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義和團運動蒙昧性的文化根源及其對"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作者：王毅  時間：2018-08-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王毅，1954年生，198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

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民間宗教、古典園林、古典版畫雕塑、“文化大革命”機理等等。近二十年來主要從事對中國專制社會晚期制度形態的研究，已經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內容包括對下列問題的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法權關係、法哲學、行政權力運行體制、制度結構的演變機理、國民政治訴求模式和社會行為模式、“權力經濟形態”及其法理基礎、賦稅體系的運行機制及其演變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說明：中國傳統政體與憲政政體的制度分野。

 

中國２０世紀的歷史，是以１８９９年爆發並在１９００年達到高潮的義和團運動而開端的。在臨近本世紀末尾的時候回顧近百年的歷史，可以看到其間的許多曲折都與這開始百年歷程的方式有著相當的關係。比如這場狂濤般席捲中國的運動不僅對中國當時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且其看待世界的方式、運動中國民大眾的行為方式和信仰方式等等基本的文化要素，又在六十年之後再度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在“文革”中爆發出來。因此，比較深入地說明義和團運動的文化性質、尤其是說明義和團運動對“文革”具有哪些具體的影響，就是我們回顧中國２０世紀歷史時不應回避的課題之一。

我們知道，“文革”除了具有“橫掃牛鬼蛇神”、“大樹特樹‘紅太陽’的絕對權威”等等對內的文化目的之外，還具有與此相互聯繫的另外一項重要的功能，即以“打到帝、修、反”、“批判資本主義”等等為旗幟而盡力阻絕和蕩除一切外來文化的影響。“文革”的這一內容不僅與其對內文化功能相互呼應、相互激化（例如幾乎任何與西方文化和社會的接觸，都必定要被扣上“崇洋媚外”、“海外關係”等等罪名，千百萬人們因此受到懷疑監視、政治迫害乃至被置於死地，扣在他們頭上的所謂“賣國主義”罪名，亦被視為“反動路線”最邪惡的內容之一），而且更對中國當時的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等社會生活的一切重要方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裡僅舉一個最細小的例子：西方的漢斯·米勒先生于１９３９年到達延安，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並加入了中國籍和中國共產黨。“文革”中的一天，他在北京的北海公園附近散步，“被一群青年盤問圍攻。他們竟然質問：‘中國人有你這樣的高鼻子？’最後將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1]“文革”中這種最尋常的例子恰恰說明：當時中國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敵意達到何等深入普遍的程度。在這樣的國民心理基礎上，人們對外來文化和現代社會的國際交往方式施以最極端的暴力就是必然的，例如“文革”對西方文化典籍、文藝作品的徹底禁絕與焚燒、紅衛兵的“火燒英國代辦處”[2]等著名的暴行。詳述這些具體內容應由一本專門的著作來完成，而本文的目的，只是希望通過義和團運動與“文革”的比較而說明：這種對外的“掃除一切害人蟲”與對內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何以具有如此密切和必然的聯繫，這種必然的聯繫又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機理之上的。

一、“文革”對義和團運動的神化

以及對其精神的繼承弘揚

“文革”對外文化觀念的最典型垯本，就是上距它僅６０年、並且同樣曾經象狂滔一樣席捲中國的義和團運動。“文革”對義和團運動精神的繼承，其著名的例子，即是１９６７年第五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通過批判電影《清宮秘史》和清政府對西方列強實行的賣國主義、歌頌義和團運動的“反帝鬥爭”，而引出對賣國主義在共產黨內的總代理人、“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公開批判。由此，使全國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批判、揪鬥、深挖等等浪潮急遽達到白熱化的瘋狂程度。因此，毛澤東曾極為讚賞地以戚本禹這篇文章的發表，作為標誌“文革”開始深入到一個新的關鍵階段的里程碑[3]。為了說明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應該先來讀一下“文革”這篇重要文獻中對義和團運動的竭力頌揚。在這篇文章中，戚本禹專門寫有《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一節，其中說：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對於義和團的革命群眾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大造封建主義的反的革命運動，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仇視？這是檢驗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義和團嚴厲禁止洋貨，蔑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把駐有外國使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街”，禦河橋改為“斷洋橋”。義和團在遊行時，經常同市民齊聲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使帝國主義分子聽了發抖。……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頭裹紅布，腰纏紅帶，鞋鑲紅邊，手持大刀長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遊行。……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義和團反帝的革命群眾運動卻抱著刻骨的階級仇恨，竭盡誹謗誣衊之能事。影片把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行動，描寫成一種野蠻的騷亂。並且儘量地醜化義和團，惡毒攻擊義和團是什麼“殺人放火”、“狀如瘋魔”的“烏合之眾”，是什麼專搞“邪術妖法”的“無知愚民”。……[4]

戚本禹此文對義和團的論述篇幅很長（這也說明義和團對“文革”的影響並非淺泛），我們無法更多地徵引，但是僅從上面簡短的引文中已經可以歸納出其中的主旨：１、義和團運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西方列強壓迫的反抗，而更主要的是一場以“造反有理”、“革命群眾運動”的方式而展開的“反帝鬥爭”；２、除了以武裝反抗西方列強之外，義和團運動最主要的形式還有：禁絕洋貨、對西方國家使館的圍攻、對西方人的詛咒（“切羊街”等等即是以西方人為羊、豬一類的畜生，並利用洋、羊等的諧音，將地名改為對他們具有詛咒性的名詞，詳後），潮水一樣的聚眾示威、“紅海洋”般的狂熱場面等等，所有這些群眾運動的方式都是最革命和最神聖的，而決不是野蠻和騷亂；３、凡是對義和團狂熱崇奉巫術文化的批評，都是出於對這場“革命群眾運動”的階級仇恨而對之的誹謗誣衊和醜化攻擊；４、對義和團運動的篤信擁護或是懷疑反對，是今天區分革命與反革命的基本界限。

一望可知，戚本禹對義和團運動的總結，完全是以當時如火如荼的“文革”為對應模式的。正因為兩者在文化目的、運動方式、歷史地位等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所以對義和團運動及其文化精神的讚頌，也就是弘揚“文革”精神所必須的；反過來說，正因為“文革”的許多因素早在六十年前的這場“群眾造反運動”中就已具備，所以後來對義和團精神的光大，當然會極大地推動“文革”的深化。戚本禹通過對義和團運動的肯定和神化而推動“文革”升溫的做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在報刊上就出現了題為《義和團與紅衛兵》、《“紅燈照”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5]、《從“切洋街”到“反帝路”》[6]等等直接把義和團運動作為紅衛兵運動先導而加以大力歌頌的文章。

僅從上面簡略的引述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義和團運動在“文革”理論體系中的神聖意義、以及“文革”對一切批評義和團者的討伐何等嚴酷。不過，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中，“文革”對義和團運動的神聖化和“古為今用”並不是無源之水，相反，它不過是長期以來一種趨向的登峰造極而已。為了比較全面地瞭解義和團運動給“文革”以重要影響的歷史成因，我們再來看一下“五·四”思想家對義和團運動的嚴厲批評、以及本世紀２０年代以來對義和團運動評價的逆轉。

二、“五·四”以來對義和團運動評價

的逆轉及其文化導向

由於１９４９年以後，中國大陸輿論界一直出於歌頌“農民戰爭”、“群眾運動”的目的而大力普及對義和團運動的頌揚，所以中國絕大多數國民完全不知道，“五·四”思想家曾經普遍對義和團運動給以極為嚴厲的批評、並對其文化淵源作出過比較深入的分析，否則的話，後人一方面宣揚自己如何繼承了“五·四”精神，而另一方面卻又以義和團繼承者自居的時候，就會立刻感到自相矛盾的尷尬。

早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中，後來被慈禧、載漪等人以“勾通洋人”（“文革”時通行的說法是“裡通外國”）的罪名殺戮的“五大臣”之一袁昶就曾說：“圍攻使館，此系野蠻辦法。”[7]義和團運動失敗後，社會輿論更對之普遍採取了強烈批評的態度，此類文獻在義和團史料中隨處可見。雖然偶有出於鼓勵中國人反抗列強的目的而褒揚義和團運動的說法[8]，但更多的人針對這種以為義和團弘揚了“民氣”之說而指出：“……必人心固結，朝野上下，舉國一致，人人愛國，人人恥為亡國奴，發憤圖強，有進無退，然後可以杜彼族之覬覦，伐強敵之狡謀。外人所畏之民氣蓋如此。若但以邪教暴亂行為為民氣，則誤矣，誤矣！仇洋教、燒教堂、戕教民，適足開釁召侮，貽禍國家而已，非民氣也。”[9]

類似看法在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世界現代文明的人們那裡，則表述得更為清楚。例如胡適在美留學期間，就曾投書報刊和發表演說，批評“但論國界，不論是非”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10]。他還以“‘是’與‘非’”為題，討論了民族情結與是非界限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指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對列強反抗的正義性、以及後來義和團運動不可原諒的非理性：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伏隱，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之國之道也。”其作《春秋》，多為魯諱，則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諒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則另是一問題。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干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11]

又比如遊學德國的蔡元培在１９１６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12]

對義和團運動更進一步的批評，是在“五·四”前後開始的，所以“五·四”思想家在宣傳學習西方科學和民主的迫切性時，幾乎都是以義和團運動的蒙昧主義和狂熱排外作為最典型的反面例證。例如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中斬釘截鐵地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13]他在《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蒙昧主意和專制主義的結果：

思想本身沒有絲毫危險的性質，只有愚暗與虛偽，是頂危險的東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為。……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不曉得他們也是和我們同在一個世界上一樣生存而且比我們進化的人類同胞，卻說他們是“鬼子”，是“夷狄”，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來一場義和拳的大禍。

再如劉半農（“五·四”時期《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９日以《新青年》記者的名義回答某人指責《新青年》“猶以青年之淪于夷狄為未足，必欲使之違禽獸不遠”時，指出這種說法是要回復到“為了學習打拳，竟有那種荒謬學堂，設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學生拜跪，……照此看來，恐怕再過幾年，定有聘請拳匪中‘大師兄’、‘二師兄’做體育教師的學堂。”[14]“五·四”思想家類似對義和團的批評中較為人知例子，比如魯迅多次提到“拳匪”與科學、社會進步之間的根本對立[15]。

而同時期《新青年》一派中對義和團運動的批評最為系統的，當屬陳獨秀。在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德國強迫清政府立牌坊以為紀念，北京人遂習稱此坊為“克林德碑”。１９１８年，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這個國恥標誌因此得以被拆毀，北京居民亦放假三天以事慶祝。在這“萬種歡愉聲”中，陳獨秀深感“健忘的國民”沒有認識到義和團運動與現代世界文明進程的相悖、以及義和團精神的的依然延綿不絕，於是在該年１１月１５日撰寫了題為《克林德碑》的著名長文，並發表在《新青年》５卷５號上。在此文中，他詳述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方面的文化原因，例如繼承了原始文化精神的道教在中國的流行：

這是我中華國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華自古迄今之普遍國民思想，較之後起的儒家孔子“忠孝節”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陰陽，五行，吉凶，災祥，生克，畫符，念咒，……捉鬼，拿妖，降神，……種種迷信邪說，普遍社會，都是歷代陰陽家方士道士造成的。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所以彼等開口便稱奉了玉皇大帝敕命來滅洋人也。[16]

