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

 

王毅

　——原載《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1期

內容提要：億萬國民對毛澤東狂熱的崇拜是“文革”中最明顯地具有強烈宗教性的文化現象，這使我們有必要考察其文化發生的源頭原始文化中對太陽等圖騰和神明的崇拜。這種原始崇拜具有的主要內涵是：人們生存方式對創業神和救世神無限的依賴；通過對主神的崇拜而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觀念和文化模式；一切社會成員對這些神明的禮敬獻祭制度；實施極其嚴格和在理性思維看來是極端神經質的禁忌制度以捍衛神明之神聖性，等等。所有這些文化內容在“文革”中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復活和膨脹。比如國民對“紅太陽”救民於水火、開創宇宙新紀元等無限偉力的狂熱崇拜：“早請示”、“晚彙報”之類禮神制度的風靡天下；對於任何可能給聖物造成危害者一律施以與原始禁忌極為相似的“上綱上線”式嚴酷懲罰，等等。

關鍵詞：紅太陽/原始崇拜/圖騰儀式

所謂“萬物生長靠太陽”，是“文革”中億萬崇拜者對毛澤東無比崇高地位和無限廣大威靈的一句典型的頌辭，語出自名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典：“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1]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類似頌辭曾經多得不計其數。眾所周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在“文革”時發展到極為狂熱的程度，而且這種狂熱崇拜本身就是“文革”的基本內容之一。它不僅與“文革”的發動、運行、一切政治力量的生死存亡、消長榮辱等等有著最直接的關係，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了億萬中國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終極的目的。這種狂熱的崇拜是“文革”中最明顯地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文化現象，也是當時最浩大和最富戲劇性的場景之一。

由於本文的目的不記述“文革”的場面和情節，所以不擬佔用篇幅對之加以描繪性的介紹。好在上述內容的詳情是每個經歷過“文革”的人終身難忘的，有關描述也棄斥在當時幾乎一切圖文和聲像資料之中，後人瞭解起來並不困難。本文希望能夠初步說明的只是：這種狂熱崇拜的一系列具體文化內涵和文化功能究竟是什麼？

它們是從什麼地方發源的？特別是，它們究竟是按照什麼樣的內在邏輯運行的？

一發源于原始文化的太陽崇拜

魯迅在1925年曾說：“中國人至今未脫原始思想，的確尚有新神話發生，譬如'日'之神話，《山海經》中有之，但吾鄉（紹興）皆謂太陽之生日為三月十九日，……眾皆信之也。”[2]原始文化在後來中國社會中的興廢消長過程及其與“文革”的關係，是筆者在其它論著中才能比較全面討論的問題，但我們現在至少可以從魯迅上面的話中感到：起源於原始時代的太陽神話在現代中國社會中不僅仍然發生著作用，而且繁衍著新的變種。與魯迅相類似的意見還有許多，例如周作人在1920年時說：改良鄉村的最大阻力，便在鄉人們自身的舊思想，這舊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新隴》雜誌裡說，在陝西甘肅住的人民總忘不了皇帝，“你碰見他們，他們不是問道，紫微星什麼時候下凡，就是問徐世昌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們的保皇思想……的根據便只在“真命天子”這句話。

這是玄穹高上帝派來的是紫微星彌勒佛下凡的，所以才如此尊重！[3]又如史學家呂振羽在研究上古圖騰制度時，就曾指出許多現代人對“革命領袖”的崇拜其文化內核是非常原始的：人類對於原始圖騰的意識，一直殘留到最遠的後代，還可以反映出來。……1926年我在江西前線，國民黨某委員先生有次對我談的一段無稽神話，對此也是有所說明的。“你信吧，人都是由生物或星宿轉變來的。這從每個人的特性中都可以看出來。……由星宿脫身的人，總得要特別一點，像馬克思、列寧和本党總理，定然都是巨星脫身；要不，就萬不能有那樣特別。”……這樣原始時代殘留下來的意識，在中國的一部分人中還相當普遍。[4]上述“原始圖騰的意識”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存在當然對“文革”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如周作人提到的直到本世紀20年代，陝西農民依然總是關心救苦救難的紫微星何時下凡，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始興於40年代，並在後來的“文革”中被尊崇為“世界最強音”的陝北民歌《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又如：一個紅衛兵談起了他在福建山區與一個農婦的對話：“我問她天上有什麼？好說，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時每刻地看著所有的人。他會知道誰不好好工作並懲處那些懶漢。這一點可能是源自毛的'警惕階級敵人'的號召。”

那位紅衛兵接著說：“我問她除中國之外世界還有沒有別的國家，她搖了搖頭，我問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圓的，她搖了搖頭。……到最後，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搖頭。”[5]那麼，民眾對“大救星”的這種普遍的信仰意識是從何而來的？它又是怎樣參與著“文革”的發動與運行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只能從原始崇拜和創世神話這紅太陽和大救星崇拜的源頭談起。

所謂原始崇拜，是指原始時代的先民對於神秘力量恐懼、敬畏、依賴的心理情感及其宗教崇拜儀式。我們知道：原始先民認為世界任何事物都是由神秘力量所控制，自己的命運也完全取決於這些神秘力量的意志。所以除了驅除邪魔以外，自己的生存就依賴於各種神靈的庇護與賜福。世界眾多民族的原始文明都是以此為基本特徵的，例如：“北美印第安人宗教中的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親自為自己獲得某種保護的精靈或神。……在非洲，黑人有自己的守護神，……他用巫術喚起了它，在路邊為它建造偶像祠，用奠酒和供食物報答、撫慰它。在亞洲，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在羅馬人的社會裡，關於守護神的學說獲得了人類生活之哲學的意義。”[6]人們甚至把這種保護神與自己祖先的神靈合二而一，使之成為自己民族的圖騰或標誌，即如摩爾根所說：圖騰“意指一個氏族的標誌和圖徽。”[7]在中國的上古時代，人們也同樣把自己生存環境中一切重要的現象、景觀（諸如山、水、生物、天象等等），以及自己祖先的誕生、自己氏族和國家的興亡等都歸於神的創造和神的意志。所以在那個時代。“萬物生長靠神靈”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形容詞，而是無數非常真實而具體的生活內容和文化環節，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之中，原始先民最看重的當然就是隨時隨地竭力表達自己對神靈的“無限崇拜、無限信仰、無限忠於、無限愛戴。”上古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左戎”[8]，所謂“祀”是指制度化的祭祀等禮神儀式（詳見本文第三節），而它成為整個文化體系核心的原因，即在於先民生活中每時每刻對神靈的仰賴。春秋時魯國大夫展禽對此說得一清二楚：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9]這裡所說的由於“民所以瞻仰”而需要加以專門祭祀的“三辰”，即是日、月、星。

上古先民除了對掌管山川草木等等各種神祗以及自己的祖先、圖騰加以宗教崇拜以外，還特別崇拜日月星辰，這在世界範圍內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其原因當然是孱弱無告的先民對於日月星辰賜予的陽光、溫暖、方向感、自然界的生息運邁等等，時時刻刻感到其至高無上的意義。所以原始先民對它們的崇拜，往往具有突出的地位、甚至成為整個文化體系的統領。例如古埃及人、古西亞人、古墨西哥人都建有巨大的金字塔、神廟、方尖碑等建築以表達他們對太陽和天體的崇拜。古埃及人把太陽神“瑞”奉為他們的最高神，“從舊王朝（公元前2650年）國王（法老）開始自稱瑞神的兒子。在現存的一幅宗教圖畫中，畫著瑞神將全埃及之權來自太陽神。“[10]古埃及銘文對太陽的歌頌，即與後來中國人念頌的”萬物生長靠太陽“幾乎一模一樣：（太陽）自己創造自己，人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它存在的時候，除它以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萬物是由於它的願望而產生出來的。[11]所以在後來費爾巴哈對宗教的研究中，特別強調了太陽的籠蓋一切和太陽的專意“為人民謀幸福”（借用歌曲《東方紅》中的名句），是這種原始拜日教的兩大基本內涵：人站在自然宗教觀點上崇拜太陽，因他看見一切都是依賴太陽的，沒有太陽無論是植物動物或人都不能存在；但是，倘若他沒有將太陽想像做一個實體，自願在天上運行著，像人一般，倘若他沒有將太陽的影響想像做是太陽出於純粹好意而自願送給地球的禮物，那他就不會去崇拜太陽、向太陽祈禱。[12]可見，“萬物生長靠太陽”遠不是“文革”的發明。現代崇教學學奠基人、德學者麥克斯。繆勒（1823－1900）對原始宗教中的太陽崇拜亦有詳細的說明：人們奇怪的是，為何雅利安人天天所講的、如此之多的古老神話都是關於太陽的。但是除了太陽還能是什麼？太陽的名稱是無窮的，關於太陽的故事也是無窮的。……人們永遠不能看到太陽的內心世界，既不能看到，也無法達到。可是人們卻深信它，從不懷疑它，並且尊重它、熱愛它。[13]原始崇拜中這種思維資源和思維方式的高度單一性導致的結果，就是不僅只能把對光明和生存的希望寄託在這偉大的神靈之上，而且更必須讓這神靈偉大到照耀一切、洞察一切的無以復加的程度。即如繆勒指出的：“太陽具有無所的能力。……太陽能看到人們的正與錯，他巡視整修世界，洞察人們的一切思想”[14]，他“可以看到一切，無論是善還是惡。”[15]與世界其他民族相似，中國原始文化中亦長期盛行太陽崇拜，例如在北方的鄂倫春人看來：太陽的光輝，給人們照明取暖，使萬物得以生長，鄂倫春人就把它奉為神靈。太陽神被叫做“得勒軟”。每逢舊曆正月初一，人們多朝拜它。平時遇上什麼苦難，也向“得勒軟”訴冤禱告，祈求它的救護和幫助。……閃耀在深邃的蒼天上的北斗星，深為鄂倫春人崇敬，稱之為“奧倫”神。每年舊曆除夕或正月初一都要供奉它。[16]而文獻中的類似記述則更多，例如古代匈奴人的酋長“朝出營，拜日之始生。”直到元代，“北隆之俗，敬天而畏鬼，……代有拜天之禮。……憲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18]有的研究者進一步指出：“從一些資料來看，太陽是匈奴的民族圖騰，'匈奴'一名是古突厥語'jun'（太陽）的漢語譯音。”[19]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知道太陽崇拜在許多民族的原始文化中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可以立即明白：“文革”時人們之所以狂熱地把無數的人名、地名統統改為“向陽”、“向東”、“衛紅”等等，其文化源頭乃是出於先民對於本族圖騰的無限崇拜、出於必須隨時隨地對之仰賴和皈依的原始思維定勢。

