富有正義感

束星北先生和王淦昌先生一樣，都開朗坦誠、待人平等。這是我一年級旁聽“物理討論”課時的感受。“物理討論”是為四年級學生開設的課程，分甲、乙兩種。甲是由全系教師和四年級學生輪流作學術報告，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學的前沿作系統的報告。兩者都每週一次，每一次報告前幾天都在教室門口張貼小佈告，寫明報告人和題目。我出於好奇和好高騖遠的心理，在一年級時就常壯著膽站在教室門口旁聽。討論時發言最多的是束先生和王先生。別人報告時，他們常插話或提問；兩人之間又常發生爭論，有時爭得面紅耳赤，聲音很大。大學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樣地爭論科學問題，初見這種場面，我感到十分驚奇和有趣，以後才慢慢領會到這種學風的可貴。只有這種真誠的態度，才能探索科學真

　正由於受到這種精神的啟迪和感染，我以後聽束先生和王先生的課時，也敢於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例如束先生在講熱的分子運動論時，說電子似乎有“自由意志”，能夠輕易地自動選擇在人類要費很多功夫才能計算出來的複雜的軌跡上運動。我就同他爭論起來。關於電子有自由意志的說法，1938年我考大學前在一些新物理學的通俗讀物中已讀到，它是作為量子力學“測不准原理”的一種哲學解釋，當時我是相信的。但不久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就把它否定了。於是我就以唯物論的觀點來反對束先生的觀點。他並不生氣，而是耐心地、完全平等地同我論辯。有時一節課就這樣爭論過去了。記得1940年秋天一個晚上，在遵義柿花園浙大教職員俱樂部，以物理學會名義召開的浙大物理系全體師生一年一度的聯歡會上，在束先生發言後，我又同他爭起來，我們兩人爭論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在場的沒有第三者插嘴，就聽我們爭辯。當然，這種哲學問題的爭辯，是誰也駁不倒誰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行為實在幼稚可笑。但教授與學生之間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這種平等的爭論，是永遠值得懷念的。比照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大學中的師生關係，真是有天淵之別。那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束先生曾對我們說過，物理理論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原理性的，另一個是計算的。前者很難，如有突破，就會取得像愛因斯坦、玻爾那樣的成就。後者只要肯花苦功夫，總會有成果的。他說自己以前是搞原理性研究的，結果“一事無成”；因此，建議我們走後一條穩妥的路。可是那時我的志向已經不在專攻物理，而要獻身於革命了。他對於我這樣的學生似乎不能理解。有一次在物理系辦公室裡，他突然責問我：“你生活一定過得很舒服，這邊學校有貸金，那邊家裡又會寄錢來，為什麼要裝窮，衣服穿得這樣破爛？”我告訴他，我上大學完全靠貸金和工讀維持生活。他似乎不相信。這大概是由於他家裡比較富裕，父親是幫大實業家張騫管賬的，自己也有很多財產。

儘管在哲學和政治上，我和束先生的看法有分歧，但在科學上，我對束先生始終是十分敬佩的。同時我還認為，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

1941年皖南事變後，白色恐怖嚴重，浙大原有的進步學生社團的活動發生困難，我和兩位工學院同學商議組織一個自然科學團體。這個團體於1941年4月成立，名為“質與能自然科學社”，定期刊出壁報，舉行讀書報告會和學術討論會。剛成立時，我們特地請束先生作一次學術報告，題目就是《物質與能力》。可見他對我們的這類活動還是支持的。

在1947年“於子三運動”中，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大全體教授罷教，以抗議當局殺害學生的暴行。1947年10月26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國民黨逮捕，三天后慘遭殺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會，在聽取竺可楨校長、校醫和學生代表的情況彙報後，束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向來不贊成學生搞政治活動，但是，政府如此殘酷摧殘我們苦心培育的學生，如此踐踏人權，我們無法容忍。教授會應該以罷教來抗議政府的暴行。”他還憤慨地說：“我就不相信，我們不敢罷教！”在場70多位教授都贊成他的意見，於是以浙大教授會名義作出決議：為抗議於子三被殺，全體教授罷教一天，並發表宣言，譴責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權。全體教授罷教，在浙大歷史上從未有過，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學生和竺校長的正義行動，推進了全國的反迫害運動。這次運動隨後就命名為“於子三運動”，是解放前最後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當時我正擔任中共地下黨浙大支部書記（于子三運動後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員會委員），對束先生仗義支持我們的鬥爭，我無限感激。