陳獨秀指出義和團運動興起另一直接的原因，是清政府中的守舊派要與義和團攜手而徹底剿滅主張變法維新的新黨：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視新學妄自尊大之守舊黨。庚子事變，雖是西太后和載漪因為廢立的事仇視各國公使，然還是少數，當時政府中人，因為新舊之爭，主張縱匪仇洋者，實居十之八九，……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為何物，守著歷代相傳保存國粹妄自尊大的舊思想，……他們眼裡，以為各國夷人不懂中國聖賢的綱常禮教，都是禽獸；至於附和而且主張效法那禽獸的中國人，不更可殺嗎？所以他們戊戌年將一班附和禽獸的新黨殺盡趕盡，還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的義和拳出來，要殺盡禽獸，他這班理學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為根本解決了。[17]

陳獨秀還用許多篇幅列舉事例，說明直到眼前，義和團的思想不僅沒有絕跡，反而依然盛行，甚至為知識界所鼓吹。例如著名的天津南開學校的一位系主任宣揚“曾國藩是蟒蛇精轉胎”（王毅注：這立刻讓我們聯想到四、五十年後的“反胡風”、“反右”、“文革”中，成千上萬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依然遵此習慣，把“胡風分子”、“右派”、“地富反壞”、“走資派”視為“毒蛇”和“牛鬼蛇神”）。最後，陳獨秀鄭重地提醒世人：

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18]

可見，陳獨秀是把國民能否認識義和團的文化淵源及其與現代文明發展方向的根本衝突，作為最直接關係中國命運的重大問題而提出討論的。可悲的是，他上面的話非但不是危言聳聽，而且當“文革”對義和團精神的繼承和弘揚使之不幸而言中時，這新“國恥”的慘虐程度，是陳獨秀這位預言者當年都萬萬料想不到的。

中國思想界對義和團運動態度的逆轉發生在１９２４年，其主要標誌在於：昔日《新青年》一派的代表人物們或者完全改變、或者依然堅持“五·四”時期他們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由此使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公開。此年９月３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第８１期上刊出了他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僅持著與自己六年前《克林德碑》一文完全相反的觀點而大力讚揚義和團運動，而且用激烈的語言堅決反對思想界對義和團蒙昧主義的批評：

義和團，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對他懷著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一個錯誤觀念：憎惡義和團是野蠻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看不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他們指責義和團號召扶清滅洋及依託神權是頑固迷信，他們忘了今日中國仍舊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權這三樣東方的精神文化支配著！義和團誠然不免頑固迷信而且野蠻，然而全世界（中國當然也在其內）都還在頑固野蠻的狀態中，何能獨責義和團，更何能獨責含有民族反抗運動意義的義和團！……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固與迷信，義和團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19]

“五·四”營壘分化以後，陳獨秀在當時政治鬥爭和他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形勢下，完全改變他在“五·四”時期對義和團的態度，這並不奇怪，真正應該注意的是他此文中特有的邏輯：第一，他說長期以來人們所以對義和團持批評的態度，是因為批評者只看見義和團排外而看不見列強對中國的壓迫，而這種指責顯然不符合基本的事實，例如本文上述包括陳獨秀自己在內的嚴厲批評義和團運動的“五·四”思想家們，就都同時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20]。而陳獨秀犧牲這一基本事實的結果，就是造成一種絕對的邏輯：反對義和團就是無視帝國主義的罪惡（在“文革”中，這一邏輯順理成章地進一步變為：反對義和團式的盲目狂熱排外，就是賣國主義）；反過來說，因為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即使是“野蠻排外”、“頑固迷信”的義和團也仍然是正義之師、仍然永遠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反抗列強壓迫的“序幕”（在“文革”中，這一邏輯也順理成章地進一步變為：因為依然有國際壓迫，所以義和團式的“大造帝、修、反及其在國內代理人的反”，就是唯一神聖的行為方式）。第二，儘管陳獨秀在此文中依然毫不含糊地承認義和團運動的“迷信”、“野蠻”、“恐怖”，但是他認為：只要是為了反對萬惡的敵人，這一切就都是無可指責的。這種典型的宗教工具主義，立即讓我們聯想到中國傳統政治操作系統中的“神道設教”，聯想到“文革”中毛澤東、林彪等人“為了打鬼，借助鍾馗”的方針、和在此基礎上必然的對迷信狂潮的首肯和鼓蕩。１９２４年１２月，陳獨秀再次撰文褒揚義和團運動：

“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義和團之蔑視（不平等）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之走狗，都無可非難；義和團之信託神力，義和團之排斥一切科學與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點，然這些本來是一般落後的農業社會之缺點，我們不能拿這些特別非難義和團。[21]

不難看出：陳獨秀為了突出目前讚揚義和團的立場，不僅已經完全無視自己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的分析，甚至犧牲了起碼的邏輯——例如他在此文的前面說義和團是小資產階級之國民運動，而在後面卻又將其歸為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另外，與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態度的改變大致一致的，是李大釗在１９２５年“五·卅事件”之後發表的《大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雖然依舊批評義和團“對於事情，不能觀察，起一種仇洋的觀念，……所奉為唯一武器之孫悟空、關羽等神”，但敘述的重點已經放在“義和團本以民族革命運動，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北方後，……中國人憤恨之結果，造成一呼即應之義和團。”[22]

與上述一百八十度轉向相反的，是周作人、胡適等人仍然堅持《新青年》一派在“五·四”時期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並且用陳獨秀過去在《克林德碑》中的立場提醒和批評已經轉變了態度的陳獨秀等人。１９２４年以後，昔日《新青年》一派代表人物中對義和團運動評論最多的，當屬周作人。這除了與“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親友關注義和團不約而同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周作人在學術上對中外宗教史、民眾信仰、民間風俗等等方面具有相當深厚的造詣，因此他始終極為重視義和團這一民眾宗教運動的文化意義及其對中國命運的影響，例如他在１９２４年４月寫到：

林（琴南）在這寥寥十五頁裡記了好些義和拳的軼事，頗能寫出他們的愚蠢與兇殘來。……林先生的思想雖舊，在這一點上卻很明白，他知道拳匪的兩樣壞處，所以他寫的雖然簡略，卻能抉出這次國民運動的真相來了。

以上是兩個月前所寫，到了現在，又找了出來，想續寫下去，時勢卻已大變，再要批評拳匪似乎不免有點不穩便，因為他們的義民的稱號不久將由國民給他恢復了。本來在現今的世界排外不能算是什麼惡德，……所以排外也自有正當的方法，……至如拳匪那樣，想借符咒的力量滅盡洋人，一方面對於本國人大加殘殺，終是匪的行為，夠不上排外的資格。記心不好的中國人忘了他們殘民以逞的事情，只同情於“扶清滅洋”的旗號，於是把他們的名譽逐漸提高，不久恐要在太平天國之上。……對於異己者加以許多“洋奴洋狗”的稱號，痛加罵詈，即是搜殺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結果是於“夷人”並無重大的損害，只落得一場騷亂，使這奄奄一息的中國的元氣更加損傷。……愚蠢與兇殘之一時的橫行乃是最酷烈的果報，其貽害於後世者比敵國的任何懲創尤為重大。我之反對拳匪以此，贊成六年前陳獨秀先生的反對拆毀克林德碑與林琴南先生的《碧血錄》裡的意見者亦以此，現在陳林二先生的態度，不知有無變化，我則還是如此。[23]

比周作人對陳獨秀的改變立場這委婉批評更為直接的，是胡適與陳獨秀之間私下和公開的爭論。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即陳獨秀發表《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九天之後，胡適在《晨報副鐫》上發表了題為《〈努力〉的問題》的文章，其中說：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駡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24]

胡、陳之間的爭論在１９２５年由於當時形勢而更為激烈。此年１１月，中、英、日、美等國舉行會談，討論中國的關稅自主問題。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和群眾情緒高漲，連日集會示威。１１月２９日，有人在北京的集會上指責《晨報》不支持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之激進政策，所以是“輿論之賊”。於是以學生為首的示威者將《晨報》館燒毀。而針對陳獨秀認為北京群眾圍攻和放火燒毀《晨報》報館的行為是理所應當，胡適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了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共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王毅注：指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蔣夢麟、陶孟和等人共同發起的《爭自由宣言》，該《宣言》共六條，內容是要求北洋政府廢止專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論、集會結社、書信秘密等的自由）？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隨後，胡適回憶了“五·四運動”那一年（１９１９），陳獨秀被警察廳拘捕後，聯名營救他出獄的人當中，還有兩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陳獨秀、胡適等人在五·四時代是主張白話，反對古文的“文學革命”領袖）。接著，胡適在懷舊的同時說了一段非常動情的話：

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25]

當後來我們大家都經歷了、參與了“文化大革命”中，“自命爭自由的民眾”在“政黨的負責領袖”的鼓勵下，使“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使社會變得“更殘忍更慘酷”之後，再來重讀當年這兩位老朋友披肝瀝膽的爭論，真是令人浩歎不已。

特別有必要提及的是：陳獨秀在他晚年（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宣傳抗日、反對投降的文章中，再一次改變了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他不僅基本回到了自己在“五·四”時期《克林德碑》一文中的立場[26]，而且這樣設計著中國在現代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實現的道路：

（中國）努力於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業之進展，以增高在（國際）集團圈內之地位，……不應幻想關起門來，在一個國家以一個民族的力量，能夠排除帝國主義的勢力，……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應該拒絕它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中國文化誠然有它的優點，惟如果渲染過當，便會……俯視一切，形成偏畸的發展，……繼續義和拳符咒能夠抵擋槍炮的思想，企圖用標語、口號、歌詠來抵擋飛機、大炮、坦克車，這便是中國文化畸形發展之末路。[27]

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刻，中國的光明出路依然在於克服義和團精神，宣傳這一觀點的文章陳獨秀在同期還寫過許多，只是此時，他這些經過煉獄之後才得出的結論已經不足以引起人們普遍的注意了。

總之，當《新青年》分化之際，拋棄或者依然堅持“五·四”時期對義和團及其行為方式的評價，是此時陳獨秀等人與固守自由派立場的胡適等人的重要衝突點之一。造成此衝突異常尖銳的原因，除了信仰上的不同以外，更與當時國內國際、民族黨派間矛盾的複雜激烈直接相關。以後，隨著國際形勢的惡化和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自由派思想家被夾在矛盾的中間而很難有穩定的空間和持久的影響力。因此，從二十年代起對義和團運動漸漸給予越來越高的評價，並且在１９４９年以後直到“文革”，把這種評價推至極端並普及到億萬人思想裡，就是必然的。比如範文瀾１９４５年在延安撰寫、１９５４年修訂再版的《中國近代史》中的定義：“義和團是以落後的宗教迷信為形式，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內容的群眾運動。”[28]影響更為巨大的例子，比如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以中國歷代“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為人民公社的垯本時，就非常明確地旌揚了“清末義和拳運動”[29]，並把自己的這份長篇批語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作為全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指導綱領。而在權威史學家的權威性論述中，非但連二十年代陳獨秀、李大釗尚且保留的對義和團蒙昧主義有限的批評都看不到了，而且這種蒙昧性甚至合理而光榮地成了“革命的武器”，例如史學界領導人物翦伯贊（他在５０年代以後，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秘書長等職務）的曲意論述：