中原的華夏民族崇拜太陽亦有久遠的傳統，郭沫若曾根據殷墟甲骨文的記載指出：“殷人於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20]；這種一早一晚必不可少地膜拜“紅太陽”，很容易讓人想起三千年後的“文革”時風靡全國的“早請示”、“晚彙報”。近年的研究者亦指出；與古埃及、印加人和墨西哥人等皆奉太陽為自己的保護神相類似，“商人的先祖被稱為少白皋，無疑具有'太陽'的意義。很可能是古商人尊奉太陽為保護神之後追諡先祖的名號。”[21]一直到春秋時，晉國巫師仍然把太陽視為本族的象徵[22]，可見在上古時代，對太陽的崇拜乃是全民族生存之關鍵。所以後人遍祀上天諸神時，仍以祭日為首，即《禮記》中所記：“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漢代鄭玄《注》對此的解釋是：“天之神，日為尊”；唐代也穎達《正義》的解釋是：“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雲'日為尊'也。”[23]而這種“紅太陽”崇拜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對其光照大地、賜福人間之大德大恩的竭力頌揚。例如晉人傅玄《日升歌》詠曰：“東光升朝陽，……旭日照萬方。皇德（王注：意為大德）

配天地，神明鑒幽荒。“[24]可見，從”東方紅，太陽升“的自然現象中體悟德配天地、照耀萬方的神明，這是人們古古習用的崇拜方式。又如朱元璋祭日時的頌辭：穹壤既立，神光運行；照臨下土，萬象昭明；形影俱分，四時序而天地位，發物蒙恩，凡在國者咸修祀禮。[25]這話是說：因為自開天闢地以來”民物蒙恩“，故此也就不能不對太陽報之以無限崇拜。同樣的意思在後來”文革“時是用無數最富激情的話表達的：”把長江大河都變成墨，把藍天和大地都當作紙，把山上的樹木都當成彩筆，讓天下勞動人民都成為詩人，歌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恩情”唱不完“[26].另外，人們崇拜”紅太陽“最通常的方式還有：把”紅太陽“的形象以及人們對之頂禮膜拜的形象描繪出來，使之隨外可見。在貧弱無依的先民看，種類似於族微徽和圖騰的形象無疑能夠給自己帶來福祉和佑護。所以在上古彩陶中，太陽是一種普遍流行的圖案，某些民族在建房時還要在房子上畫上太陽、月亮等圖案，認為這是吉祥的象徵[27].這些古老的觀念和做法都與後來”文革“時到處描繪太陽（當時稱之為”紅太陽光輝照大地“、”紅太陽光輝照萬家“）相去不遠。

二圖騰和“大救星”的意義及文化功能

從上節所述中外諸多實例，我們可以初步瞭解到太陽崇拜在世界原始文化中的普遍存在。在此基礎上，讀者可能隨即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原始時代以及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為什麼要對太陽等崇拜物和圖騰抱以無比虔誠的信仰，並不惜巨大的犧牲而對之加以神化呢？

作為曾經長期、廣泛地地支配整修世界的一種文化體系，圖騰制度的功能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也是與“文革”關係最為密切的，則主要有三個方面：1、對內凝聚、統一本氏族成員間的情感和建構血親組織，對外抗禦異族文化並與異族社會組織相嚴格區別；這實際上就是建立圖騰文化的載體和社會組織的形態；2、通過對圖騰和大救星的信仰，使處於貧弱危難中的氏族先民維持其生存延續的基本推動力，並且在能力從這低狹悲苦的物質生活水準中昇華出相對輝煌的文化制度和文化象徵；3、憑藉對圖騰和神物的信仰感知周圍的一切，從而建立起對宇宙的完整認識並在這千襲萬重的紛繁世界中確立每個人的位置。

宗教學研究指出：“恐怖創造了蓼上的最初的神”[28]，“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懼為基礎的。……恐懼是整個問題的基礎。”[29]這一原理對於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原始先民的知識和生產水平極為低下，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窮無盡的危險和災難的包圍之中，所以對於這苦難的恐懼成了他們思維的基礎。而太陽等神明的光輝，則是唯一能夠為他們或多或少驅走黑暗和點燃希冀之火的力量，即如費爾巴哈所說：如果太陽老是待在天上不動，它就不會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熱情的火焰。只有當太陽從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怖加到人的頭上，然後又再度在天上出現，人這才向它跪下，對於它出乎意料的歸來感到喜悅，為這喜悅所征服。所以佛羅里達的古代阿巴拉支人當太陽出山落山的時候，唱著頌歌向太陽致敬，同時祈請它準時回來，使他們能夠享受它的光明。

可見，造神以及對神的崇拜，是原始文化時代把人們從無邊黑暗中解救出來的唯一途徑。而造神的方式則是把人類自身的一切價值和活性萃集起來、奉獻給神明，而只有通過這種聚集和仰視的方式，不具備自覺意識的原始先民才可能使希望之光不致於淹滅在周圍無邊的黑暗之中。所以，“文革”中流行的“一切想著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著毛主席”等等誓言，決不是虛假的文字遊戲，而是真實而具體地重申了上述具有久遠的歷史的造神方式之基本內容。受害者對“文革”之造神運動的反思是：“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給人家。如果人家拿過去隨手一扔，或在人家手裡丟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個空殼，……你便永遠像個空紙盒那樣被遺落在世上，無法挽回”：“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31]千百年後人們還不得不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以全力延續那樣古老的造神方式，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因為：這種造神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生存和文明延續的最基本方式。

原始文化對神和圖騰的依賴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對於原始人，“萬物生長靠太陽”並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最為真實具體的生活內容：從創世神話到工具、生物等的發明神話，從生產、生活、生殖、語言文字直到每個人和整個氏族，都無一不是神明和圖騰的恩賜，關於這種生活狀態的描述，我們在今天任何一本人類學和上古史的著作中都可以隨處見到。這種對神明、圖騰和他們在現世之代表（酋長、巫師等）的崇拜，實際上是原始文化維持和強化其社會推動力唯一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說：一切為原始人類所迫切需要的生存條件和生存技能，只有通過神化的方式，才能夠得到強化的和發展。例如由於火的珍貴和必需，“非洲黑勒羅人把祖先崇拜和聖火崇拜聯繫起來，……火的生命和部落的生命是一致的。假如外來的首領獲得聖火，即成為黑勒羅人的主人和保護者”[32]；再如在蘇丹西部，鐵匠“像祭司一樣受國王和首領的保護”[33].又如我國廣西瑤族“認為某人在狩獵中百發百中，或者種植的穀物連年豐收，是神的意志所致，這些人自然為神所喜愛，可以擔任巫師。”[34]可見：在生產和社會不可能如現代社會那樣得到理性動力的狀態中，造神和圖騰崇拜就是維護其社會活性和內在的凝聚力所必需的。反過來說，崇拜者“把自己掏空了”交給神明和圖騰，其結果就是除了神以外的一切人都更加處於埤微無助的境地，從而極大地強化全社會對神的依賴，以致於把前引費爾巴哈所說“（由於神）我才成為某種東西，……我由於它而活著，由於它而存在”，變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公共意識。因世界範圍的原始崇拜中幾乎都有這方面的典型現象，比如創世神話和救世神話所一致強調的在神明拯救之前，人們災難的無比深重和萬卻不覆地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北歐神話中說：那一天，地獄中的惡狼逃了出來，曾經吞食了日月，地上成了一片焦黑。無數年之後，蘇爾（日神）的女兒繼母志驅日車行天空，於是地上才漸有生意。可見，只是因為有了“大救星”，宇宙才有倖免于沉淪在永世的黑暗之中，中國神話中的“女媧補天”、“後羿射日”之類，表現的也是同樣意旨。可見，每一代神君聖王臨世的目的毫無例外都在於救民於水火。