1948年7月以後，浙大“舜水館”物理實驗樓一直成為浙大地下黨組織的主要活動場所，不但地下黨浙大總支會議都在這裡開，有些分支部也常在某個實驗室裡開。而當時在浙大7個學院30個系中，物理系是地下黨員最多的。我們在“舜水館”的頻繁活動，物理系有些教授可能是有所察覺的，但他們始終是默默地保護著我們。1949年初，有位同志（也是物理系助教）不小心在實驗室丟了一本《論共產黨員修養》，被束先生撿到了，他猜想是我的，把它秘密保存起來。這件事，直至1982年他才托人轉告我。

束先生為人的另一面

束星北先生科學造詣很深，為人坦誠豪放、有正義感，令人敬佩。他是一個輪廓鮮明的人，優點非常突出，缺點也非常突出。2005年9月15日《南方週末》上樊洪業寫的《竺可楨日記裡的束星北》一文中，如實地反映了浙大校長竺可楨心目中的束星北，就是一個有嚴重缺點的人。竺校長的日記有120餘處提到束先生，其中有些情節真是匪夷所思，但仍合乎束先生的性格，與我所瞭解的一些情況是一致的。

《束星北檔案》一書中認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楨都是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1949年以後，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於政治原因受盡折磨。我認為，束與王、竺不是一個類型的科學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長確是終身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他們熱忱地關心科學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學問題。束先生就缺乏這種專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我三年級時（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級同學興沖沖地告訴我，他最近幫助束先生進行一項重要研究，要證明中子是由質子與電子結合而成的，計算所得的結果，與實驗數據完全一致。果真如此，當是物理學中一大突破。但我給他潑了冷水，因為根據自己上大學後三年來從英美的科學和物理學刊物中瞭解到，當時公認的中子的質量數值，與1932年發現中子時所測定的質量數值差距很大，它比質子與電子質量之和還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斷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質子與電子結合而成。於是他和束先生去請教專門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見同我一樣，認為他們所根據的數據早已過時了。當時束先生說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話：“抗戰以後我就不看雜誌了。”就是說，從1937年以後這4年他已不看科學刊物，不關心科學前沿了。顯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樣心思都用在科學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測中微子的建議，隨後有人據此做了實驗，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實驗之證。這項工作是 1942年國際物理學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時，在對待財產和金錢問題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長那樣超脫，而是比較看重的。有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親病逝，他回家鄉奔喪。 1941年夏他母親又去世，他又回去奔喪，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後告訴物理系師生：他原來不想回浙大教書，在奔喪後，把家裡的財產都賣了，買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萬人）在歐洲被驅逐的猶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們會做生意，更會炒股票，束先生炒不過他們，結果全輸了，不得不回學校。他說得很激動，並大罵猶太人（我對猶太人卻一直有好感）。

他過分看重錢，也鑄成了他一生的一個大錯，這就是1944年春主動去軍令部技術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才回浙大。這個單位是軍統特務機關，稍有開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顧的。我原來以為是浙大電機系學生徐名冠（他是我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學，在浙大公開以軍統特務的身份活動）介紹束先生去的。讀了《束星北檔案》才知道，當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後，主動說，如果給他每月1萬元，他就願意去（當時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徐名冠喜出望外，據上級批准後，束先生不僅自己去，還帶了兩個助教去。這段經歷，使他在1949年以後一直成為公安部準備鎮壓的對象。1951年全國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杭州市公安局就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學校黨委會討論，我堅決反對的理由是：束先生沒有參加國民黨和特務組織，他帶去的兩個助教都參加了軍統，他的問題是思想認識問題，不屬￿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學上造詣很深，是國家難得的人才，應該受到重用。會上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束先生就被保了下來。可是1955年肅反運動時，他（在青島）和我（在北京）都成了重點審查對象；1957年又都成為“極右分子”。