許多資料記載著義和團的諸神。……義和團之所以把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安置在自己的祭壇上當作神靈來崇拜，當然是宗教迷信；但必須指出，在這種宗教迷信的背後，卻隱藏著現實的革命狂熱。因為他們之所以喚起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為神來崇拜是希望把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來擊敗他們窮凶極惡的敵人，使他們在戰鬥中造成奇跡。……他們在神的面前莊嚴地虔誠地宣誓，表示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和勝利的確信，……表示他們和洋人戰鬥到底的決心。……

義和團在反對外國侵略者洋人的鬥爭中表現為一種偏狹的排外和仇視教會，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些人也正是直接壓迫他們的一些披著羊皮的豺狼，因而他們把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集中地表現在反對教會的鬥爭中，是合乎邏輯的。……[30]

極具悲劇意義的是：翦伯贊這位為了迎合聖意而如此不遺餘力地帶頭歌頌義和團之“宗教迷信背後隱藏著現實的革命狂熱”的史學家，後來也與無數受難者一樣，恰恰是在“文革”這場與義和團運動極為相似的“革命狂熱”剿滅下含冤自殺的。

三、義和團運動對原始氏族自我中心主義與

文化壁壘機制的放大和強化，以及這種

原始文化精神在“文革”時的復興

我們知道，義和團運動與抗日戰爭是中國在２０世紀經歷的兩次反抗侵略的戰爭，兩者之間雖然僅隔３０多年，但是它們的方式、結局、戰時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等等文化特質都有著天壤之別。那麼，為什麼本世紀初中國人的反侵略採取了義和團運動的方式？這種方式的文化特質又是什麼？顯然，我們對義和團運動何以會對“文革”產生巨大影響的說明，只能從解答這兩個問題開始。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壓迫的反抗是天經地義的，正如西方政治學家所說：“一切民族都是應該擁有一種不受侵犯的權利”，而自衛“是戰爭的唯一正當理由。”[31]但是義和團運動對侵略所採取的反抗方式，卻與後來的抗日戰爭完全不同。從本文關注的角度來說，義和團運動最主要的文化特質有二：一是在對近代以來世界巨大變化一無所知的前提下，站在發源於氏族時代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與文化壁壘機制的立場上，看待當時的中外關係和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侵入；二是由前述文化觀念、世界觀念所決定，義和團運動所採取的行為方式必然具有強烈的原始宗教性質，並由此伴生諸如執迷的宗教崇拜、狂熱的社會文化環境、對異端者的極端仇視、對巫術等非理性方法的普遍虔信等等宗教文化現象。而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義和團運動的命運以及它給中國帶來的命運不僅在當時是最具悲劇性的，而且當它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埋下的遺緒得以在“文革”的環境中重新急遽膨脹時，它再次導致的，也仍然只能是巨大的民族慘劇。在本節和下節中，我們將對義和團運動的上述兩大特質加以敘述。

１８４０年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近代以來西方社會進入工業資本化時代的結果。因此，對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和世界格局的正確認識，也就是中國反侵略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前提。按理說，希望馬上就要進入２０世紀的中國國民初步具備這樣的認識並非苛求，因為至義和團運動爆發的１８９９年，上距鴉片戰爭、以及林則徐主持翻譯《四洲志》（譯自１９世紀３０年代後期在美國出版的英國學者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已經過去六十年，距魏源刊刻他的百卷巨著《海國圖志》（內容為介紹世界地理及世界各國政治、軍事、文化情況）也已五十多年；但實際上這時義和團運動的參加者們對西方的認識是什麼樣的呢？簡而言之，這種認識非但絲毫不具備現代觀念的性質，相反，他們反倒是從非常原始的文化觀念出發，將西方文化和一切西方人統統視為由野獸蛇蠍幻化而成的魔鬼，並認為這些萬惡的牛鬼蛇神是用種種妖術邪法破壞了大清國固有的安寧和神聖的宇宙秩序。顯然，這種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甚至比康熙開放海禁以後，那種把歐洲人視為不奉天朝正朔、奸宄莫測的“紅毛番”[32]的觀念都大大倒退了。

可是此時在國民中極廣泛地流行的，正是這種極為落後的觀念，它甚至成為了狂熱地催動義和團運動“反洋、殺洋”的理念基礎。例如早在咸豐年間就開始在各地流行的“反洋教揭帖”對英國的描述：

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處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種半人而畜，山書所謂“倮蟲”，漢譯所謂“鯷人”者也。……為虺弗摧，為蛇奈何（王毅注：“山書”即《山海經》；“虺”即毒蛇）！[33]

類似的判定我們隨後還將舉出許多，現在需要首先提出的問題是：這種把一切西方人和西方文化視為毒蛇怪畜和牛鬼蛇神的文化觀念是從何而來的？義和團運動又何以必然要以這種文化觀念作為自己的思維基礎？

人類學告訴我們，人類後世文化中的許多因素都與原始文化有著直接的聯繫，與此相類似，我們現在討論的這種文化觀不僅也是從原始文化中發源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後來的“掃除全世界一切害人蟲”在“文革”中承擔著極為重要的文化功能一樣，以異族敵族為牛鬼蛇神的對外文化觀念，也是原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眾所周知，在原始時代，氏族內部通過對本族圖騰的崇拜而結成一體、與氏族之間通過對異圖騰的排斥和敵視而建立對異族的文化壁壘，是當時文化中相互支撐的兩項最主要內容。從內部文化結構來說，本族成員在同一圖騰庇護下的一體化，與由此而形成自足、自治的社會形態，構成了氏族文化的核心，所以摩爾根把“親屬的團結”作為氏族三大特徵之首[34]，他又說：氏族觀念“相信有一位共同的始祖，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氏族成員卻把它視為神聖的而深信不疑；並且以此作為他們之間相互結合的一條重要的紐帶”[35]；因而“每一個氏族、每一個胞族、每一個部落，都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自治團體。”[36]由於全氏族的親和是他們共同始祖和圖騰之神性的具體體現，所以這個文化體系所註定的就是：“人的個體性被氏族性所掩蓋了。”[37]

與上述對內機制相輔相成的，是氏族文化的對外機制，其特質在於：隨時強調本氏族圖騰的獨特、神秘和至高無上，並由此建立起對一切異氏族和異圖騰的本能抗禦機制，否則就無“氏族”可言了。這就是古人反復強調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38]；“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39]如果做進一步的詳細分析，則可以清楚地看到，氏族社會的上述文化機制更具體地表現為下列一些重要的原則，並且長期在以後的社會形態中，或顯或隱地頑強保留和發揮著其原始的功能：

第一，認為天地之間唯有本氏族的圖騰和庇護神才是最為偉大、創造萬物和無比神聖的，而對於異族和異神則竭力仇視。

在原始文化中，圖騰、祖先神、大救星等等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秘而崇高的力量，其基本功能在於對子民的賜生、對宇宙萬物和宇宙秩序的創造。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神化只被賦予本氏族的圖騰及其創造的一切。例如印第安人關於“宇宙起源”的神話中說：“起初，這裡有許多印第安人，因為上帝首先創造了他們。然後，上帝創造了一個法國人和一個牧師。很久以後，上帝創造了波士頓人和喬治王人。又過了一段時間，上帝創造了黑人和一個長尾巴的中國人（譯注：指後來移居美國的留長辮子的中國人）。他是個無足輕重的人，……這些人都是新人，只有印第安人才算是古代人。”[40]再如卡猶斯族印第安人認為：原來“世界上所有的火種”都藏在他們部族附近的一座神山裡，只是因為自己部族的創世英雄偷出了火種，世界上才有了光明和溫暖[41]。一些印第安人甚至認為鳥羽等本族信奉的靈物是“世界上頂偉大的東西”[42]。

在中國古代，這唯有對本氏族圖騰和神明才加以竭力神化和無限崇拜的原則亦有許多典型的例子，最有名的比如：商代人原本認為只有自己是天帝的子孫；而及至商、周戰爭之際，周人為了壓倒這個神話，就遵循這一傳統模式而強調只有自己的祖先神才是天帝的嫡親子孫，而且天帝為了將這一消息告訴世人，特意命令傳達其神意的鳳凰把家從商朝祖先神的神社，搬到了周人祖先神的神社之上[43]。所以按照這種神聖的宗教原則，宇宙之間雖有天地之大和千國萬族之眾，但其中卻只有本氏族的祖先神的神王才是神聖天意的體現者，才有資格成為天地與人世間的聯繫者[44]；只有本氏族的神王，才能代表神聖的天意、並作為舉世萬邦的“大救星”而去佈置世間萬物的法度秩序[45]。人類學家曾詳細說明原始文化的這一原則：

原始民族對於“我群”（we-group）與“他群”（others-group）的分別很明，……我群內的相互關係是和平、秩序、法律、政治等；對於他群……常是戰爭與劫掠。在群內的感情是忠誠、犧牲，對群外則為仇恨與欺侮；對內為友愛，對外則好戰。……這種感情並為宗教所贊成，我群的祖先的鬼也和他群祖先的鬼為仇敵而喜歡子孫們仇外，且加以冥佑。這兩種標準不相反對，因為對外的仇恨更能促成對內的和平，對內的友愛更能增對外的橫暴。

由於上述心理遂發生“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這便是……只愛我群而排斥他群。……抬高我群的神靈，對於他群則加以輕蔑。……各民族常有稱己族為“人”，其意以為只有己族方是人，各族的神話常自述其為真正或唯一的人種。自述己族為神的後裔。[46]

可見在原始時代，“仇外”不僅是美德，而且更是氏族及其圖騰的基本文化功能。

第二，圖騰的神性是與氏族的生存空間相契合的，因此這種神性從本源上就必然伴生著文化空間上的對外壁壘機制。

摩爾根說：“氏族成了宗教發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儀式的發祥地。”[47]這就是說，只有在本氏族的空間範圍之內，圖騰才能得到神性的源泉；反之，對圖騰的“無限崇拜”，也同時就是對本氏族空間界限的強化。即如卡西爾所說：

這種神聖觀念到處都與總的空間觀和獨特空間界線聯繫在一起。某種神話-宗教情感與空間“界限”的事實聯繫著。人們對界限的崇拜和對它神聖性的敬畏幾乎在所有地方都以近似的手法表現出來。……每項有神話意義的內容……都形成自身的存在圈，一個被固定界線同其周圍事物分割開的禁閉區域，而只有在這個分割中，它才獲得一種獨特的宗教形式。[48]

由此可見，文化上的封閉是神聖圖騰的天然和根本屬性。更有學者指出：“人與地理環境的早期關係似乎有一種神秘和迷信質，土地、樹木、植物、動物、河流、湖泊都被看作是可以與之保持人際關係的超自然力量。通過祭祀可以得到這種關係，違背禁忌就失去它們。從某種程度上講，領土也被人格化、主體化了而不是被看作一種外在的東西、一種客體。”[49]　在以往的社會中，圖騰的這種“禁閉區域”性總是直接體現在許多具體的宗教制度中。例如古代的祭祀神明、占卜神意的宗教儀式不能在本國以外的地方舉行[50]；國家禮制中也規定：“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51]；而且，連祭祀神明的祭器也不能被帶出境外[52]。由此可知，除了征服異族並徹底摧毀其神明之外，圖騰的神性不能在本氏族以外的空間中生存。