而仰賴大救星才得以生存，也是原始神話中“顓民”們萬世不移的傳統。這種“把自己掏空了”以奉戴神明的造神模式當然還有更典型的例子，例如韓非所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35]構巢、取火等等本來都是先民最基本的發明和技能，但是在原始文化中，這些不僅一定要通過創世神話、發明神話等形式完全奉獻給“大救星”，而且尤其要反過來成為大救星“王天下”的統治全法性之基本資源：聯繫上文所舉非洲黑勒羅人奉掌握聖火者為統治者等例子，可知在原始文化中這是普遍的準則。甚至到了很久以後的明代，人們仍然習慣地認為：“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36]一般來說，原始崇拜中的“大救星”總是首先通過許多非常具體的途徑解民於倒懸、賜福人類，例如上文提到的為民除盡諸惡獸、聖人為民發明火“以化腥臊”。又比如為民醫院病痛往往是救世神（以及他在人間的代理者）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在原始社會，巫與醫是一回事，中世紀的歐洲人普遍相信國王具有為民治病的神力，他的撫摸即可使病人痊癒[37]，甚至與聖王有關的一切物品，都具有驅趕邪魔、為人治病的神效[38].所以直到7世紀，人們仍狂熱地彙聚到國王身邊以祈求這種因賜，“據說查理二世在1660－1664和1667－1683年這20年間治癒的病人共達9萬以上，……當時有人聲稱查理二世摸治了'將近半個民族'。[39]中國民間這種信仰亦極普遍，例如南宋時鐘相自主為楚王，”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40]這種原始宗教的餘緒一直延續到”文革“，例如：在大寨，……有人甚至斷言：”毛澤東思想是靈藥，誰吃誰見效。“大寨有位社會員患了疾病，他靠背誦”老三篇“（按：”文革“中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救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稱為”老三篇“，意為它們是經典中的經典）終於戰勝了病魔，事後有人請他談體會，他說：我這個人沒文化，就能說兩句話：”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41]又如一首當時流行的歌典中所唱：啊！千年的鐵樹開了花開了花，萬年的枯藤發了芽發了芽。如今咱聾啞人說呀說了話，感謝毛主席因情大恩情大。[42]而在紅衛兵創作的讚美詩在強調了”毛主席呵毛主席，您就是太陽的化身“之後，也同樣要最後歸結在”毛主席的恩情呵千秋萬代唱不盡。“[43]諸如此類的內容都說明：”文革“之”紅太陽“崇拜的文化內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從原始崇拜中承續下來的。

在通過具體的賜福操作以濟助苦難中的眾多子民基礎上，“大救星”更偉大的意義在於：他是唯一能夠在整體上拯救人類的力量。烏斯納的《神明論》中說：對光的崇拜編織成整個人類的存在。它的基本特徵對所有印歐語系民族的成員來是共同的。……要處在陽光下，這就意味著要活著：“看見了光”，意味著誕生，“離開光”意味著死亡。……早在荷馬史詩時代，光就代表拯救。……這種直覺被直接轉化成真理和正義的至高無上的概念。[44]這段話概括的，是“太陽崇拜”中三個相互關聯的文化內涵：1、它是整個人類，而不僅是個別民族立身基礎；2、它是人類生存的每一環節、而不僅是某些環節存在的基礎；3、因此，對之的崇拜是絕對的和至高無上的真理。

在中國的原始崇拜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大救星”的這種普遍而至上的神性。

例如北方民族信奉的薩滿教“突出了對天的崇拜，使天的神格上升至到高無上的地位。”[45]而薩滿教中的護法神就叫作“下凡天”。薩滿教的祭歌是這樣歌頌和祈求這位神明的：藍色的天啊，順著天邊下來吧，拽著神樹的枝葉啊，快來解除災患啊哈嗒呵！

藍色的天啊，順著天邊下來吧，主持天邊公道吧，為百姓救苦救難啊哈呵？[46]可見在原始崇拜中，為百姓解除災患以及在更廣泛更普遍的意義上“主持天的公道”，這時圖騰和救世神的初級和高級兩項責任和特權。所以一直到《東方紅》中對“大救星”的歌頌，也依然是強調了“他為人民謀幸福”和“照到哪裡哪裡亮”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

在原始文化中，人們只能通過崇拜“大救星”而為自己在無邊的黑暗中尋找出路，所以直到中古時期，北方突厥氏族部落首領的名號仍然是“啟民可汗”[47]茫茫宇宙之中，只有他才能給子民開啟唯一的生路。而這種思維方式在“文革”中被原封不動地承襲了下來，所以當時的人們恰恰是把這種崇拜視為指引自己擺脫蒙昧的“紅太陽”。較之原始崇拜更壯麗的，只是人們將其神光膨脹到了新的極限；自從我遊過了無知的河流，登上了理性的彼岸，我才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偉大是遼闊的大陸一般。……我看見，毛澤東思想的太陽燈，已經把光明送到了地球邊緣；……不，這些又算什麼？毛主席胸中更有偉大的雄圖十萬；……還要讓風雲雷電聽候調遣。削平“世界屋脊”，造就一個新的華北大平原。填滿那巨大的太平洋，讓海水只占地球的十分之三。然後，我們將高舉馬列主義的太陽，驅散籠罩宇宙億萬年的嚴寒……[48]將“文革”時的這類創世神話、“紅太陽”神話與前引女媧、帝、“下凡天”等原始創世、救世神話略加比較，即可看出二者的邏輯前提、思維方式都是完全一樣的。

“把自己掏空”既然是原始崇拜的基本方法，那麼使“紅太陽”、“大救星”神光日著的造神過程，當然也就必然是崇拜者日益萎縮的退化過程。文學理論家劉再複先生曾記述這種全民族的蛻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們稱毛澤東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因為年青，這種說法尚有尊老的天真味。而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先生說話，也口口聲聲稱“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味道就不相同，後來，又聽到小將們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也還動聽，有些甜味，而聽到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先生唱，就覺得彆扭，……（又）讀了很多頌體詩歌、頌體散文和領袖握手而激動得像孩子一樣地器起來，特別是讀了七十歲的老作家還稱讚比自己年輕的“華（國鋒）主席”的面孔為“慈祥的面孔，”總是渾身不舒服。本世紀下半世紀（中國）大陸這種故作小兒態的撒嬌性的詩文實在太多，……好些老詩人老作家好像是“長不大的小老頭”。

其實，在圖騰和祖先神以及代表神意的祭司、酋長面前，子民們必須永遠處於無知無識的幼弱狀態，這本是上古原始崇拜的基本準則。所以一直到周代，人們在稟承神意時仍然循此傳統而誠惶誠恐地說：“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嗚呼，天明畏。”[50]上古史研究者根據古籍和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大量材料證明：這裡的“小子”並不是專指青少年，而是所有崇拜者在神面前的自稱[51].這項基本準則至少可以讓人想起前後兩個著名的例子：前者是中國古代最顯赫的政治家周公在其晚年向祖先神祈禱時，仍自稱“予小子”[52]；後者是三千年後的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反復重申：“我們……有錯誤就改，跟緊毛主席、跟得不緊，再犯錯誤，再改，再緊跟，就這樣，……我是一個老常員，時時刻刻跟毛主席也有時跟不上”[54]，可以原始崇拜的上述準則並不因相隔年代久遠就失去其效力。也許，費爾巴哈對原始崇拜之特點的論述能夠更清楚地解釋諸如此類的現象：宗教是人的幼稚的本質。或者可以這樣說：在宗教中，人是一個小孩。小孩子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我活動，來實現他們的願望；他們是向那些他們所依賴的人、他們的父母去祈求，為的從父母手裡得到他們所願望的東西。宗教起源于人類的幼年時代，也只在這個時代中才有其真正的地位和意義。[55]可見，宣場創世者的神聖力量能夠庇護幼弱無知的人類；或者反過來說：無數幼弱無知的子民必須與生俱來地仰賴這種神聖力量的庇護，這是原始崇拜以來眾多宗教自我神化的基本投資。

原始崇拜中這種祈母式的宗教情緒，同樣湧現在現代生活中，比如在1956年，在一位著名詩人的頌聖詩歌中，就充斥著諸如此類的句子：……毛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裡！……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寶塔山下留腳印，毛主席登上天安門！……社會主義路上大踏步走，光榮的延河還要在前頭！身長翅膀吧腳生雲，再回延安看母親！[56]每個子民必須隨時仰賴聖人慈母般哺育的恩德，他們甚至就是有幸吃到奶水的“羊羔羔”這種必須以無限的雌伏和幻弱可憐而體現出“大球星”浩蕩天恩的文化模式，其來源當然非常原始。甚至在1997年，已經八十三歲的作者還無限自戀地追述著這些詩句的產生原因：（訪問者問）：你那種不平常的觀察和感受。比如“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這樣樸實而生動的句子，是怎樣產生的呢？

（詩作者答）：這是生活給我的啟示。我認為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就是孩子在吃奶時眼望著母親，那種母子交流的眼神。在延安時我常去放羊的地方，靜靜觀察羊羔吃奶時的表情，那種人類是極其相似的。我是吸吮著延安母親的奶水成長起來的，因此，當重新回到母親的懷抱時，便自然地有這種聯想。[57]可見，回復到幼弱動物們最原初的生存本能，乃是這種崇拜方式的核心文化基因和文化取向。而這種取向在後來“文革”的“紅太陽”崇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所以當時人人必須每天多次唱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類似的例子比如在紅衛後創作的《紅太陽頌》中，作者署名為“北京向日葵”，並寫道：“呵，北京！世界的延安呵，太陽的故鄉！我手撫天安門紅牆，像孩子呀依偎著親娘。”[58]又如歌曲中記述紅衛兵受到毛澤東接見之後的感受：“紅彤彤的太陽從東方升起，金色的陽光普照大地。為什麼太陽這樣暖，為什麼幸福熱淚流不息。因為我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啊哈呵，啊哈呵，敬愛的毛主席，不落的紅太陽……”[59]類似傾訴在“文革”中不計其數，它們也正是以這種最強烈、最廣泛的形式表明：億萬子民對“紅太陽”仰賴的無所不在及其向原始宗教中祈母情結的返祖。

下面我們再來看與上述內容密切相關的原始崇拜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即圖騰和神物崇拜曾是人們感知大千世界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渠道，憑藉這種崇拜，原始時代的人們才能建立對宇宙的完整認識，並建立起完整的社會組織。