《束星北檔案》之可貴與不足

《束星北檔案》是一部令人心酸和令人深思的歷史著作，它詳盡地描繪了一個有很深造詣的科學家，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所遭受的各種打擊、折磨和羞辱，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出自官方的檔案，本人的交代和檢討，以及他人的回憶。在標榜“以人為本”、要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回首這段血和淚寫成的歷史，意義深長。這部震撼心靈的《檔案》，確是上乘之作，我們要感謝作者的盡力和良苦用心。

這本《檔案》也有不足之處。首先是一些史實上的訛誤。如把浙大的“理學院”都錯成“理工學院”，把“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錯成“四類分子”，把“二機部”錯成“三機部”，把開設“軍事物理”課的1939年錯成1945年，把“貴州”錯成“黔貴”，把“青年軍”錯成“義勇青年軍”。又如，1945年王淦昌先生在湄潭、遵義做關於原子彈的報告時，束先生還在重慶未回浙大，書中卻說這個報告是束、王兩人合作的；而且束先生並未在核物理上花過多少功夫。

其次，也是比較原則性的，作者對傳主是仰視的，把他看得太高大了，難以平等地、客觀地去觀察、分析。如書中第三章標題竟是“天下第一才子”！在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中，誰有資格戴上這頂桂冠？任何正常的人不可能如此評價束先生。自視很高的束先生，在逆境中出於逆反心理，可能會出現這種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感覺，作者則應冷靜對待，不可當真。

第三，書中回避了束先生與愛因斯坦的關係問題，應該說是作者的謹慎，值得稱道。但作為《束星北檔案》竟隻字不提因束星北名義在報上公開發表並產生了不小影響的文章，總是一個缺憾。

束星北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嗎？

樊洪業用這個題目在2005年12月8日《南方週末》上發表一篇長文，裡面引用了不少我的話。為了把問題講得更準確，需要作一些回顧。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報》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裡》，說自己於1928年5月去拜訪愛因斯坦，隨後在他身邊當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讀後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束先生在浙大將近30年從不向物理系師生提起這一光榮歷史？但我相信束先生為人耿直，不會說假話，也就信以為真了。於是很高興地給束先生寫了一封信，並把自己經歷了16個寒暑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寄給他，誠懇地向他請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說一句，我把這幾本書“束之高閣”，接著說他現在是真正佩服共產黨了，因為知錯能改，並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詩。這封信很使我納悶，因為我所認識的物理學界前輩對《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視，而當過愛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為什麼對它沒有一點興趣？那裡我工作很緊張，沒有心思去深究。現在明白了，他感興趣的是自己虛構的愛因斯坦，對真實的愛因斯坦則敬而遠之。

1982年，束先生通過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請我去青島聚談，說他有很多心理話要向我傾訴。他還建議我要研究社會史，著重研究能讓後人深刻接受的歷史教訓。我準備待書稿《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完成後，於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1987～1988年間，遼寧作家協會專業劇作家張大凱多次來訪。他為束星北先生傳奇式的一生所感動，寫了一部電視劇，曾在青島住了半年以上，進行過大量採訪，並查閱過全部檔案。1988年7月他給我看了束先生于1954年和1964年填寫的兩份履歷表，表中都未提到1928年當過愛因斯坦助手之事，我就開始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我打電話問王淦昌先生，他說從未聽束先生向他談起與愛因斯坦的關係。1989年我為《浙江大學在遵義》一書撰寫《束星北先生傳略》時，就沒有寫上這段光榮歷史。但估計束先生既然在德國“遊歷”了幾個月，去看望愛因斯坦還是可能的，於是想當然地寫上“在柏林時，曾慕名拜訪愛因斯坦”。1997年才知道，連這一點也不符事實。