“禁閉區域”的另一重要原則是：要絕對禁止外族人對本氏族圖騰可能的觸犯。所以中國和世界上許許多多氏族部落都有一項共同的禁忌：祭祀圖騰的儀式決不允許異族人參加，在舉行祭祀的時期，村寨要用設置路障標誌等等辦法嚴格禁止外族人入村[53]。某些氏族更是“在充滿嫉妒氣氛的彼此隔絕的狀態中舉行儀式”，外人“如看到儀式的舉行將被處死。”[54]

第三，由於圖騰的神性是通過億萬種隨處皆在渠道滲透到氏族內受其庇護的萬事萬物之中，所以每一氏族都不僅如摩爾根所說“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自治團體”，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氏族內的文化完備性及其具體的組織形態，都直接體現著本圖騰至上的神性。著名人類學家杜爾凱姆在研究了圖騰制度之後精闢地指出：“氏族神，即圖騰崇拜的基礎，並非其他什麼，正是氏族本身”[55]。列維－布留爾則更詳細地論述了圖騰的神性是怎樣無所不在地滲透到本氏族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細微事物之中，從而使所有這一切都因其自身所體現的共同神性而結為一體的：

每個（氏族）社會集體都感到自己與它們佔據的或者將要遷去的那個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聯繫著；……土地和社會集體之間存在著互滲關係，等於是一種神秘的所有權，……在這個確定的地域中，具有自己特殊的地貌和地形，自己特有的山岩、樹木、泉水、沙丘等等的每個地方，又是與居留在那裡的或者向人們顯現處的各種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存在物神秘地聯繫著，與在那裡等待著轉生的個人的魂神秘地聯繫著。[56]

所以，任何氏族外人員的到來和外來文化因素的輸入，都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入侵；而且更可能因為其必然觸犯這個神聖的、高度一體化的“神秘的所有權”而導致宗教意義上的巨大威脅和災難：

在這個空間、因果關係、時間全都與我們大不相同的閉塞的世界中，社會的成員們感到自己是與其他一個或一群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存在物聯繫著的。……這土地在神秘意義上“屬￿”這個集體。神秘的關係把這個集體的活的與死的成員、與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允許該集體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無疑不能容忍其它集體來到這塊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神秘力量聯繫起來。……人類所居住的土地也是這個集體本身：它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居住，而其他任何集體假如想要佔據這塊土地並在它們上面定居下來，它就會遭到最嚴重的危險。[57]

與這種神聖的對外文化壁壘相一致的，是任何外來文化對本氏族固有文化的改變，都是對上述神秘的一體化和所有權的極大侵害，都是對本氏族圖騰禁忌性的最嚴重的觸犯：

（物品）形狀中改變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細部，這些（神聖）屬性就不為人所控制了。看起來最微不足道的革新也會招來威脅，它能解放敵對的力量，招來革新者本人和那些與他有關的人的毀滅。[58]

對於原始人來說，甚至連一條小路也不允許有絲毫的改變，原因是：

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厭惡違反習慣的改變。……他們害怕由於廢棄舊路和改用新路而引起不測可能是悲慘的後果，象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一樣，小路也有自己的神秘屬性。[59]

因而在這種原始觀念看來，任何最細微不過的外來文化因素的傳入，都必然因觸犯圖騰無所不在的神聖性而導致的全族的巨大災難、甚至使宇宙固有的神聖秩序遭致混亂和傾覆：

天主教傳教士們（在剛果）登陸以後，那裡缺雨，莊稼開始受旱。居民們硬要把旱災歸咎于傳教士，特別是他們的長袍，……發亮的膠皮雨衣、奇怪的帽子、安樂椅、什麼沒見過的工具，都能引起土人們憂慮重重的猜疑。……長袍、三煙囪的輪船、雨衣、升著旗幟的桅杆等等的神秘能力，總之，任何不平常的東西，難道不能引起什麼後果嗎？[60]

而我國的納西族東巴教的《祭天歌》中也明確地說：“承接不了先祖的古規，就不能與天界保持聯繫。”[61]由中外這些例子可見，在原始文化體系中，人們對任何外來文化因素的排斥與拒絕，都決不僅僅是一種局部的、權宜的或者個人功利的選擇，而是維繫整個神秘屬性、宇宙模式和文化形態之延續生存的根本要求；是使神聖的圖騰及其文化秩序，免于永遠淪入悲慘世界末日（用“文革”流行的話說，是“千百萬人頭落地”、“紅色的江山改變顏色”）的根本保證。

第四，與本氏族相異的圖騰和相異的文化，往往就是引發巨大災禍和製造陰謀毒害的牛鬼蛇神和害人蟲。

原始人把本氏族的圖騰視為創造一切幸福的“大救星”，同時又認為世界的構成和運行是善神與惡魔二元對立的結果，而這種觀念與上述氏族自我中心主義及對外壁壘機制相結合的結果，就必然是以異族、異教為毒魔惡鬼。世界眾多部族的原始先民都曾普遍信奉這一重要準則，因此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能看到它的許多遺跡。例如“澳大利亞庫爾奈部落把本部落的亡靈視為善靈，敵對部落的亡靈則是惡鬼，西伯利亞埃文克人認為本氏族的保護靈侵入敵對氏族領域，便會引起敵對氏族瘟疫流行。”[62]又如“當美拉尼亞人頭一次看見白種人，他們把白種人當成鬼”[63]。西方文化中更典型的例子，則是中世紀基督教曾把一切異端視為是萬惡之源的魔鬼，將原來的民間神祇視為撒旦等牛鬼蛇神。例如“聖·奧古斯丁認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這些惡魔引起的’，……在神甫們的著作中，‘惡魔’就是指異教神，神甫們認為基督教的發展觸怒了他們。”[64]而這些被世人極端仇視的魔鬼，原本只是異族所崇奉的神祇。

同其世界他民族一樣，我國原始文化亦視異族為鬼，例如：

薩滿教中的祖先崇拜，有某種排它性，即只承認一部一族一姓的父系祖先鬼魂是其神靈或稱氏族的保護靈，而對外族外部外姓的祖先亡魂不予崇拜，更認為沒有庇護子孫的作用，甚至視為鬼惑而予以驅災避邪。[65]

其他許多民族亦皆以異族為邪鬼，甚至認為己族與他族之間的衝突就是這些邪惡的鬼靈挑起的[66]。

以異族為邪惡鬼怪的原始宗教觀念又是與前述文化和地理上的“禁閉區域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上古時人們認為：自己文化圈以外的四面八方，必定都是一片無際的黑暗和萬劫不復的水深火熱，甚至遍佈無數兇惡噬人的毒蛇猛獸和讓人毛骨悚然的害人蟲。兩千年前的文學名篇《楚辭·招魂》對這種文化觀念有極其詳盡生動的描寫，除了文字略有些古奧之外，這篇文獻中所描述的可怖景像——自己家園之外一切一切地方，都遍佈極為猙獰可怖的豺狼魔鬼和害人蟲[67]——其實也是一切經過“文革”（那時沒日沒夜地宣傳“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無比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最熟知不過的。

在文化發展史中，上述原始觀念並沒有因為中國文明的開化而早早隱退，相反，它長久地影響著後世人們對異族、異域文化的認識，並且與華夏文化的中心主義、以及“天朝”觀念結合在一起，成為國民傳統世界觀念的主幹。例如人們本能地把本民族文化圈以外的地方稱為鬼域，《詩經》就說：“覃及鬼方。”漢代人毛萇解釋說：“鬼方，遠方也。”[68]更具體的說法，比如人們把華夏地區視為文明的神聖本源，而把其外的地方視為“怪物”的淵藪：

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69]

而這類遙遠的鬼域，也正是各種各樣專門向“中土”散佈災難（按照後來“文革”的說法是：欲使人民失去聖明的庇護而“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牛鬼蛇神之大本營。例如《呂氏春秋》中記載的傳說：雁門之北的人們不知道尊立君主，所以他們也就全都生活得象“麋鹿禽獸”一樣，甚至不停地相互殘殺，而那裡也正是有名的惡神“饕餮、窮奇之地”[70]。漢代民間流行的觀念更直接了當：

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兇惡之類也！[71]

這些外來的滲透和侵害既然如此可怕兇惡，所以對於有幸生活在聖人恩庇之下的“中土”居民來說，驅逐這些外來的魔鬼當然就是他們生存的保障。例如堯就曾把饕餮、窮奇等四大凶神“遷於四裔”[72]；再如拓跋氏說自己民族居身北方的原因是由於堯帝曾命令其祖先把旱魔驅逐到極北之地[73]；又如歷代相襲的驅鬼大儺儀式，也是為了將兇惡的瘟神趕出本族文化的“禁閉區域”[74]。隋文帝亦曾詔令將“畜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於四裔。”[75]直到今天，某些民族的祭祀儀式，也是為了把一些惡鬼的“鬼魂遠遣於野外偏僻處”、“將鬼魂遠遣於深海中”[76]。

與上述觀念相呼應，人們還認為“中土”以外的民族在本性上就具有野獸一樣兇惡卑賤的稟賦，例如漢字中許多異族的名字都要加上犬旁、蟲旁[77]；再如管仲的名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78]；唐代名相房玄齡也說：“彼高麗者，邊夷賤類……古來以魚鱉畜之……獸窮則摶。”[79]又如明太祖朱元璋的詔令：“西番人性多不懷德”[80]。在這樣久遠而普遍的對外文化觀念支配下，人們就往往年復一年地把各種外來文化的傳入中國，視為妖祟百出的萬惡之源。其典型例子，比如中古時代的許多儒臣，就都曾經以神聖的華夏文化為本位而對外來的佛教施以旨在揭露其牛鬼蛇神本性的“大批判”：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佛非天非地，……其道幽隱，名之曰鬼。[81]

……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82]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演其妖書，述其邪法，……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而為厭魅，迷惑百姓者乎！[83]

這類批判最突出的和不約而同的特徵有二：一是認為外來文化的傳入不僅直接導致了一切社會規範的破壞和無窮無盡的災難，而且更主要的是破壞了神聖的宇宙秩序（“以亂天常”），並引起了神意的震怒（“天罰”）；二是將佛教這種外來文化直接了當地判定為邪惡的厭魅之術和鬼教妖法。顯而易見，這種對外文化觀念的得以形成，完全是因為它繼承了我們前述原始圖騰制度中的原則；而具有那樣古老神性的文化壁壘機制在幾千年後不僅完整地流傳了下來，並且成了無數國民和許許多多政治家、思想家的“集體無意識”，這當然會對以後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和文化觀念產生重大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華夏民族的對外關係，一般總是由與異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與之的衝突對抗這樣兩個方面構成的。在前一方面占主導的時期，從氏族時代繼承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與壁壘機制就要大為弱化、甚至幾乎完全隱沒；而與此進步相一致，此時人們對本民族宗教的崇奉和對異教的仇恨也就相對弱化得多。但是在後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時期，情況則相反：這時人們的文化心理就集中在對本族神祇盡可能強烈的“無限信仰，無限崇拜”、以原教旨主義的態度對其純潔性的極端珍視、對異教的極端仇恨等等“圖騰情結”之上。其例子比如我們在先秦典籍中經常可以見到的宗教制度：每當與異族、異國的衝突加劇時，人們就要頻繁祭祀自己民族的神明，以求其對己方更充分的庇護和對敵方更嚴酷的懲罰[84]。而這種以強化“圖騰情結”為基本內容的自衛機制在以後一直被沿襲了下來，故此歷代民族戰爭時，交戰者都要在常規祭祀之外增加祭神的次數和規模[85]。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尊崇原始神性的時代，人們宗教迷狂的強烈程度，一定是與對異族、異教、異國文化的敵視程度成正比的。