從表面上看，原始崇拜似乎僅僅是一種崇拜者個人單純的心理活動，而不承擔無數更具體現實的更廣泛的社會運行職能，然而這種觀感多半是生活在具有完備的現代認識、信息系統和社會組織之中的今人之錯覺。實際上，對於原始人來說，在絲毫不具備上述理性化資源的情況下，他們對世界、對社會任何宏觀的認識和對文化體系的構建，都只能憑藉原始崇拜這當時人類唯一具有根本性的思維基礎。也就是說：“對原始人的思維來說，神話既是社會集體與它現在和過去的自身和與它周圍存在的特集體的結為一體的表現，同時又是保持和喚醒這種一體感的手段。”[60]如果今天的人們對此種原始狀態不太容易想像的話，那麼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在“文革”把人類幾千年積累的一切文明成果強行剝奪殆盡的“返祖”狀態之中（即所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人們的思維系統、語言系統、宇宙模式、生活模式、藝術模式、社會組織（例如常規社會組織破壞之後取而代之的大患聯，紅衛兵聯絡站、毛澤東思想宣傳站，解放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等一切一切環節，不是只有從“萬物生長靠太陽”這種具有高度“一體感”的文化核心之中才能獲得唯一的動力嗎？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下在中國上古神話中，包涵萬物的宇宙模式最初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樞也，……日月所入。……

顓項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61]在中國歷史中，這是一個經典性的故事，幾乎一切研究上古史、神話史的著作對於它的內容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而我們對關於這個故事的兩段傳說一產引用，乃是因為它們說明了原始崇拜之“宇宙秩序論”的兩項基本原則：1、天尊地卑的統屬關係和整個宇廟萬物的佈置次序，都是以日月山之數“天樞”為核心而建立的；2、圖騰以子民的統轄庇護與子民對圖騰的無限崇拜，乃是天地萬物生息運邁的基礎；這個前提一旦喪失，整個宇宙秩序就隨即陷入混亂，而使這個前擔重新確立，則必然可以救一切生民于水炎。

以圖騰或祖先神、創世神為核心而建立宇宙秩序以及其中萬事萬物間的組合關係，這實際上是原始先民以氏族社會為模式而對宇宙的想像。摩爾根曾引用格羅特的話說：“氏族觀念包含著一個信念，即相信有一位共同的始祖，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氏族成員卻把它視為神聖深信不疑；並且以此作為他們之間相互結合的一條重要紐帶。……所有的氏族在制度和想像中的基礎方面是相同的。”[62]可見在第一個層面，圖騰是建立氏族內部關係、維繫其統一的核心。然而宇宙萬物畢竟是一個比氏族本身更廣大得多的神秘對象，那麼其間的次序和關係又是什麼樣的，它們要以什麼為核心呢？對此，印席《吠陀》詩歌中關於太陽的神話是這樣敘述的：起初，太陽在祈禱中一再被稱為生命的給予者，後來又被稱作萬物（運動和靜止的）的呼吸和生命，最後，太陽成為萬物的創造者。一是指毗首羯磨，通過他，世界上的一切聚到一起，二是指生主，即人和一切生物的主。有位詩人說到：“沙維德利用繩索把世界縛緊”，……另一位詩人宣稱：“天是太陽支撐起來的”[63].又比如在墨西哥南部的查穆拉人的原始崇拜中；在查穆拉人的思維和象徵中一個根本的和不可替代的象徵，是太陽，或稱“我們的父親”。從觀念上說，太陽包含了直線的循環的和世代的絕大多數時間單位，同時也決定著空間的界限，決定著宇宙水平和垂直兩方面的再劃分。絕大多數的神靈和所有的人類，都和“太陽一創造者”

有血緣的或精神的聯繫。……白天和黑夜，一年一度的農業週期和宗教週期、季節的交替、日期的劃分、大多數植物和動物，天上的星星，全都是這位創造者以其自身的生命力創造的。[64]由此可見：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崇拜之中，“萬物生長靠太陽”所強調的都不僅是太陽或圖騰對萬事萬物的逐一創造和賜生，而且更是對涵蓋萬物的逐一創造和賜生，而且更是對涵蓋萬物的宇宙體系之結構、秩序的建立與維繫。所以宗教社會學研究指出：與現代文明使社會秩序不斷趨於世俗化恰恰相反，“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聖的持征。……首先只有借助於聖者，人才可能設想一個宇宙。”[65]中國神話對原始崇拜的這一基本原則變有詳細的闡揚：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介穀蔬，……故祀以為稷。……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能序三辰以固民。能單均刑法以儀民。[66]與前文介紹的子民對救苦救難、賜福施恩之神明的直接仰賴相比，圖騰和昊天上帝的這種對宇宙秩序的安排、以及在此背景和基礎上對現世秩序的規範（“固民”、“儀民”），顯然具有更高的文化制度意義和更為完整的文化體系意義。反過來說，子民在日常生活每一環節對神明的仰賴（“百穀百疏”、“百物”等等）不僅是一種局部和暫時的受恩，而且統統不過是圖騰和昊天上帝對整個宇宙（無所不包的空間和永恆的時間）遍覆備載的有機部分而已，所以這每一次對神明的感恩戴德不僅更加成為必然，而且無數次的這種感戴不僅更加成為必然，而且無數次的這種感戴也勢將上升為一種完整的宇宙模式、思維模式和圖騰文化制度。在世界一些原始宗教中，圖騰的這種對整個宇宙的統馭和維繫是以非常形象的方式表述的，例如：“婆羅門教待行為，世界起源於一個無限大的蜘蛛，他織成從它腸內出來的這一整個複雜的龐然大塊。”[67]在中國的原始文化中，上述宇宙模式和對宇宙覆備載的涵蓋也同樣是基本的原則，例如匈奴酋長的名字“單于”的意思，就是像無邊的天空一樣遍覆備載[68].原始圖騰文化這種體系性的內在邏輯，經秦漢大一統文化制度建立後人們的整理發展而變得更為清晰，例如漢人祭天頌辭就特別強調只有在皇天統一的庇護下，塵世的萬靈萬物才能得到生命和存在價值：“皇皇上天，照臨下土；……庶物群生，各得其所。”[69]又如漢代人對上引《國語》、《墨子》中諸天帝創世神話的解釋，就特別強調這種創世是“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順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悅）夷”：“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70]；總之，它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宇宙制度和文化制度。需要提及的是，儘管儒學體系中一方面存在著“不語怪力亂神”[71]的非宗教化傾向，而另一方面卻又總是要對包括原始崇拜在內的各種宗教加以繼承和利用，這種複雜的情況要到筆者以後的論著中才能詳細討論，但現在至少可以指出：上引《國語》中關於圖騰和天帝創立世界、種植百谷、平九土、命百物、序三辰的神話，被儒家經典原封不動地傳抄了下來[72].成為後來中國幾千年間正統意識形態中的組成部分。這種情況與“文革”中一方面竭力“破四舊”、“破除迷信”、“反潮流”，而另一方面又狂熱地崇奉“萬物生長靠太陽”十分相似。

“文革”中，以“萬物生長靠太陽”為核心而建立整修宇宙中完整的文化體系、文化制度和神話般的世界秩序，這曾經是億萬中國人最熟悉、最熱衷的事業，對之的描述汗牛棄棟，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兩例：……世界人民終於找到了最偉大的救星，驚濤駭浪裡燦爛的塔燈！三十億人憧憬著北京，火紅的太陽城。世界革命大軍，集結在毛澤東的紅旗下，必勝的半爭，就從這裡啟程！呵，此該，黑人戰士，蘇聯水兵……在諦聽，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激動得淚花瑩瑩；湄公河畔的姐妹採擷芳香的黃花，千百次歡呼萬歲毛澤東！迎接紅太陽巍巍東升……[73]文革時的報紙上常出現整版的“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或“世界人民支持文化大革命”，圖文並茂，具體生動，無數感人的例子曾經使人熱血沸騰。如某國勞動人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珍藏著寶像寶書，堅持早請示和天天讀；蘇聯的老工人、老黨員如何努力學習毛選，怒斥蘇修叛徒集團的罪行。我記得還報道過這樣一件事：在非洲某海港，一位黑人碼頭工人向我們海員要毛主席像章。海員見他光著上身，不無猶豫，不知他將如何佩戴寶像。但這位工人獲得像章後，毫不猶豫地將它別在胸前的肌肉上，並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現在看來，這類報導的真實性是可想而知的，但當時卻曾使六億人民倍受鼓舞……[74]與描寫圍繞日月山、天樞“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的原始神話一樣，諸如此類不計其數的“文革神話”也具有非常具體、現實的文化功能：既然“萬物生長靠太陽”是唯一具有終極價值的世界組織形態，那麼這種形態的核心和發源地（“文革”時流行的說法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以及諸如“文革”等維繫和弘揚這一核心的文化制度，也就具有了無比神聖的地位，並理所當然地成為“倍受鼓舞”的八億人民唯一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說：神話有建立習俗，控制行為準則，與賦與一種制度以尊嚴及重要性的規範力量。

神話在原始社會中施行一種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話表現信仰，加強信仰，並使信仰為章典；……它保證儀式的效用並指導人類的實際規則。[75]很顯然，“文革”之所以能夠成為對整個民族具有無比強大規範力量的“章典”，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原始文化的上述規律依靠“萬物生長靠太陽”的神話和信仰才實現的。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原始崇拜是上古時代的文化形態，“而文革”是中國現代社會的產物，兩者的時間上的間隔極大。所以其間的中間環節之意義即十分重要。這個作為渡橋樑的中間環節，就是中國古代文化中幾千年始終延續不斷的神化王權的傳統。通過這種承傳，原始時代的圖騰和紅太陽崇拜不僅沒有因為年代的久遠而歸於湮滅，而且反而得以不斷光大，例如人們不僅稱頌君王輝如日月，而且認為他開創了整修宇宙：高祖太宗，始造區夏，辟乾坤以覆載，揭日月以照臨（按：“揭”為高舉）。盛德耿光，格於上下。[76]這儼然就是一千年前的《東方紅》了。