為了核實歷史真相，我查閱手頭所有的愛因斯坦傳和有關史料，都與《光明日報》這篇文章不符。我斷定此文是虛構的，完全不可信。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稱的束先生為什麼會在1979年要偽造這段歷史？我從張大凱訴述的束先生1957年以後的遭遇找出了答案。1958年他被戴上兩頂帽子：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並被判處管制3年（到1965年才解除管制，1974年才摘掉這兩頂帽子），每月只發生活費20元，而全家十口，生活之窘迫已難以忍受；加上無盡止的精神折磨，人格和尊嚴被無情摧殘，過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更有甚者，他的大兒子原在空軍當軍官，因受他牽連被遣送回家，心裡窩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儘早檢討過關，可他秉性倔強，不肯檢討認錯，兒子無以容忍，經常訓他，他竟不吭一聲。一個剛直耿介、極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兒子的訓斥，實在無法想像，惟一的解釋是，在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和家庭內外的恐怖的“改造”壓力下，他被壓垮了，心靈不得不被強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報》上的文章顯然就是心靈被扭曲後的可悲的產物。

20世紀60年代，束星北這個桀驁不馴的彪形大漢終於被改造成一個附首貼耳的可憐蟲，這段心靈被完全扭曲的悲劇，《檔案》一書描繪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 “文革”時他說的和寫的全是紅衛兵的假大空語言；對打掃廁所竟非常“熱愛”，要包下全校的打掃廁所工作；“文革”後他所器重的一個研究生說了一句“不妨讓卡特（當時的美國總統）幫忙改革”，就擰著他的胳膊提到所長辦公室，要開除這個思想糟糕的學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時他竟主動參加批判愛因斯坦的運動（見樊洪業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楨日記）；可是“文革”過後，他又杜撰當過愛因斯坦助手的神話。

心靈被扭曲了，原來的是非標準都會顛倒過來。特別是1957年開始，說真話的倒黴，說假話的得勢，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會“覺悟”到，你們都大說假話，我為什麼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大會（這項活動是我於1977年倡議的），會上唱主角的是他並不服氣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過對束先生的不滿），他心裡一定有氣，要設法宣洩。正是這兩個因素促成他於1979年3月虛構了1928年的那個神話。

1992年束先生家鄉江蘇邗江縣政協為紀念他逝世十周年要出一個文集，我寫了一篇《憶束師星北先生》。我還告訴他們：1979年《光明日報》上那篇文章漏洞百出，顯然不可信，建議文集不要收。如一定要收，希望把我的意見也一道刊出，以供研究參考。我寫了8條意見，內容如下：

1.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間的經歷，束先生在1954年（肅反、反右以前，當時他是山東省政協委員）填的表上是這樣寫的：“流浪在歐洲大陸，經過日本、朝鮮、滿洲里到莫斯科、華沙、柏林、哈奴佛及漢堡等地，後在德國混了一陣。”1964年是這樣寫的：“歐洲及德國哈奴佛工業大學（遊歷）”。 1965年6月10日束先生填的《職工登記表》上是這樣寫的：“德國柏林、哈奴佛，波蘭華沙，蘇聯莫斯科等處（無固定工作）”。1983年11月束先生在中共青島市委統戰部第五屆山東省政協委員提名登記表上也寫：“在歐洲德國哈奴佛工業大學遊歷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光明日報》文章發表後4年填的。如果他確在柏林大學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教，他沒有理由在4個履歷表上都不填寫，而只寫上哈奴佛工業大學。

2.《光明日報》文章開頭說：“1928年，我在美國甘薩斯大學畢業了。”而束先生自己1954年2月17日填的簡歷則是：“1924.9～1925.6 之江大學（一年級）”，“1925.6～1926.1齊魯大學（二年級）”，“1926.9～1927.1美甘薩斯拜克大學（三年級）”， “1927.10～1928.6舊金山和加州大學，與蔣希曾辦報”。可見他到德國時大學並未畢業。根據他填的表，他是1930年1月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的。

3.該文說束先生1928年5月見到愛因斯坦，在他身邊“工作了一年”。可是他自己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的4份登記表都說他是1928年10月就去愛丁堡大學讀書了。