以上我們敘述了氏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壁壘機制的具體內容、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中的長期延續。明白了這些情況之後，我們就可以對義和團運動的文化性質、以及繼承其精神傳統的“文革”之“打到帝、修、反”有比較真切的瞭解。因為按照我們上面已經說明的文化機制和邏輯，就不難知道：當外族的壓迫和西方文化的湧入在近代國際環境中變得空前猛烈、而中國文化在進入現代理性社會以前只能沿襲上古以來傳統形態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就唯有按照上述舊有的文化機制對列強和西方文化作出自衛反應。使我們的說明特別便利的是，由於義和團運動是在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況下爆發的，所以它必然最大限度地激活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一切抗禦機制，從而使其文化特質最充分、最猛烈地表現出來。於是，我們對義和團運動文化性質的認識，就遠比在千年古史中為其尋根溯源更直接明瞭得多。

歸結起來，義和團運動對西方列強和西方文化性質的全部認識不外以下三點：１、他們是來自蠻荒之地的野獸和魔鬼；２、他們是在用各種無比兇惡詭詐、陰險狠毒的妖術邪法蠱害聖朝的人民；３、西方人的侵入、以及鐵路、電線、洋書、教堂等一切洋物的傳入，不僅造成了無數直接的災難，而且更破壞了“中土”神聖的宇宙秩序，從而導致天怨人怒。於是普天諸神蜂擁下界，並降靈於義和團以剿滅誅絕一切洋鬼洋物。下面依次來看。

義和團（包括作為義和團運動準備時期的絕大多數國民對西方的認識）對西方惡鬼和妖術的討伐，一直追溯到了明代末年傳教士來華時輸入的西方文化：

……迨明季，西人利瑪竇、王豐肅、陽馬諾、龐迪我等，先後混入中國，以善作奇技淫巧，兼之推測天文，又有妖術燒煉金銀，人多惑之。[86]

自古中國最稱盛，教宗聖賢道至正。異端邪說屏最深，到底行事順天心。惟有西洋絕人理，妖物耶穌把教起。……宋元間有匪徒入，暗把妖神等寺立。……利瑪竇與王豐肅，先後中國來插足。會作巧藝講天文，又有妖術煉金銀。……[87]

亦有將西方的妖邪比附于中國傳統的異端：“夫法夷洋人者，今之寇仇，古之楊、墨是也。而聖主仁皇帝之聖語中所謂當除異端者也。”[88]而更多的口誅筆伐，則是“徹底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語）西洋人的魔鬼面目和毒蛇本性：

耶穌豬精，西洋之主。流傳臭教，……豬羊不祀祖宗，素來不依聖賢規矩。……其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詭如鼠。遍告世人：謹守門戶；……孝悌忠信，堅牢肺腑。……莫吃迷藥（王毅注：指西藥），吃則中蠱。有敢拜豬，齊團懲處。亡八孩兒，莫准入譜（王毅注：指族譜）。逐出海外，去變臊羖。[89]

聖諭上說得有：自古三教流傳，儒宗之外厥為仙、釋。……可見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自從鬼子來我中國，他就在各省大城大鎮起些鬼堂，名叫天豬教堂，……他那拜的鬼頭名叫耶穌太子。上面畫一鬼像，……其實中國神聖到處降出乩筆，刻傳乩書，明明白白說出耶穌是豬精投胎，在生極奸極惡極淫邪，……閻王恨極，把他魂魄囚在黑暗地獄……[90]

與無數這類詛咒相輔而行的，是國人基於本土宗教的集體無意識而判定“鬼教”施行的是各種各樣最邪惡、最殘忍、最無恥的妖術，例如上文提到的吃西藥則“中蠱”，又如：

入天主堂，不問男女，主教必先為沐浴，曰淨體，蓋借此行其姦污。……其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91]

類似的“憤怒聲討和揭露”（借用“文革”流行語）在義和團文獻中幾乎隨處可見。及至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之際，團民們相信“鬼教”用以抗禦自己神術的種種“邪法”就更加駭人聽聞，例如北京的義和團解釋自己久攻教堂而不克的原因：

或問團民：“……西什庫教堂雖大，現有團民十萬之眾，何以一月有餘尚未打破耶？”團民雲：“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具用人皮粘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持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于樓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即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教堂）。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內，專用邪術傷人，固難取勝，反多受傷。”[92]

西什庫法國教堂，義和拳及虎神營兵日日圍攻，……義和拳挾煤油、柴草，從外誦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謂：“教士以女血塗其屋瓦，並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鎮物，故咒不能靈。”[93]

鬼子在交民巷、西什庫，將赤體婦人釘在樓上，或將婦人皮釘之，所以槍炮不能過火。竟有將孕婦開膛，小兒頭至腹外者，慘毒極矣！[94]

在義和團眼裡，致使此類種種邪法妖孽橫生氾濫的洋人洋教，不僅是有史以來最為邪惡的牛鬼蛇神，而且他們更破壞了中國固有的神聖宇宙秩序，例如人們把１９００年北方大旱的原因歸之於“洋鬼”和鐵路、電線等“洋物”對天地的觸犯：

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天，忘卻人倫，怒惱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萬神兵，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95]

……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毅注：“子母”即是“鬼子母”，原為佛教神名，民間泛指害人的惡魔）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仙出府，神下山，附著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96]

義和團團民在半夜看見一位天神突然降臨到他們面前，……（說）：“我非別人，乃玉皇大帝現身臨凡。……混亂擾攘皆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教、立電杆、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髮難數。……因此，我才率領天神天仙下降凡間。凡義和團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護。……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97]

由此我們應該澄清的一個重要的命題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總是習慣地把義和團運動稱之為“反帝愛國運動”，但是，如果我們瞭解了上述原始文化以來一脈相承的氏族自我中心主義與文化壁壘機制、及其在義和團運動中的重新爆發，那麼這一通行的定義就值得商榷，因為我們可以把義和團運動稱為“反侵略”或“愛國運動”，然而卻不能因此就將其稱為“反帝”。很顯然，義和團民眾對西方列強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導致工業資本向世界擴張的文化原因等等不僅是一片茫然[98]，而且更只能用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觀念對之加以理解，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他們是根本不可能有“帝國主義”這個現代政治概念的。相反，在他們看來，列強和西方文化、工業文明的侵入，不過是自古以來異族和異圖騰之降災致害空前猛烈的重演而已。因此，本節開頭提到的以洋人為《山海經》中的怪獸和毒蛇、以及上面列舉的義和團把上古以來人們賦予牛鬼蛇神的一切文化特質統統加在“洋鬼”頭上，並把剿滅這些惡鬼和破除其魔法、恢復“天朝”固有的神聖宇宙秩序作為自己的基本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

義和團式的對世界格局的認識，在６０年後的“文革”中再一次成為中國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儘管畢竟由於現代科學的影響，人們表面上已不再相信要由玉皇大帝、關帝聖君等等普天諸神降靈附體以驅滅“洋鬼”，但是義和團世界觀念的核心——視一切外來文化因素為破壞現世幸福和宇宙秩序的魔鬼，而只有在戰無不勝的神明的率領下群起而攻之才能將其掃除——卻重新在“文革”中膨脹開來，並且按照其固有的原始文化邏輯導致了狂熱的群眾運動、“紅海洋”的社會文化氛圍、強烈的宗教崇拜、對一切異端殘酷野蠻的“橫掃”等等必然伴生的社會文化運行方式（詳見本文第四節）。

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毛澤東就判定“世界上的妖魔鬼怪還多得很”，同時將其與國內的“牛鬼蛇神”視為相互呼應的一丘之貉、並賦予他們“窮凶極惡，面目猙獰”、“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最狡詐兇惡的本性，並且根據這一基本判斷而親自醞釀、制定了日益明確的“打鬼戰略”，直至使之在“文革”登峰造極[99]。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對外來魔鬼的認識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中的基本政治文化觀念，所以人們往往隨時隨地都在對之加以運用和弘揚，例如毛澤東著名的《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聲明》，其全文是以這樣的警句結尾的：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統統都會被消滅。[100]

··所以從1960年代初到“文革”，無數標語、文章、報刊、廣播所宣傳的，就是這“一切魔鬼”的無比惡毒的本性、以及我們終將“消滅”他們的偉大理想[101]。在這種類似氏族文化“禁閉區域”的環境之中，民眾對於世界的認識就只能是義和團式的。例如一位作者回憶了“文革”前，在她童年心目中西方人的鬼怪模樣和資本主義世界的陰森可怕，以及這個“魔鬼”的世界是如何通過諸如一件粉紅色的塑料雨衣等無數東西幻化成的糖衣炮彈（王毅注：“糖衣炮彈”是1960年代至“文革”期間是最流行的政治語彙之一），而意在使神聖的中國發生“和平演變”。接著她寫到：

我心目中的外國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國人都是黑頭發黑眼珠，而西方人有不同顏色的頭髮、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腦子裡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傳的寫照：亂蓬蓬的紅頭髮、顏色怪異的眼珠、又高又長的鼻子，走起路來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裡倒可口可樂，大腿以一種極不雅觀的姿態扭著，還老是怪腔怪調地說：“哈羅！哈羅！”我不知道“哈羅”是什麼意思，以為是罵人的話。當男孩子玩“打遊擊”遊戲（類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時，敵方一定在鼻子上黏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裡還要不停地說：“哈羅！哈羅！”[102]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作者的父親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身為主管意識形態的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出身於這樣家庭的人自幼對西方的認識尚且如此，以文盲、半文盲為主的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情況就可想而知。在這種極其普遍的國民意識基礎上，本章前面提到的北京紅衛兵們視一切“大鼻子”的外國人為必須送進公安局的敵族異類、以及他們的“火燒英國代辦處”、禁絕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沒日沒夜狂熱地熱衷於“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等等行為的發生，也就都是必然的。在下一節中我們還將看到，不僅與“文革”的這一切極為類似的行為方式早在６０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中就曾爆發流行，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作為狂熱行為之心理基礎的民眾文化觀念和潛意識中的宗教觀念這更深的層面，義和團運動與“文革”之間更有著高度的契合。