而稍微熟悉中國的人都知道：這類頌歌在中國歷史上增經不計其數，所以稱頌帝王像太陽一樣光明並具有天地一樣廣大的恩德很早就成了一種成語，例如唐代常見的說法：“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77]：“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

[78]後來例子如朱元璋的諡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79]，也是全力突出他開壁天地、確立宇宙法則的無比神聖偉大。”而廣大臣民們則更習慣于神君主如天地一樣澤惠“萬物”，比如明代通俗小說中對朱元璋的歌頌：“聖主如天萬物春。”[80]上述的文化傳統（從其信仰方式到語言模式）對於“文革”的造神運動，當然有著直接和顯著的影響，比如“文革”時江蘇農婦顧阿桃以無限崇敬毛澤東、每日每時以毛澤東的“教導”作為自己行為的座右銘，她因此而被尊崇為全國人民的楷模並被送到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接見；而當她見到毛澤東時，“心裡念了四個字'皇帝來哉'”，並激動緊張得打翻了面前的茶杯。[81]在以後的論著中筆者還將更詳細地說明：這類以神話帝王的方式而崇拜“紅太陽”，依然是整修原始文化體系在後世遺傳演變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所以甚至連“海深河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放之四海而皆準”等等“文革”流行語彙，都是從神化王權的傳統中直接襲用的。

三“早請示”、“晚彙報”與降神、禮神儀式

我們在上節中指出了圖騰和大救星的三大文化功能。顯然，它們之中的任何一項對於氏族社會和原始文化來說，都具有無比崇高和生命攸關的意義。所以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在原始文化時代，人們需要通過什麼具體方式以表現他們對圖騰和大救星的崇拜？這些崇拜方式又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我們說，這種崇拜形成至少要具備兩方面的社會功能：1、必須使崇拜者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向神明奉上自己的“無限崇拜、無限信仰，”同時又能使他們最大限度地感受到神明的崇高和無所不在；2、必須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懲罰任何對神明的損害。因為對於原始人來說，這些要求的意義重大，所以它們也就相應地形成了原始文化中兩項最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制度：一是獻祭、祈禱等降神、禮神議式，二是禁忌制度。為了使眉目更清楚和行文的方便，我們在本節和下節對這兩項基本制度分別加以敘述，但記者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是其宗教原理還是其具體表現，也不論是在原始文化時代還是在後來“文革”時代，這兩項制度都是有關最密切的聯繫。

“早請示”、“晚彙報”是“文革”之造神運動的典型產物，其方式拙撲粗陋，雖然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之，一從宗教儀禮的進貨程度來看，且不說與基督教等世界其它宗教相比，即使與《周禮》、《儀禮》等所記中國兩三千年前的國家宗教形式相比，它也仍然停留在極為低級的原始階段，這是中國民間宗教始終保持其原始內核的又一具體例證。同時也說明，“文革”在諸如此類的許多方面與原始文化相去不遠。而這樣簡單粗陋的文化形式竟然在現代，長時間成為億萬人生活中的首要內容，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不簡單、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早請示”、“晚彙報”是從“文革”初期開始，一直接續到1971年林彪死亡的“9.13”事件這期間，幾乎每一個中國的成年和青少年每天必要集體參加或獨自實行的一種禮儀。“早請示”的方式是：每天早晨所有人在毛澤東畫像前列隊肅立，再大聲念誦：“敬祝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同時將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靈》舉過頭頂，隨著“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的頌祝聲有節奏地揮動。然後高唱《東方紅》，念誦毛澤東的某些語錄。“晚彙報”的方式與“早請示”大致相同，只是將唱《東方紅》改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其歌詞本章開頭曾引用）。

那些年間流行的類似儀式還有“天天讀”（即每天恭誦毛澤東的語錄或文章）、“語錄操”、“忠字舞”等等。總之，包括崇拜者敬慎的態度、虔誠的祝頌、起輔助作用的樂舞等宗教禮神神式的基本內容，都借“早請示”等形式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禮神崇拜的儀式是宗教教義和宗教組織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宗教三大基本要素之一，它在宗教中的作用是最為明顯的。古人說：“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行人也。”[82]這就是說：祭祀是將人與神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它能夠使人產生當面謁見神明的感覺，喚起人們宗教熱情的最直接方式。

禮神儀式的上述作用還因多數情況下眾多信仰者的共同參與而更為強烈。宗教心理學指出：崇拜可以在獨處的環境裡發生，但它往往在公眾崇拜儀式中變得制度化了。……一個牧師給崇拜下的定義是：莊嚴環境下的一種社會性儀式，在其中人們把參與時刻的體驗作為廣泛價值過程來讚美。崇拜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有：（1）共有神秘物，（2）共同的價值觀或罪感，（3）願意把根本上是人類感受的東西轉變為象徵和儀式。這樣意義上的崇拜，決然不會是全然個人的事情。[83]這種公眾崇拜的例子如有薩滿教的膜拜禮儀上，由薩滿唱請天神“主持天的公道”，“為百姓救苦救難”的祭歌，“每當薩滿唱完一句的時候，通常都由參加祭天的人們眾聲齊和'呼咧，呼咧'，表示上天已經飄飛而降，形成一片呼天叫天的神秘氣氛。”

[84]“文革”中的“早請示”等顯然與這種集體膜拜十分相近，而更為典型的例子當然是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位當年的紅衛兵詳細寫當時的場面和感受：……天安門前擁擠著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真是成千上萬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成千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狂熱場面！成千上萬紅衛兵匯成的人海，在天安門廣場擰出海底穀裂般的漩渦！每個人都像一顆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渦中打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著魔了！萬語千言成一句話，有拍節地喊叫：“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85]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期望神性的人或事物“萬壽無疆，”這本是從“靈魂不死”等原始宗教觀念發源的，在巫覡看來，他們的這種祝頌語言含有能夠確實使人“萬歲”的法力。

禮神儀式既然是收與神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和獲得宗教體驗的方式，那麼對於崇拜者來說，它當然就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古代印度婆羅門教的“祭祀即無生活可言。”

所以它規定“人在一生中的重要關節時期和各種重要活動，莫不要舉行祭儀，從而把人的生活行為和思想嚴格地束縛在婆羅門教的教義規定和行為規範之內。”[86]因為其基本信仰的相通，所以這種禮神儀式就與“文革”時的“早請示”幾乎一模一樣：每天早晨，婆羅門都以單腿站立……向太陽致敬。面向東方，他廣張兩臂，好像抱什麼東西，並重複下列的祈祝壽：“光線通過奇跡般升起的莊嚴火紅的太陽，以便照明世界。”“它升起來了，……諸神力量的中心點，它用自己那光輝燦爛的網佈滿上空、大地和遠天，它是所有不動的和動的東西的靈魂。”[87]又如為了崇拜紅太陽，“北美太平原幾乎所有部落都跳一種名叫'太陽舞'的舞蹈。”[88]而“天理教”等我國民間教派中流行每天跪拜太陽，並把這種“天天拜”作為教派的基本儀式[89]，“皈一道”則要求信徒每天叩拜太陽、北斗、南斗等“大救星”，每次叩頭900餘次，所以此教派號稱“每日四千個響頭”[90].顯然，諸如此類頻繁舉行的禮神儀式不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宗旨上，都與“早請示”、“晚彙報”等十分接近。甚至在更為具體的方面，“早請示”、“晚彙報”、“語錄操”、“忠字舞”等等也完全是宗教禮神儀式的重演。

在“文革”中，與“早請示”等“紅太陽”崇拜儀式相伴生的，還有支員全社會的人力物力印製毛澤東的畫像、著作，製造各種材質的毛澤東像章、繡像之類狂潮。據一位“文革”文物收集專家的研究：大規模製造像章的歷史自一九六六年開始，至一九七一年夏結束，五年時光，據說造出了超過一萬種，至少二十億枚。……單是外型，就有圓的，方的，橢圓的，長方的，五角的，六角的，七八九十角的，和說不上算什麼形狀的。而形象更五花八門，頭像、半身像、全身像、側面、半側面、正面、青年、中年、老年、講話、讀書、閱兵……再配上松、竹、梅，日、月、星、紅旗、天安門、延安城……還搭上少至二字、多至上百字的政治口號和語錄，真是變幻無窮。[91]所有這些當然也是古令中外宗教史上偶像崇拜和經典崇拜中最極端的例子。

如同我們在上節介紹圖騰崇拜的文化功能時指出的一樣，“文革”的上述對“紅太陽”的崇拜禮儀、偶像崇拜、竭力祝頌等等，也並不僅僅是簡單的情感表達方式，而是承擔著建立統一的文化制度、語言模式、思維定勢等等更根本、更廣泛的社會功能。這是因為，禮神儀式是切人神關係和崇拜方式的高度凝聚，同時它又過來給人們的日常行為以普遍的規範和指引。早如兩千年前的《禮記》就曾明確指出，祭祀過程中對神的崇拜方式具有極為廣泛的社會意義：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92]禮有五徑，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於心也。……廟中者，竟（境）內之象也。……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端其義，而教生焉。……故曰：祭者，教之本也！[93]而這種把禮神儀式中“順以聽命”、“自中出於心”的崇拜方式推廣之、教之，並作為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一切行為規範的本源，則是後來人們在“文革”中最熟悉不過的事情。舉例來說，當時人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毛言萬語彙成一句話：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萬壽無疆！”而這話包含的至高無上的準則是：全社會中任何行為或話語如果不能匯人“紅太陽”崇拜，那麼它們就不僅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必須被作為全民公敵徹底剷除。也正因為真實地反映了這種社會文化準則，所以諸如“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揮手我前進”[94]：“一切想著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著毛主席”等等誓言，才能成為當時億萬人的座右銘。