4.該文說：“愛因斯坦基本上是一個人在那裡工作，只有我在幫助他做點事情。”事實上，1928年愛因斯坦已聘請到一位終生的私人秘書Helen Dukas（1896～1982）小姐。她是1928年4月13日開始到愛因斯坦家工作的，在該文所說的束先生拜訪愛因斯坦前一個月！根據愛因斯坦的女婿 Rudolph Kayser以筆名“Anton Rsiser”所寫的《愛因斯坦傳》（1930年出版，愛因斯坦認為書中“所講的事情都是確鑿的”），愛因斯坦1928年初患了嚴重的心臟病，即去瑞士 Davos療養，回柏林後又臥床4個月。夏天全家到德國北部Lüｂｅｃｋ海濱療養。他的病拖了一年，才逐漸恢復健康。至於愛因斯坦的工作助手，１９２８年不僅有新來的很能幹的秘書Ｄｕｋａｓ小姐，還有一位已合作了十多年的數學家ＪａｋｏｂＧｒｏｍｍｅｒ。Ｇｒｏｍｍｅｒ是俄國猶太人，在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大學獲數學博士，１９１７年愛因斯坦發表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中，愛因斯坦特別感謝他的合作：“在數學家Ｊ．Ｇｒｏｍｍｅｒ的誠摯幫助下，我研究了有心的對稱的靜引力場。”（見我們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３５５頁）１９２５年愛因斯坦在論文《引力和電的統一場論》結尾，感謝Ｇｒｏｍｍｅｒ“近年來在廣義相對論領域中的所有計算給我誠摯的幫助。”１９２７年他們聯名發表了論文《廣義相對論的運動定律》。當時Ｇｒｏｍｍｅｒ在柏林，是得到愛因斯坦任所長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資助的，１９２９年他回前蘇聯，在明斯克大學任教，１９３３年去世。據１９８２年出版的著名物理學家ＡｂｒａｈａｍＰａｉｓ寫的《愛因斯坦傳》介紹，１９２８年在柏林，愛因斯坦還有兩位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都已經有很深造詣的助手。一位是匈牙利人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Ｌａｎｃｚｏｓ（１８９２～１９７４），他是１９２８年１１月開始，在柏林工作了一年。另一位是波蘭猶太人ＨｅｒｍａｎｎＭｕｎｔｚ，愛因斯坦曾在１９２９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提到他。他于１９２９年被列￿格勒大學聘為數學教授。在１９２９年Ｌａｎｃｚｏｓ和Ｍｕｎｔｚ離開後，愛因斯坦即聘請黎曼幾何專家、奧地利人Ｗ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ｙｅｒ（１８８７～１９４８）為助手，他們一直合作到１９３４年。由此可見，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間，愛因斯坦先後有４位研究助手，他們都比束先生大１０歲以上，都是很有造詣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而束先生當時大學還沒畢業。

５．該文說：束先生幫愛因斯坦“查過資料，進行過計算，也幫他改過學生的卷子”，還說，好在束先生的“數學和物理基礎還可以，能夠勝任他交給的”工作。事實上，愛因斯坦１９１３～１９３３年間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長，雖然也兼任柏林大學教授，但後者只是個名譽職位，他並未在柏林大學正式開設課程，只是偶爾對研究班作個報告和進行指導，不可能有什麼“卷子”要他批改。何況整個１９２８年他都在病中，不可能去柏林大學講課。而且愛因斯坦１９１４年離開瑞士以後，再沒有在任何大學裡講授本科生的課程，偶爾應邀去作學術報告，內容也都同他自己最近研究成果有關。束先生１９２８年尚未讀完大學物理系的基本課程，要完全搞懂愛因斯坦１９１５年創立的廣義相對論恐怕都有困難，而愛因斯坦１９２２年以後已轉入統一場論的探索，用的數學非常高深、複雜，需要找Ｇｒｏｍｍｏｒ、Ｌａｎｃｚｏｓ、Ｍｕｎｔｚ、Ｍａｙｅｒ這樣成熟的數學家合作，當時的束先生能幫上什麼忙呢？他能“勝任”研究統一場論所需要的“計算” 嗎？