四、原始文化中的行為方式和原始宗教心理

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全面爆發流行

及其在“文革”時的重演

上節介紹了義和團運動用以認識世界格局的文化觀念及其與“文革”的一致性。按照人類學家闡明的文化結構整體性的規律，我們可以知道：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不僅與文化體系的內在本質有著必然的聯繫，而且同樣與這一體系諸多方面的特點和特定的運行方式之間，有著必然和相互強化的聯繫。特別是在中國本土文化在近代受到空前猛烈外來衝擊的情況下，他動員和凝聚自己體內一切文化和宗教的力量，以冀抗禦西方的壓迫就是必然的。例如青年時代的康有為就曾強調的中國巫術文化的天經地義、特別他強調這種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體系的高度統一性是出於先驗的、無可置疑的神聖理由：

中國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粟米蔬果魚肉之食，詩書禮樂之學，士農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蓋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順人性而教之也，非學而為之也。[103]

顯然，這種神聖而統一的內部聯繫，即發源于原始文化“禁閉區域”內一切因素不可觸犯的“神秘屬性”。這種文化特質在義和團運動的無數“反洋教揭帖”中得到了更為淋漓盡致的闡揚：

我們三教中人或讀堯舜各位聖人的經書，或讀太上老君的經書，或讀釋迦觀音菩薩的經書，受聖賢仙佛的莫大之恩。想想這鬼叫敢來傷壞我中國幾千年的正教，你說可恨不可恨哩。就是不讀書一字不識的人，決無一日不受天地日月星辰覆載照臨之恩的，決無一個不受文昌帝君關聖帝君灶神財神一切大小神明保佑之恩的，決無一個不受皇上祖宗父母教養之恩的。想想這鬼叫敢傷壞天地日月星辰一切大小神明，以及各人自己的祖宗父母，……又想謀我中國江山，……你說可恨不可恨？想人人良心不昧，再無一個不想滅盡這天豬鬼叫的呦！[104]

“一切大小神明”皆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以“滅盡天豬鬼叫”，這種通俗表述的文化意蘊實際上是：文化體系中原本一切具有神聖屬性的因素都將被最充分地激活、最強烈地表現出它所具有的神性表徵和運行方式，以期捍衛“禁閉區域”的神聖性和抗禦西方文化的侵入。因為本文不是專門研究義和團運動的著述，所以我們只能簡要地從這許多被激活的神性行為方式中選擇出最主要的、也恰恰是與“文革”行為方式最為一致的幾方面加以敘述，它們是：１、對一切異族和外來文化因素（以及其影響下本土文化的變革）之絕對敵視；２、全社會無限崇拜具有橫掃魔鬼之偉力的神明和各種神聖方法；３、狂熱的群眾運動方式，以及這種狂熱的社會文化和宗教文化氛圍與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之間的相互塑造。４、在神聖的名義下，對各種異端的狂熱搜覓與殘酷屠戮。下面依次來看。

上節指出：任何外來異質文化因素的來臨都是對氏族固有文化體系及其所體現的圖騰之神性的巨大傷害；因此，外來文化的影響越大，對氏族本土文化自衛機制的激活也就越強烈。反過來說，氏族本土文化也決不把任何外來文化因素視為尋常的東西，而是一律視為具有邪惡魔力的鬼物。我們看到，正是上述文化觀念，驅使義和團意欲剿滅一切“洋鬼”和一切外來之物、而根本無法看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與近代以來世界文明進步的錯綜關係，所以借用“文革”時的流行語來說，這種對外的拒斥是名副其實的“橫掃”：

焚燒八面槽、雙旗杆等處教堂、施醫院、講經堂。各處喧言：“西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又哄傳各家不准存留洋貨，無論巨細，一樣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105]

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又傳言殺盡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書付之一炬。[106]

拳眾諱言“洋”，謂洋燈為亮燈，洋布為寬細布。凡教民皆目為直眼。……時京師已尚舶來物，拳眾搜得之，即目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貨毀之，玻屑磁片觸處皆是。乃至官譯署者（王毅注：“譯署”即是清朝設立的翻譯各國典籍文件的機構“同文館”），不敢張其門封。……（一知縣）謀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拳）匪，搜出西籍，指為“直眼”，竟殺之。……拳眾謂學堂肄業者為二毛子，經人指出，往往罹害。……又掠豐泰照像館，……謂攝像必以人眼，縛其主者刑迫之，務令指出藏睛處。[107]

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以電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亦毀之。呼華人之識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拳匪之謂信耶教或辦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蓋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則以其所業者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108]

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109]

義和團的志願是反對洋人、洋教、洋貨、洋職員、洋生產工具，凡帶洋字的一概反對。……就連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來換上舊式的。聲勢之大，前所未有。[110]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一概反對”是在以一切洋物為妖孽的文化觀念基礎上產生的，例如上面引文中提到的義和團以為照相是必先挖取人眼的妖術，又如義和團必欲焚毀清朝負責外交事物的“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和負責翻譯西方書籍的“同文館”的理由是：“觀署中妖氣極盛，聞同文館洋書極多，均須燒毀。倘有通洋語者，即系奸細，須立時殺卻。”[111]因此，它也就具有典型的宗教禁忌特徵，即對禁忌原則的任何輕微觸犯，都是對本族圖騰神聖性的極大傷害和對邪惡鬼靈之魔力的釋放，故而都必須受到最嚴酷的懲罰。

與上述對一切西方文化的橫掃相一致的，是義和團及其支持者對變法維新事業的極端仇視，所以他們“謂洋人為大毛，教民為二毛，康党為三毛”[112]；稱曾經主張變法的光緒皇帝為“鬼子徒弟”，並“群呼‘殺鬼子徒弟！’”[113]而那些極端仇視維新黨人的守舊派官僚，亦如同以前慶祝慈禧對戊戌變法的殘酷鎮壓一樣，熱烈慶祝義和團的殺外國使館人員而起事：

湘撫俞廉三中丞素惡新黨，聞戊戌秋六人被禍時，中丞大喜，即傳春台班演劇三日。今夏聞日本駐京書記生彬山彬被害之信，亦傳春台班演劇二十日。[114]

義和團運動中這種對輸入西方文化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則徐魏源等人“師夷之長技”的主張、以及後來的洋務運動。例如一位士大夫在上書中竭力旌揚義和團法術之神、對洋人百戰百勝之後，又聲討“魑魅”一般的洋務派和現代工業文明的引入：

魏源以刺夷情、識夷事、師夷長技著書，天下承其謬者數十年，誤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識夷情，則多增一買辦之材；成就一買辦，則增多一漢奸。……夫既決然絕交，則此種敗類（王毅注：指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派領袖），應須一掃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無複魑魅之潛形，此所以整齊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穢，則電杆、鐵路、商務、礦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當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齊天下事也。[115]

義和團運動的上述文化觀念、行為方式在“文革”中再次充分表現出來，這不僅僅體現在紅衛兵重又爆發出對一切“資、修黑貨”、一切西方物品的刻骨仇恨和狂暴掃蕩，以及“文革”中對所謂“洋奴哲學”、“買辦道路”、“大、洋、古”、“賣國主義政治路線”等等無止無休的殘酷討伐，更重要的是：“文革”所有這些行為的深層文化動因亦如原始時代和義和團運動一樣，是把“禁閉區域”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引入視為必然蘊涵著無限蠱毒和陰謀的“妖風”、視為註定要動搖整個神聖文化體系的滔天大罪。因此，也就必須一如原始禁忌和義和團施行的“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原則，對一切觸犯者施以最嚴酷的懲罰，而決沒有一時一刻“放鬆警惕”或略加寬貸的可能。其典型的例子比如江青等人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針對當時中國工業部門引進極少量西方生產設備的意向而將其視為十惡不赦的賣國行為和“路線鬥爭”的重大動向（即著名的“蝸牛事件”、“風慶輪事件”），並借此在整個國家政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116]。顯然，這種全面、絕對和極具神聖性的排外主義，其文化性質早已遠遠超出了理性社會中民族矛盾和文化差異的範圍，而具有氏族時代特有的那種對異族無比強烈的禁忌性，即如梁啟超在評論義和團運動時對其的追根溯源：“我中國以排外聞於天下也久矣。殺洋人，毀教堂，攻使館，戕公使。……野蠻人之排外也，……視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例最嚴，家族部落時代，無不仇待外人。”[117]

第二，義和團運動與“文革”在“無限崇拜”神明、篤信各種“橫掃牛鬼蛇神”之神聖方法（即巫術方法）上的一致性。

我們已經指出，對於處於“禁閉區域”中的氏族文化體系來說，外來文化的勢能越強，則它對本土文化中作為自衛本能的文化壁壘機制之刺激也就越猛烈。而這種自衛反應中的最根本方面，就是最大限度地激活和膨脹本族神明的神性，以期更有效地保護其子民和更有效地橫掃一切外來的牛鬼蛇神。這一機制在古代的通例，比如我們在上節中提到的每當對外戰爭之際，氏族或國家都要極頻繁地恭祭自己的庇護神。

人們對本土宗教熱情的強烈程度與外族衝擊的強度及人們對異族的仇視程度成正比。氏族時代的這一重要的文化原則在義和團運動中，因為列強侵略的空前殘酷和西方文化空前猛烈地湧入而最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當時清朝政府中最堅定地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徐桐當被問及“然則中堂能保拳民之必勝乎”時，他回答了一句簡明扼要的話：

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之有！[118]

可見，人們認為至上的神性是義和團對“洋鬼”戰無不勝的根本保證。為了抗禦空前強大的牛鬼蛇神，義和團運動對本土文化中的神性進行了最廣泛的發掘和最大限度的膨脹、普及，比如下面這些為人熟知的例子：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庚子四五月間，（天）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托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為合後，增財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119]

……俄而拳眾蜂擁至，人數約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稱八仙，……甲曰：“吾乃漢鐘離大仙是也”，乙繼聲曰：“吾乃張果老大仙是也。”……拐仙並搖兀作跛勢，仙姑則扭捏為婦人態，……（某拳民）突挺身起立，頤頦顫動，兩手飛舞作勢，……作語曰：“吾吾乃關聖。”此語一出，座中鹹戰慄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頭如搗蒜，口中齊聲高呼：“請大聖回駕。”……（某拳民）剪成洋鐵一片，朱書一“佛”字，縫之首帕。[120]

義和團建立組織，叫做“安爐”。安爐時，先由大師兄口授戒條，教給“降神”的咒語，……爐房裡供奉：“天地三界十方萬靈”、“協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終日香煙繚繞，……門前掛著“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大旗。[121]

總之，義和團遍請的普天諸神除了佛道兩教、眾多的傳統民間神祇之外，甚至還包括了項羽、趙雲、黃天霸、穆桂英、孫悟空、豬八戒等等無數小說、戲劇編撰的歷史和神話人物。由於這種普遍的狂熱崇拜，致使當時“香蠟鋪生意比太平之時勝強百倍。大街小巷無分貴賤，每夜無不向東南方燒香，京城香料幾為賣盡”[122]；“居民信匪者甚眾，稱其種種神奇，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貨為之一空。”[123]大量有關記述充斥於幾乎所有義和團的原始文獻之中，從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民眾對這無數神明的虔信達到了何等如癡如狂的地步。