四圖騰和“紅太陽”等神聖事物的禁忌性及其在“文革”中的普遍存在方式

“上綱上線”我們在上節開頭時指出：在原始文化中，對圖騰的無限崇拜與對圖騰極為嚴格的禁忌，是兩項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根本制度。如果今人對這種聯繫在上古時代重要性之表現感到遙遠的話，我們仍然可以從盡人皆知的“文革”時的例子入手：毛主席啊，……我們對您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崇拜。最偉大的毛主席啊，億萬雙眼睛望著您，億萬顆紅心獻給您。……該反對您，就是挖我們的心，要我們的命。為了捍衛您，上刀山，下火海，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心甘情願。[95]“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誓死保衛您的革命路線，……誰敢反對您，我們就打倒誰！誰敢詆毀您的光輝思想，我們就造他的反！誰敢動無產階級司令部一根毫毛，我們就砸它個稀巴爛。為了保衛您，我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96]這些效忠宣誓中所說用盡一切語言、方式、時間、空間以崇拜“紅太陽，”本是我們在上節中介紹過的內容。而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無際崇拜”始終是與對任何危害“紅太陽”的可能之極度警惕與極度仇恨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即上文所說“誰反對您，就是挖我們的心，要我們的命；”我們“就砸它個稀巴爛”云云。對“文革”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類似的極度警惕與仇恨在“文革”中是與“紅太陽”崇拜形影相依的伴生現象，例如幾乎任何文藝傷口都可能被視為射向“紅太陽”的毒箭：敬愛的常中央和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而一夥反常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分子卻白日作夢，妄想摘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要大吼一聲：住手！一萬個不行！我們要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對革命！[97]此類例子在“文革”中不計其數，值得深思的是：1、這種與“紅太陽”崇拜相伴生的、對任何可能危害“紅太陽”的事物之極度警惕與刻骨仇恨是從何處發源的？2、其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特點、原則是什麼？瞭解了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立刻明白圖騰制度中的禁忌原則在“文革”中的普遍意義。下面依次來看。

“文革”時，億萬人曾經端神經質地想像和搜覓任何可能危及“紅太陽”光輝的敵害，並且用盡一切最兇殘的手段對之加以征罰。人們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衛東”、“衛紅”，把自己的組織命名為“紅衛兵”，以標誌整個民族生命的全部意義即在於“誓死捍衛紅太陽”，紅衛兵們甚至崇高著這樣的誓言：“我是一發穿甲彈，時刻在炮膛裡執勤！”[98]這一切對於生活在理性社會中的人來說，可能是難於理解的；但是，如果站的原始文化和圖騰制度的思路上，這種局面卻是理所當然和毫不足怪的。

我們已經指出，由於圖騰和“紅太陽”、“大救星”對於氏族的生息繁衍、宇宙間的萬靈萬物仍至宇宙結構本身，都具有須臾不可或缺和至高無上的意義，所以在原始文化和圖騰制度中，人們一切所作所為的最終目的，都在於弘揚和維繫圖騰和“紅太陽”至上的神性。其主要方式之一，即是通過祈禱、祝頌、偶像崇拜、靈物經典崇拜等形式而使神明成為“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然由於圖騰對於原始人的無比重要性，所以對它僅用這樣一種積極的方式加以崇拜是遠遠不夠的，為了保證其神性“永遠不落”，人們還必須用最嚴格的防禦方法以使免受任何可能的損害，這套方法就是原始文化中另一項重要制度禁忌。

在人類學中，“禁忌”又被稱為“塔布”，它是taboo 或tabu的音譯。塔布源於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亞群島上著人的一種典型的原始信仰。即：許多事物，特別是酋長、巫師、祭司、祭祀地、聖物等神性的人或物之中，有一種叫作“瑪納”的神秘力量。土著人崇拜“瑪納”，同時認為凡是具有瑪納的人或物都是危險和不可接觸的，這種危險和不可接觸性就被稱為“塔布”。他們“對於具有瑪納的塔布，規定有嚴格的禁令和戒律，人們不得隨意接觸，否則必將受到超自然的災難性的征罰。輕者危及個人，重則禍延氏族。”[99]可見在原始文化中，神的崇高性與其禁忌性是密切相連的。

原始人認為周圍的世界隨時隨處都充滿了神秘的、能夠致人禍福力量。所以對於他們來，就必須發明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禁忌，以使自己不至於觸犯這無所不在的神秘力量並導致災禍臨頭。直到原始社會以後很久的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人們在許多方面仍然沿用著古老的禁忌原理，例如忌說某些字眼兒，忌食某些食物，忌某些動作或服飾，忌讓婦女和殘疾人（古時認為他們不潔）參加祭祀、喜慶等吉禮[100]，等等。由此可見在原始社會，禁忌制度之普遍和嚴格以及人們對違反禁忌之後果的巨大恐懼。所以人類學家指出：“野蠻人的禮文非但嚴格，簡直嚴格得可怕。”[101]在原始文化中，由於酋長、國王、祭司、巫師等是圖騰的子孫和代表，所以與他們巨大的神性相伴生的，即是圍繞著他們的較之普通人嚴格得多的禁忌性。

因而弗雷澤在詳細介紹原始文化中的各種禁忌之前著重指出：“我將特別從那些具有神性的酋長、國王和祭司方面舉例，因為這些人比之普通人更受到各種禁忌的屏護”[102].比如凡人不能接觸他的身體；不能觸摸他的用具；他的頭髮、指甲不能隨意修剪；他不能出現任何哪怕是最細微的衰老跡象、而必須永遠神采奕奕（與此類似，在“文革”中，毛澤東的病情亦是最高度的政治機密），等等等等。

可見，不惜任何犧牲而從一切方面防止和懲罰對於圖騰和酋長可能的損害，這是原始文化最生要的內容之一。

說明了上述原因，也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既然人們仍然如圖騰文化一樣認定“萬物生長靠太陽”，那麼有關“紅太陽”的禁忌就只能是最為嚴格和不惜任何犧牲的。例如古人反復強調必須對天地、日月保持極大的敬畏而不能有比毫冒犯，明太祖朱元璋因見唐代韓愈文章中有“日月，不足為明”的句子而專門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批判韓愈這種對紅太陽光輝的懷疑“是何言哉！”[103]西方中世紀的例子，比如教會認為：“褻瀆聖物是極大的罪惡。……每個瀆褻聖物的人都應該受火刑，……這種罪惡真實大得不可想像。”[104]褻瀆“紅太陽”神聖尊嚴者的無情撻伐和剿滅，例如姚文元“著名檄文”：（陶鑄）一面說，人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党和領袖”；一面公然借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駡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在黑點。”“太陽本身上不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駡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黑話，正好暴露自己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物。[106]把異族的圖騰和異教的神明視為與本族圖騰為敵、因而必須被徹底剷除的魔鬼，這是原始文化的普遍原則，則姚文元正是恪守著這一根本的禁忌原則而強調人們必須絕對承認太陽沒有任何“黑點”，其神聖性永遠不會“過分”，否則即是與之為敵的“鬼物”。在“文革”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簡稱“三反分子”）幾乎即是“牛鬼蛇神”的同義詞，這也是因為按照圖騰制度的原則，觸犯聖物禁忌者即被視為敵族鬼靈的同類。

圖騰既然必須受到全民族最為縝密的保護，那麼禁忌原則和氏族習慣法當然就決不會僅僅懲罰上述多少是主動冒犯“紅太陽”之神聖性的“鬼物”，而是必須毫無例外地禁止和嚴懲任何有意或無意、已經或僅有哪怕最微小的可能、實際或僅被懷疑是對“紅太陽”的損害。由此我們可以注意到本節要介紹的第二項內容，即圖騰禁忌的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特點是什麼，以及它在“文革”中的普遍意義。

我們說，禁忌是圖騰制度中防止圖騰之神性受到任何損害的基本方式。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任何損害”，並不是指理性社會中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些有限和確實的致害因素，而是指原始思維所感知和認定的、幾乎是無所不在和無窮無盡的致害可能，即如人類學家指出的：對原始人的思維來說，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原始思維）給任何使它驚奇的事件都憑空添上神秘的原因。由於神秘力量永遠被感到無處不有，所以，我們越覺得偶然的事件，在原始人看來則越重要。這裡不需要對事件的解釋；事件自己解釋了自己，它是啟示。

由於原始思維認為天地間兒乎任何細微、偶然的事物都與世界的本源之間有著神秘必的聯繫，所以原始人認定致害因素是無所不在和永無止息的；因此他們在防範這些因素時，也就具有不可思議的警惕性、敏悟力和非凡的聯想能力。顯然，由於圖騰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所以當人們以禁忌制度來防止其神性受到損害時，就理所當然要把上述警惕性、敏悟力、聯想力發揮到極致。其結果，就是圖騰永遠處在無所不在和無窮無盡的危害包圍之中，而一切社會成員的責任則在於永遠和隨時“誓死捍衛”圖騰的神聖性，從一切最偶然的地方發現危害圖騰的因素並給予無情的懲罰。