６．該文說，愛因斯坦告訴束先生，他大學的數學教授敏考斯基（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在講學時曾講到過四維空時，而這一點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不符史實。愛因斯坦是１９００年大學畢業的，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提出四維空時理論則是在１９１１年，是對愛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狹義相對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７．該文描述：１９２８年５月束先生拜訪愛因斯坦的談話主題是四維空時的問題，這是符合束先生自己當時的物理理論水平的。但要知道，這在物理學發展史上不過是１９１１年前後的水平，而１９２８年的愛因斯坦早已前進了兩個歷史階段。很難想像他怎麼會選用一個大學尚未畢業而德語又說不好的小青年當他的“研究助手”。而該文所說的“愛因斯坦研究室”，恐怕在愛因斯坦自己的研究所裡和柏林大學都不會有。因為愛因斯坦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自己家裡做的，根本不需要另設研究室。在他的研究所裡，充其量只需要一個辦公室。

８．如果束先生確曾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過一年，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譽，也是令人羡慕的，他沒有理由在歷次填寫簡歷表時都故意隱瞞，而且不告訴浙大物理系的任何師生，連對王淦昌先生這樣同齡的知交摯友也要隱瞞，究竟為的是什麼？如果他到１９７９年覺得有必要把這段實情公開，向《光明日報》記者披露了，那又為什麼１９８３年１月填的登記表上卻又不寫，偏偏依舊寫著：“１９２７年７月，在歐洲及德國哈奴佛工業大學遊歷及工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書”？

結果，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的《邗江文史資料》第６輯《物理學家束星北》專輯中刊出了１９７９年《光明日報》上的文章，作為附錄也收了我的上述意見，同時還有李壽木丹反駁我的信。他堅信束先生不會說假話，也從不沽名釣譽，而對我質疑的８條意見並未正面回答。

4年後事情有了轉機，這就是發現了：

束先生1943年12月17日給愛因斯坦的信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我招了兩個物理學史研究生，其中一個叫胡大年，他想研究愛因斯坦。可是還沒有開始做論文，他就去了美國，輾轉幾年後進了耶魯大學，在著名物理學史家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原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中國》，我建議他改成《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論文的刪節本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即將在上海出版），並提供他許多有關資料，由於ＭａｒｔｉｎＪ．Ｋｌｅｉｎ當時正擔任《愛因斯坦全集》的主編，接觸愛因斯坦檔案很方便，我就請胡大年查閱愛因斯坦檔案，看是否有與束星北有關的材料。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他回了信，說沒有找到他１９２８年當愛因斯坦助手的材料，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封束先生１９４３年從湄潭寄給愛因斯坦的信。

信是用打字機打的，最後有手寫的簽名“ＨｓｉｎＰ．Ｓｏｈ”，日期為“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發信地點為“中國湄潭浙江大學”。信的第一句是：“Ｉ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我為無緣與您相識而感到遺憾。）既然直到１９４３年還無謀面之緣，所謂１９２８年當過愛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個神話。信中還鄭重其事地邀請愛因斯坦到中國來安度晚年！誰都知道，當時中國正處於抗戰最艱難的階段，這個設想也實在太離奇了，怪不得愛因斯坦沒有給他回信。

我拿著這封信的複印件去看望在醫院養傷的王淦昌先生（他被一個魯莽的騎車者撞倒骨折），他說他知道那年束先生曾寄論文給愛因斯坦，但不知道他寫了這樣一封信。當時我提出，這封信複印幾份分寄給關心此事的人，但不宜擴散，以免損害束先生的聲譽。王先生表示贊同。

現在，５２萬字的《束星北檔案》出版了，而且在知識界引起不小的震動，人們需要更全面投入地瞭解那個時代，瞭解束星北先生這樣一位受盡折磨的科學家的思想和為人，就很有必要讓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封信。 摘自《科學時報》2005年12月23日B3版

參閱：《我的父親束星北》 https://jiangangpl.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_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