義和團運動對本土宗教的動員程度和範圍，比歷代造反運動中類似的動員要廣泛強烈得多，這種情況除了再一次說明中國民間信仰中隱伏著巨大的、隨時可供激活和膨脹成席捲全社會狂潮的宗教資源，而且尤其證明：人們對圖騰和庇護神的崇奉程度，必然是與他們受到“魔鬼”的壓迫程度和他們橫掃牛鬼蛇神的熱望程度成正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無限崇拜”的狂潮之中，原本相當程度上以“不語怪、力、亂、神”為圭臬的士大夫階層，亦幾乎完全為其所左右：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禦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禦史陳嘉言，自雲得關壯繆（王毅注：即關帝）帛書，言夷當自滅。[124]

聞以瀾公將夜間玉皇降世一事，陳進于太后之前；適公爺與民團設壇之時，玉皇出顯神團一事，頗蒙嘉獎，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經玉皇降世一次，實系吉祥之兆，中國大有得勝之望。[125]

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弟，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設壇，厚其供億，謂之保護。”[126]

這種情況也立刻使人聯想起五、六十年之後，成千上萬不同程度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億萬國民一起投入無限崇拜“紅太陽”和“群眾運動”時的篤誠和熱情。

“文革”時期，曾經在義和團運動的掀起過滔天宗教狂潮的文化機制，再一次最充分地展示了它無比巨大的“魔力”。從表面上看，１９４９年以後，人們對包括民間宗教在內的幾乎一切宗教文化實施了極為徹底的掃蕩，然而一個民族在幾千年中日積月累、從未間斷的宗教傳統（尤其是心理傳統），是不可能在短短十幾年間、在廣大社會基本保留著傳統生產方式的情況下被清除掉的。所以，“文革”時“掃除一切害人蟲”、“打到帝、修、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對魔鬼的討伐既然是以歷史上空前猛烈程度而爆發的，那麼它對至上的、“戰無不勝”的神性之狂熱渴求程度，也必然是歷史上空前的。與義和團運動的佞神狂潮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關帝、玉帝、真武、八仙等等傳統宗教的無數表層載體在１９４９年以後的不復存在，所以社會文化體系中重新被急遽激活的宗教需求和崇拜熱情，就只有通過當時唯一的信仰渠道才能夠得到滿足，這就是“萬物生長靠太陽”[127]。“文革”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所以會以古今宗教史上空前猛烈的程度爆發出來（較之義和團運動時的“市中香貨為之一空”更為變本加厲的是，“文革”時無數可以用來製造聖像和“紅海洋”的材料幾乎統統為之一空），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本土文化在列強和西方文化壓迫下鬱積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極少機會為現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後被強力束縛在一個比中國傳統的多神崇拜遠為狹蹙的渠道之中。

與上述崇神狂潮相一致的是：人們出於對牛鬼蛇神“戰無不勝”的宗教熱望，而對一切具有神性的巫術方法狂熱崇奉。前文提到的將西方人詛咒為豬、羊，並且用殘酷的語彙模擬對之的殺戮僅是其中一法：

武衛軍人人佩符，蓋以神道事之。……其法上體後刀劍不入，是乃南方巫師之數。……而神其數者遂謂槍炮不傷，又謂能咒禁槍炮。……初起時即遍貼揭帖，定五月廿三日將西什庫、交民巷洋人殺盡，廿四大雨，天下太平；一再展期。或改東交民巷為切洋雞鳴街，玉（禦）河橋為斷洋橋；名號越出越多……[128]

洋人謂之鬼，洋錢謂之鬼鈔，洋炮謂之鬼銃，……鐵路軌道謂之鐵蜈蚣，……改“洋”字為“●”，其意蓋謂水火交攻也；改“清”字為“●”，其意蓋謂扶清也。[129]

當時流行的諸如此類詛咒、厭勝等巫術方法數不勝數。而１９４９年以後，政治輿論在不得不對之加以極有限的批評時，仍然把敘述的重點，放在旌揚這些行為方式所體現的“愛國主義”上：

團民都是純潔的工農子弟，……宣稱：“婦女若誠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過海殺洋人。”又說：“天山神仙洞開了，神仙滿天飛。”……老年婦女們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裡念著：“先剁腦袋後剁腚，剁的‘毛子’死乾淨。”到十字路口焚紙香詛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師兄分給每戶黑豆七個，念了咒，讓各家把黑豆放在鍋裡倒上水煮，這樣就把洋人的魂聚來煮死，可以聽到洋人在鍋裡吱吱的叫。綜合以上情況看來，男女老少都已行動起來，熱烈地參加了這個反帝運動。一方面顯示迷信愚昧，一方面顯示了偉大的愛國精神。[130]

因此，許多這類巫術方法在後來的“文革”中被如法炮製（例如紅衛兵與義和團一樣，拔光受害者的頭髮、用穢物汙塗“牛鬼蛇神”的人身和住宅，以及將地名等改為“反帝路”、“反修路”、“反帝醫院”、“反修醫院”等等[131]），就都是順理成章的。

第三，狂熱的群眾運動方式、以及這種狂熱的社會文化氛圍和宗教文化氛圍，與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之間的相互塑造。

我們知道，在原始文化的基礎上，整個社會經常把狂熱的“群眾運動”（例如集體打鬼儀式、對圖騰的集體崇拜活動）作為神聖無比、人人必須徹底投身其中的行為方式；以及這種“舉國若狂”的運動形式又必然反過來給人們的原始信仰以巨大有力的強化。在義和團運動中，原始文化的內在機制最猛烈、最全面地表現出它的上述運行邏輯。由此而在國民信仰和國民心理中留下的文化積澱，當然會對後來的“文革”產生極為直接的影響。

戚本禹旌揚義和團是一場最熱烈浩大的“群眾運動”，這當然是對其文化性質非常準確的定義。那麼，作為群眾運動熱潮的義和團運動又有哪些最顯著的運行特點呢？我們說，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的方面：

幾乎全社會的一切成員都被捲入這舉國若狂的潮流之中而絲毫不能自主，他們不僅唯有投身其中才能獲得生存的可能，而且只有在這趨之若鶩中才能夠舉手投足，否則就幾乎完全喪失了起碼的行為能力。在關於義和團的文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無數這類記述：

各處喧嚷燒香滅鬼子，人人附和接應，一口同音，眾聲鼎沸，魂夢皆驚，前三門外各街巷土匪，借團民燒殺之際，乘間搶奪，毫無畏懼，……各處眾口傳言某處著了，某人全家被殺了，或喊嚷東交民巷洋樓著了，到處齊嚷“燒香滅鬼子”。一人喊叫，眾人接聲，時刻不安。……哄傳西什庫教堂大樓被焚。各處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歡欣，隨聲附和，……義和團內傳出，令住戶鋪戶門前各用紅布書寫“紅天寶劍”四字，貼於門頭之上。一時各街巷傳遍，大家小戶無不遵循。……義和團壇內，傳出乩語一張，雲由山東總壇傳來，其略雲：洪均老祖降壇曰：……家家不論男女老少，用紅布包頭，燒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壇，亦不能救眾人之難。……如動煙火，避不住洋人槍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樓南北與西華門內外數萬團民，勢如蟻聚，遠望紅巾蒙首，紅布兜胸，遍地鮮紅，血光照耀，其兇殺氣象慘目驚心。[132]

晚間看街兵傳信，言東交民巷跑紅旗，家家磕頭燒香。如此一言，同寅諸人（王毅注：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的官員們），均往義和壇燒香。[133]

京城居民，日日謠言，東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燒一事，動輒傾城往觀，舉國若狂。……十四日午後，南橫街居民忽聞有人大呼“潑水”，一時無論何人無不爭往，取水潑之門外，街市盡濕。事後互相駭怪，亦不自知其故。……朱批略雲：“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無非義和團者”。[134]

這種在原始信仰基礎上，“群眾運動”中全民性的無比狂熱從人人都是義和團[135]、“遍地鮮紅”、家家拜神，到萬口傳謠、爭相蟻附、莫名其妙的一窩蜂等等一切一切行為方式，都是人們重又在後來的“文革”中最熟悉不過的。

這種強悍熱烈、具有無比巨大神性的社會氛圍對人們行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塑造，當然是極端強制性的，例如：

（人力車出行）車中必蒙紅被，婦女尤必蔽以紅布或紅巾冪首，否則指為污穢而殺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掛紅布數寸，以示信（拳）匪。[136]

義和拳起山東，……愚民無知，加額翹足，相望神奇，不數月蔓延遍直隸全境。習此術者設壇焚表，燒香念咒一遍，……如中瘋如患魔。……始謂“扶清滅洋”，大張旗鼓，仇視教民；繼則結黨營私，敲詐錢財，借圖報復。……一村不習此術，則斥為黑村；一人不習此術，則誣為教民。[137]

凡焚燒之法，眾團民面向東南躬身，口誦咒語四句，立能請神附身，名曰“上法”。……各舉點著高香一股，在欲燒之房前跪齊，即旁站看熱鬧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為奉（洋）教之人，人故不敢抗違。……如有救火者，即指為奉教之人同黨，立刻擒捉處死。[138]

義和團壇內傳出，令街巷鋪戶住戶，每晚門前各點紅燈籠一盞，違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時各處遵行。[139]

（義和團揭帖雲）關聖帝君降壇曰：“萬里香煙撲面來，義和團中得道仙，……傳一張（王毅注：指義和團揭帖）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若為幌（謊）言，為神大怒，必要加災。[140]

全社會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嚴格遵循“群眾運動”規定的方式，否則就將立即受到神聖而嚴厲的懲罰，這種依靠庇護神和“群眾運動”的無比神威而對社會行為方式的強制性整合塑造，是我們在後來的“文革”中最熟悉不過的。所以那時極為流行的口號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以及《造反歌》中所謂“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141]等等更嚴酷的規範。

在上述具有強大神性的“群眾運動”的之中，人們思維方式的極端單向性也就是必然的。即如義和團所宣揚的：“滿天星斗與妖孽，生靈到底歸何處，只見明燈路一條！”[142]“前有鬼，後有妖，……若問太平日，（義和團）小將才過壽陽橋。”[143]

由於整個世界充滿了牛鬼蛇神的威脅，所以儘管無數的人們對“群眾運動”抱以深深的懷疑，但是他們是卻只能迫使自己相信它的神威：“京中各色義和團，不下數萬，有真能為的，不過百餘人耳，其餘皆混飯吃者，否則既無賴之徒，然又不能不信。”[144]我們知道，東北亞人信奉的薩滿教特別尊崇北斗星神，原因即在於他們經常處於可怕的漫漫長夜包圍之中，“失去它，人們就無法生活下去。”[145]與之相似，不論義和團運動如何最強烈地表現出它的蒙昧性，但是無數的人們對它還是“不能不信”，其原因也就在於“前有鬼，後有妖”這巨大而充滿“巫魅性”的壓迫。及至後來“文革”時，千百萬紅衛兵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黑夜裡想你有方向，困難時想你心裡明”的頌歌去“橫掃牛鬼蛇神”，無數的人們則只能擁護、歡呼、加倍熱忱地投身於這狂潮、而決沒有任何選擇其它道路的可能，其原因仍然在於億萬人再一次完全陷於“牛鬼蛇神”的包圍之中。