在理性思維來看，圖騰的禁忌性往往是極端神經質的，所以不僅一切對它直接的觸犯（例如誤傷了植物圖騰或動物圖騰）會導致觸犯者本人乃至全族的災難，而且無數在理性思維看來是最平常不過的舉動，在原始思維看來卻是圖騰最嚴重的觸犯，即如費雷澤在分析酋長們身上的禁忌性時指出的：這種神人既是造福也是降禍的根源。對他不僅要加以保護，同時也要予以防衛。他神聖肌體如此纖巧，稍一觸及，便致混亂，好像充電假地具有強大的巫術的或神性的力量，凡與之接觸，便會放射出來，造成嚴重後果。……他的巫術性的特質，就極嚴格的意義來說，是觸染；他的神性是火，在恰當的控制下可以造福無究，如果掉以輕心，不加局限，便將燒毀與之相遇的一切。因此，對其禁忌稍有違犯便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凡違反者，如同把自己的手插入聖火之中一樣，當即枯萎毀滅。[107]所以對於原始人來說，領袖既是最神聖偉大的，同時他也是最可怕的，例如北美溫哥華島的誇扣特爾印第安人的讚美歌唱道：“我非常畏懼我們的領袖，啊部落！我們的領袖使我們發抖，因為他是令人畏懼的偉大的力量，他是令人恐怖的偉大的力量，他是恐怖的最偉大的力量。”[108]圖騰制度中神明的上述“觸染”性，在後世仍有許許多多典型的遺制，比如直到明清，聖人聖物本身不僅是絕對不可觸犯的，而且其神聖的禁忌力依然與上古時代一樣，會隨時隨地擴散到其周圍的廣大範圍內的無數附屬物之中，從而使任何極偶然的觸犯者立即遭到滅頂之災。[109]所以這種原始的“觸染”性也就很自然地一直延續到“文革”中的“紅太陽”崇拜之中從正面來說，“紅太陽”的神聖性同樣可以通過極其偶然短暫的接觸面像電一樣猛烈釋放、廣泛傳播出去，例如外交部長陳毅表彰的例子：有的外國人一下飛機，就要見毛主席，說五分鐘就行，隔五米遠見到就行，有的安排上了，見了毛主席，握了手，兩天不洗手，用另一隻手洗臉……[110]同理，從與此相反相成的另一面來說，“文革”的禁忌制度也必然是充滿電一樣的“觸染”性，必然是極端神經質和“令人畏懼”的，所以它對任何哪怕是極偶然地觸犯“紅太陽”之神聖性者，亦統統給予毀滅性的打擊而決沒有寬赦的可能。如以下的事例：哪陣子為一句話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勻那兒就大部分的現行反革命罪。我們屋裡有個犯人，以前是農協會主席，罪名就因為下山到集了上買毛席石膏像，那會兒不叫買，叫“請寶像”，不是他這樣出身好的還沒有資格“請”。那玩藝兒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繩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邊兒倆，後邊倆，就這麼背著趕路。沒想到還沒出來集子就讓人給抓住了，好嘛，“現行反革命”，立時就抓起來，家也沒讓回，進大牢了，五年，您說冤不冤？[111]還有一個同學也揪出來了，為嘛呢？他寫大字報，寫完涮筆水啊那麼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臉上一溜，嚇壞了。他趕緊疊巴疊巴，也不敢燒，壓在自個褥子底下。過些日子他給忘了。後來學校鬧臭蟲，挨屋打藥時發現，當場就揪出來了。

駐軍（按注：即“文革”中由毛澤東發佈命令派駐每個學校的“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馬上進監獄，馬上就判，快極了，也是十年。

那真的太厲害就是。比白色恐怖還厲害！[112]如果說諸如此類對“紅太陽”禁忌的觸犯還有一鱗半爪的實跡，那麼更多的慘禍則是因為種種匪夷所思、毫無蹤影的“觸染”而降臨的。例如毛澤東在1927年準備“秋收暴動”時，曾被敵人抓住，後來他躲在水溝僥倖逃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元勳謝覺哉曾將此經歷寫成文章，以歌頌毛澤東臨敵時的機智。“文革”前，山東省一位姓李的小學教師又將此故事作為領袖的光輝事蹟向他的學生宣講。萬萬想不到，這競然成了他褻瀆神聖的罪證和使他家破人亡的原因：（一九）六五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們爭著要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便回過頭來，翻箱倒櫃，查找有哪些對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有位教師提出，一次他聽李教師講過，毛主席當年在瀏陽被白軍追得趴在水溝裡藏身，這是赤裸裸誣衊毛主席。偉大領袖怎麼會被敵人追得趴在田間水溝裡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這就以“特大現行反革命案”

上以委。馬上縣公安局來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說：“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毛主席膽略過人，機警智謀，我是真心歌頌毛主席呀！再說這故事又不是我瞎編的，是從書上看來的。”公安局叫他說出是哪本收，他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沒有根據，就是他編的，這是抵賴和頑抗！很快，很簡單，判他八年刑，打入監獄。[113]又比如一位知識分子只因為隨手在“寶書”上寫了幾條注文，就立即成為觸犯禁忌、罪該萬死的“反革命”：中午，朱學逵自殺。上午開鬥爭大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會後即有大字標語要求逮捕他，朱恐甚。……王緯奉命監視，經四樓時朱稱如廁。

王不備，朱即以身匿擋板後，由窗口躍下，……上月剛剛結婚，現又一鬥而死，慘矣！……朱不過是一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只不該對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選上加了“批註”）[114]佔用更多的篇幅以舉例證明“紅太陽”禁忌的“可怕”，這可能是多餘的，因為幾乎任何一個現在35歲以上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必定曾經親手實施、親身遭受或親自耳聞目睹過千百件這一禁忌的實例。而更值得研究者留意的，還是“文革”對原始文化特有的神秘的、非理性的感知方式（即如上引弗雷澤介紹的毛利人酋長的禁忌力可以通過氣、火、罐、食物等的過渡而與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發生必然的聯繫，使之成為觸染者並因此死亡）的直接繼承。比如一位朋友告訴筆者的真實事例：他的一位姻親在“文革”中被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判處八年徒刑，原因是他看到餐廳售飯口的上方高懸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標語，而下面很近的地方又縣掛著寫著所售菜肴的品名和價格的價目板，例如“豬頭肉兩角錢一盤”等等。他認為這可能造成對“紅太陽”的不恭，所以把這想法告訴了餐廳人員，請他們改變菜肴價目板的懸掛地點。沒料到他把“紅太陽”與“豬頭肉”一併提出這種聯想方式，即被認定是罪大惡極，他亦因此而立即成為“現行反革命”。顯而易見，如果不是因為聖人聖物與幾乎任何事物之間都可以通過神秘、異常敏感的“觸染”而將其可怕的禁忌力傳播出去，那麼上述聯想也就根本不可能導致違忌者必然的災難。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不論是原始文化的圖騰禁忌還是“文革”時的“紅太陽”禁忌，都確如弗雷澤所說“好像充電似的具有強大的巫術或神性的力量”。而“文革”時“紅太陽”禁忌在整個民族中長期成為至高無上的準則，這也再次有力地證明：把天地間的一切都置於圖騰神光之下的原始社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化體系，一旦後人遵從原始崇拜的原則而重新信奉“萬物生長靠太陽”，那麼他們祈乞的結果就決不僅僅是“比天高、比海深”的無限恩庇，而必然是包括可怕的禁忌制度在內的整個原始文化體系的強大規範力。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禁忌在“文革”中具有的普遍意義決不局限在“誓死捍衛紅太陽”本身，相反，按照禁忌的“觸染”原理和原始思維神秘的“互滲”原理，凡是附屬於“紅太陽”的一切一切事物（如神聖的組織、社會形態、隻言片語、“親密戰友”、名謂形象、居所用具、樣板戲、一直到“紅太陽”頒賜的芒果等細屑之物），一律毫無例外地“好像充電似地具有強大的巫術或神性的力量”，一律可以通過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觸染”使人在不知不措之中觸犯其神聖的禁忌力，並使觸犯者遭到滅頂之災。禁忌的這種普遍性不僅使人隨時隨地都可能因觸犯神聖而成為罪人，而且因為聖物的哪怕是最細微的局部都關係宇宙的存亡，所以任何對這一切最微不足道或風馬牛不相及的觸犯，也就必然成了危及整個社會乃至宇宙的滔天大罪。這種罪行追究法在“文革”（以及“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文革”的預演）中極為流行，甚至成為不成文法所規定的通行鬥爭方式，這就是“文革”時最著名的“上綱上線”。

例如一位標語書寫者只因把“衷心熱愛毛主席”的“衷”字寫得有些像“哀”字，即受到殘酷並被迫自殺；在大寨，打撲克、戴手錶、穿衣服、說笑語等一切行為都可能觸犯“階級鬥爭”，等等。又比發人們的隨便一個動作、一句話，都可能招致勢如泰山的“批鬥”：（1970年6月30日）“天天讀”時，被班上人圍攻、追問，主要是“在會場上摳鞋泥，是什麼態度？”（同年8月2日）由於連放兩部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與《紅燈記》，……我插言說：“這好比很久不打牙祭了，連吃兩頓，也吃不下去。”於是×××指我而斥曰：“此話不妥，這是對樣板戲的諷刺！”[115]在理性思維看來，“一句玩笑話引來這麼多災難”之類聖物禁忌制度中的非凡的聯想力和罪行推定方式，幾乎完全是不可理解和極為怪誕的，但在原始思維和“文革思維”看來，卻不僅是最為理所當然的，而且尤其要像“萬物生長靠太陽”一樣，充塞到全社會的一切角落。所以當時就有受害者總結這神聖禁忌的無處不在：“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閒談盡上綱。”[116]無數這類現象再一次證明：圖騰制度和“文革”就其本質來說，都是一種完整的、死死抓住“萬物”的文化體系。即如宗教學研究指出的：禁忌體系越是發展，也就越有把人的生活凝結為完全的消極狀態的危險。……每一個語詞中人都被未知的危險所威脅。……人的全部生存，不管是物理的還是道理的，在這種體系的持續壓制下悶得透不過氣來。[117]顯然，“文革”時使人“透不過氣來”的政治文化環境，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其禁忌體系造就的。

總之，原始文化的許多餘緒是經過中國中古文化和政治模式的承傳和改造而遺留下來，並給“文革”以或顯或隱的影響的。所以關注這一系列問題，顯然對更深入地瞭解“文革”與原始文化的關係有很大幫助。比如，“文革”本身如果在國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仍然是一種“禁忌”（不能說、只能按照某些非禁忌的方式說、或者儘量少說），那麼我們就仍很難說這種政治文化已經進入韋伯所說的“祛除巫魅”的現代社會。

注：[1]見《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6頁。

[2]《致傅築夫、梁繩》，《魯迅全集》第九冊，343頁。

[3]《鄉村與道教思想》，見周作人著：《談虎集》343-344頁。

[4]呂振羽著：《史前中國社會研究》66-67頁。

[5]見（美）R.特裡爾著、劉路新待譯：《毛澤東傳》389頁。

[6]（英）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654-655頁。

[7]（美）摩爾根著、楊東蓴待譯：《古代社會》上冊，162頁。

[8]《左傳。成公十三年》，十三經注疏本1911頁。

[9]《國語。魯語上》，170頁。

[10]呂大吉主編：《宗教學通論》400-401頁。

[11]轉引自（蘇）阿甫基耶夫著、王以鑄譯：《古代東方史》327頁。

[12]費爾巴哈著：《宗教本質講演錄》，見榮震華等譯：《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679-680頁。

[13][14]（德）麥克明。繆勒著、金澤譯：《宗教的起源與發展》144-145，187頁。

[15]（德）麥克斯。繆勒著、金澤譯：《比較神話學。導言》16頁。

[16]覃光廣等編著：《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54頁。

[17]《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2892頁。

[18]《元史》卷七十二《祭祀一》，1780-1781頁。

[19]何星亮著：《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366頁。

[20]郭沫若著：《殷契粹編》355頁；還可參見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573-574頁。

[21]何星亮著：《中國自然神與自然神崇拜》152頁。

[22]《左傳。成公十六年》：“呂夢射月，……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十三經注疏本，1918頁）

[23]《禮記。郊特牲》，十三經注疏本，1452頁。

[24]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一，566567頁。

[25]《朝日祝文》，《明太祖集》卷十七，400頁。

[26]維吾爾族民歌，集體改詞譯配：《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見《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54-55頁。

[27]見宋北鱗等著：《中國原始社會史》462頁。

[28]（英）泰勒著、連樹聲等譯：《原始文化》673頁。

[29]（英）羅素著、沈康海譯：《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25頁。

[30]《基督教的本質》，榮震華待譯：《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459-460頁、462頁。

[31]馮驥才著：《100個人的10年》11頁、34頁。

[32][33]（德）利普斯著、汪寧生譯：《事物的起源》18-19頁、135-136頁。

[34]宋兆麟著：《巫與巫術》29頁。

[35]《韓非子。五蠹》，《韓非子集釋》1040頁。

[3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錢唐傳》，3980頁：下面的一句是“非孔子者道則無以立”，這強調的則是“大救星”對神聖社會的創建。

[37]詳見（美）羅伯特。路威著、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228-229頁。

[38]詳見（英）比德著、陳維振、周清明譯：《英吉利教會史》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172-178頁。

[39]（英）基恩。托馬斯著、芮傳明譯：《巫術的興衰》21頁。

[40]《續資治通鑒》卷一O 七，2811頁。

[41]孫啟泰、熊志勇著：《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109頁。

[42]王倬詞、尚德義曲：《千年的鐵樹開了花》，見《毛主席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214-215頁。

[43]雨石：《從韶山唱到天安門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28-30頁。

[44]轉引自（德）恩斯特。卡西爾著、黃龍保、周振選譯：《神話思維》112頁。

[45][46]烏丙安著：《神秘的薩滿世界》10頁、15頁。

[47]見《隋書》卷三《煬帝紀上》，70頁。

[48]郭小林：《誓言獻給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1970年），見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246-247頁。

[49]《酸人論》，劉再複著：《人論二十五種》71頁。

[50]《尚書。大浩》，十三經注疏本，199頁。

[51]詳見李學勤著：《新出青銅器研究》42-43頁。

[52]《尚書。金》，十三經注疏本，196頁。

[53]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年8月4日），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一集，44頁。

[54]周恩來：《在科學院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7日），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一集，95頁。

[55]費爾巴哈著：《宗教本質講演錄》，見榮震華等譯：《費爾巴爾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710-711頁。

[56]賀敬之：《回延安》；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詩歌竟依舊赫然印在國家頒定的1997年版的中學課本中，以這種准法定的方式作為直到今天每個中學生都必須熟記背誦的基本教材，足見此類觀念在中國影響之廣大和長久。見：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經國家教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試用）《語文》第四冊65-70頁。

[57]劉延：《賀延之談》，《中國校園文學》1997年第10期37頁。

[58]首教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5頁。

[59]李德全詞、高士衡曲：《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見《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陽歌曲集》256-257頁。

[60]（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438頁。

[61]《山海經。大荒西經》，《山海經校注》402頁。

[62]見（美）摩爾根著、楊東蓴等譯：《古代社會》232頁。

[63]轉引自（德）麥克明。繆勒著、金澤譯：《宗教的起源與發展》188頁。

[64]G.H.戈森：《查穆拉人宗教象徵中的時空等價關係》，見史宗主編、金澤等譯：《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259-260頁。

[65]（美）彼得。貝格爾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35頁。

[66]《國語。魯語上》，166頁。

[67]（英）休謨著、陳修齋、曹棉之譯：《自然宗教對話錄》51頁。

[68]《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上》：“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天注：”單“與”殫“是古可以互用的通假字）於然也。”（3751頁）

[69]見《大戴禮記。公符》，（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沽》250頁。

[70]《大戴禮記。五帝德》，《大戴禮記解詁》121、122、125頁。這一基本原則在秦漢時的《呂氏春秋。執一》、《淮南子。淑真訓》等著作中被揭力強調、反復申明。

[71]《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本，2483頁。

[72]詳見《禮記。祭法》，十三經注疏本，1590頁。

[73]曹積三：《永遠跟著紅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18-19頁。

[74]葛劍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見三聯書店（北京）主辦：《讀書》，1994年第11期106頁。

[75]轉引自張光直：《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見（臺灣）南港民族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集刊》，No.8，65頁。

[76]唐武宗：《加尊號敕文》，《全唐文》卷七十八，812頁。

[77]魏征《答太宗手詔疏》，《全唐文》卷一百四十，1423頁。

[78]朱敬則《五等論》，《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一，1748頁。

[79]《明史》卷三《太祖本紀。三》，55頁。

[80]（明）周清源著：《西湖二集》第三十一卷《忠孝萃一門》，591頁。

[81]見王汝剛：《“王小毛”與顧阿桃》，《文匯讀書週報》1998年5月2日第14版。

[82]（宋）邢：《孝經。士章疏》，十三經注疏本2548頁。

[83]（美）瑪麗。喬。梅多、理查德。德。卡霍著、陳麟書等譯：《宗教心理學》，265-266頁。

[84]烏丙安著：《神秘的薩滿世界》16頁。

[85]梁曉聲著：《一個紅衛兵的自白》295-298頁。

[86]呂大吉主編：《宗教學通論》441頁、442頁。

[87]（英）泰勒著、連樹聲待譯：《原始文化》732頁。

[88]（美）弗朗茲。博厄斯著、金輝譯：《原始藝術》120頁。

[89]見喻松青著：《明清白蓮教研究》144頁。

[90]見濮文起著：《中國民間秘密宗教》109頁。

[91]桑曄：《殘陽如血》，見《讀書》（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91年第11期，68-74頁。

[92]《禮記。祭義》，十三經注疏本1594頁。

[93]《禮記。祭統》，十三經注疏本1602-1604頁。

[94]1967年12月7日，毛澤東和林彪批准授予李文忠“支左愛民模範”稱號。

李文忠的上述誓言遂被奉為全國人民的行為準則，詳見南京農學院革命委員會政工組、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革命委員會政工組編印：《讀報手冊》543頁544頁。

[95]羅昌秀：《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6年第13期16頁。

[96]青海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7年第13期38頁。

[97]《工農兵和學生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團》，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6年第8期19頁。

[98]佚名：《戰士的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52頁。

[99]呂大吉主編：《宗教學通論》275頁。

[100]直到明代禮制仍然詳細規定：在國家祭祀儀式之前，禮神者“不茹葷，不問候，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等等。（見《明史》卷四十七《禮志。一》，1239頁）

[101]（美）羅伯特。路威著、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47頁。

[102]（英）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333頁。

[103]見《大明祖集》卷十三，263頁。

[104]（法）霍爾巴赫著、單志澄等譯：《袖珍神學》98頁。

[105]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7年第14期11頁。

[106]（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359頁。

[107][108]（英）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306頁、256頁、306-308頁。

[109]引自（美）弗朗茲。博厄斯著、金輝譯：《原如藝術》300頁。

[110]陳毅：《在接見軍事院校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8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集，84頁。

[111][112][113]馮驥才著：《100個人的10年》118-119頁、231-232頁、34頁。

[114][115]陳白塵著：《牛棚日記》79頁、180頁。

[116]吳祖光：《枕下詩》，轉引自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210頁。

[117]（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138-139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副研究員（郵碼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