充滿神性而又調動起全民信仰狂熱的“群眾運動”，其社會效應當然是極為驚人而又無比神奇的。例如義和團運動中的景觀：

（山西巡撫）毓賢六百里加緊一奏：請將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術）升高，灌入西什庫教堂，以斃洋人之類。[146]

……謂洋船來者寬廣數裡，大師兄一指，炮皆反擊，船盡沉。日本長街五十裡，皆為紅燈照所焚；各國義和團並起，（洋人）皆自顧不暇，必不能遠涉重洋。[147]

匪黨妄稱已遣神將出洋，往西洋掃滅各國。[148]

（義和團）于所供關聖、觀音位前設一水碗，陳列各種器械，皆廟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關聖之青龍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鎮江之斧，韋馱之降魔杵，羅漢之戲龍珠、伏虎圈等。……晚間教頭于地畫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紅巾，緊閉雙目，首念觀音潔身咒，次念關神拳咒，……自謂某神下降，所作態度酷肖某神，即素來笨拙無比者，一時靈動異常，是謂降神。……各廟宇神著衣冠及持器具悉為伊等盜去，……謂其得之，以禦刀槍，雖外洋火器不足懼也。……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羅漢堂泥塑龍虎者，有以竹籠提二家貓者（據稱是神龍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要咬洋人及讀洋書者）。愚蠢可憐之狀，目不忍睹。[149]

義和團、大躍進、紅衛兵等等一切神性的籠蓋下的“群眾運動”，其參加者越是充滿了自我犧牲的熱忱、越是激發出超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150]，其結果就越加只能是“愚蠢之狀，目不忍睹”。這種必然性的邏輯原因即在於：在此類“群眾運動”中，人們越是為了“戰無不勝”、“橫掃牛鬼蛇神”，就越是必須加倍把“紅太陽”、群體狂熱性等等所蘊涵的原始性神聖基因激活、釋放出來；而這樣一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就越加徹底地背離了文明社會的理性原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上述“群眾運動”是在秉承原始的文化精神和背離理性原則的基礎上急遽膨脹起來的，所以這種狂潮對於國民心理的建設性培育，就只能是極為巨大的戕害。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兩個最怵目的例子：

當團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省視家屬，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系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團民）顧以為樂，……其痛恨洋物如此。今（王毅注：指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乃大異：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簷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於洋，昂頭掀膺，翹若自喜。嗟吾北民，豈知人世有羞恥事邪！[151]

（天）津有董姓者富戶也，曾有一大師兄入宅，持刀嚇之。董焚香頂禮，始免。後於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師兄執小白旗，上書“大日本順民”。董問大師兄此旗何用？大師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為拳匪者，今多自稱奉（洋）教，恫嚇愚弱，誣指曰：“爾是拳匪，將扭送外國衙門。”愚弱者懼而賂之，即免，又顧而之他[152]。

天津陷，殘（拳）匪爭解巾帶，……且多有迎降引導者。向者目洋人為大毛子，至是鹹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風變而媚外，蓋自此始。[153]

聯軍入都之時，順民旗幟，遍懸門巷，……迨內城、外城各地為十一國分劃駐守後，不數月間，凡十一國之公使館、十一國之警察署、十一國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輝煌，皆吾民所貢獻之萬民匾聯衣傘，歌功頌德之詞，洋洋盈耳，若真出於至誠者。直令人睹之，且憤且愧，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又順治門外一帶，為德軍駐守地，其街巷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興”、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德厚”、“長勝”等，甚至不相連屬之字，而亦強以“德”字冠其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意諸界，亦莫不皆然。[154]

所以梁啟超在揭示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傳統對國民心理的戕害時，特別以此為例說：“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衙）千百，嗚呼痛哉！”[155]而這種在經歷了政治神話和民族神話急遽膨脹與最終幻滅的二重奏之後，人們普遍對一切昔日無上崇高的聖物之逆反與厭倦，也同樣是我們在“文革”之後再一次最強烈地感受到的。

第四，在神聖的名義下，對各種異端的狂熱搜覓與殘酷屠戮。

在充滿原始神性的社會文化體系之中，人們必然極其狂熱地把剿滅一切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也就是說，原始宗教的“二元模式”不僅表現在神明和魔鬼“兩條路線”（借用“文革”流行語）之間的根本對立上，而且也同時表現在：二者對立的程度和世人橫掃牛鬼蛇神的狂熱程度，必是與神明的偉大程度成正比的[156]。原始宗教的這一基本原則在義和團運動中再一次強烈地表現出來，這就使得６０年後“文革”捕風捉影地“深挖牛鬼蛇神”的狂熱“群眾運動”，有了一個可資比較的生動參照。

義和團運動繼承了上述原始宗教基本原則的典型表現，在於它將偉大神明的神性及其現實載體（即旨在誓死捍衛神明、又親得神明降世附體的“群眾運動”）急遽膨脹的同時，也將牛鬼蛇神及其幫兇的魔影加以無限的放大：

中國豬教極多，心變豬羊，面猶人面，譬如豺狼窟穴于幾席之下，蜈蚣卵育於襟袖之中，……限三日勒令改悔：悉將耶穌豬精妖巢妖書妖器焚燒，家家石鏨十字架妖像當門踐踏（王毅注：這立刻使人聯想起“文革”中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的詛咒），堂設天地君親師神位供奉。三日後違令者立刻合門屠之。[157]

崇文門外地溝內，拿著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當即殺了。京中遍地竟漢奸，與洋人通聲氣，逐日遣出二毛子無數，……現京中所住義和團，街巷皆有，終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數萬人，尚有走（脫）者。[158]

“中國豬教極多”、“二毛子無數”、“有數萬（二毛子）”！義和團這種神聖而無比可怕的判斷，不是與原始宗教認定的“無所不在的邪魔”、以及後來“文革”認定的“牛鬼蛇神處處都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一脈相通嗎？在這樣的信仰基礎上，上文列舉的義和團狂熱地四處搜捕二毛子、並僅僅根據一張紙、幾枝鉛筆等等微不足道的“證據”即毫不猶豫地致人以酷刑和死命，就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極大神聖性的行為。這就象後來的紅衛兵越是殘酷地“橫掃牛鬼蛇神”，就越表現出其崇高的“革命性”一樣。

越是具有強烈神性的社會文化，越是要求人們一刻不停地搜覓牛鬼蛇神和各種異端、異教，並以最殘酷、最徹底和最狂熱的方式橫掃這些“害人蟲”。原始宗教的這一基本法則在義和團運動中更典型的表現，在於義和團捕風捉影地“深挖細找”所謂大行妖法的白蓮教、以及對許許多多受到懷疑的無辜者扣上妖孽罪名、並施之以無情的殺戮。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民間宗教，其分佈廣泛，支派甚多，後來漸漸成了統治者稱呼異端異教的代名詞。作為一種起於民間的宗教組織，義和團原本就是白蓮教及其分支的衣缽所傳[159]。但是，當義和團成為社會的主流運動、特別是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信奉[160]之後，義和團的宗教神聖性和政治權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遠充滿敵意地對幾乎一切其他社會成員的監視和懲罰之上；建立在視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他民間宗教為萬惡的牛鬼蛇神、並對之施以殘酷的圍剿和屠戮之上。而這種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無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則、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對立的“二元模式”。其具體事例在義和團運動中不勝枚舉：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將良民指為“二毛子”揪扭至壇上（王毅注：這立刻讓人聯想起“文革”時也是可以隨意“揪鬥”幾乎任何人），強令燒香焚表，如紙灰飛揚或可倖免。倘連焚三次，紙灰不起，即誣為教民，不容哀訴。登時槍刀並下，眾刃交加，殺斃後棄屍於野，因是負屈誤死者不可勝計。……況紙灰起與不起，毫無定憑，以人命作兒戲，其殘忍可知。[161]

（義和團）為拿白蓮教之說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口決男婦六十餘，剮一人；廿五日，又決三十餘人；均不由刑部訊供。其以叛逆誅者，並無軍械及謀反實據，其指為西宮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詢之，則並不知白蓮教為何物。……（義和）團言白蓮教有萬餘人在京，將盡數搜捕。……團之言曰：二毛與洋人交通，又曰白蓮教遍於都城。……（菜）市口殺白蓮教，人多，劊役不能辦，（義和）團則幫同宰殺，有如雞犬。[162]

以良民而蒙白蓮教之名，捉之者乃為白蓮教同源之拳匪。……拳眾攻使館不下，無所洩憤，乃縱戮鄉民。呼噪出永定門，遇赴集者悉縶之，連車載交刑部，凡百二十餘人。指優伶衣冠、兒童玩具謂為白蓮教之證。有婦人抱子寧家，亦陷其中。數尚闕，則縶車夫實之。未訊供，盡戮於市。[163]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久，卒不能下，且傷斃甚夥，遂不敢前。恥無所事，又惡人之指為白蓮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餘人，送步軍署，逼請梟首，曰此為白蓮教，而媒孽其證據，有紙人紙馬（王毅注：即所謂大行妖法之物）鞘刀之屬。紙人紙馬者，村市所鬻小兒玩具，鞘刀則工藝所需，婦孺皆知其誣捏也。……婦人方乳之，奪之其懷，即日決六十一人，宛轉呼號，累累屬￿道，慘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數日，複決三十餘人，事如前。[164]

不難看出，義和團如此捕風捉影地搜覓和極其殘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異端、異教者，乃是維繫其教派以及文化體系神聖性所必須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義和團不僅把搜覓和剿滅所謂“遍於都城”的白蓮教等異端異教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而且其自身內部亦進行著極其殘酷的派系鬥爭：

義和團派別分歧，大師兄互相猜忌，發生多次內訌。乾字大師兄張承芝帶領團民數十人，於七月十八日去山東邊境拿二毛子，歸途經郝家窪，被潘榮祚帶領坎字團包圍，發生戰鬥。雒恩俊用箭射中張承芝，並將首級砍下來，掛在保林寺。[165]

儘管義和團的最初組織者希望並明文規定“各團師兄，不論何字，均系一家，尤當和睦”[166]，但是，既然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建立在充滿原始神性的文化基礎上，那麼為了維繫這種神性的極端純潔、特別是為了維繫自己對這種神性的獨佔（即如本文第三節介紹的，每一原始氏族都必然強調：只有自己才是崇高神意的唯一體現者），義和團內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屠殺也就是絕對不可避免的；這就象後來的不論“文革”領導者主觀上是否希望“團結大多數”、“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及如何焦灼地一遍又一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167]，但是在社會文化體系中實際運行的，卻只能是為了“誓死捍衛”而越來越瘋狂的武鬥、派仗和“全面內戰”。

總之，由於義和團運動和“文革”在國民群體的信仰方式和行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繼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義和團式的外在群眾運動形式和相應的內在運行邏輯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發出來。所以，當中國在義和團運動整整１００年之後再次面臨新世紀的開始、尤其是面臨世界民主化和經濟一體化潮流的時候，以往這兩大悲劇之間的傳承關係實在到了應該認真清理和認識的時候了。

*筆者于1996年完成《“文化大革命”與原始文化——“文革”的荒誕性、野蠻性和瘋狂內在魔力是從哪裡來的》一書，現待出版。本文是根據其中第十章內容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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