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識分子不再是社會的良心
知識分子是國家與社會的精英，是科學和真理的化身；他們是保障一個國家及民族持續進步的根本，也是社會道德良心的體現者和核心價值的引領者。
知識分子何以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是專業性，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深厚的素養，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二是關切性，他們有深深的家國情懷，內心總是充溢著民族、國家和人類的痛苦，這些痛苦使他們輾轉不安，自覺地背負起歷史的十字架；三是批判性，用理性的目光審視一切現存的學說，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棄批判的權利，貢獻救世之方；四是獨立性，有遺世獨立的風骨與氣節，不依附於任何權勢與利益集團。
獨立性應當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特徵。關於獨立性，西方有論者認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free-floating）。從這裡看，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整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最本質的體現在於思維的獨立，思維的獨立才能導致人格的獨立。獨立思維是經由質疑精神而來的獨立思考，對任何結論觀點，在不經質疑、不經論證、不經事實檢驗之前，不輕易下結論，也不輕易接受它。
獨立思維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精神尊嚴。一個思維獨立的知識分子，永遠都會感覺得到自己是精神貴族，而被人強迫而無法獨立思考，就是對精神尊嚴的踐踏。因情感、利益、面子等複雜因素而拋棄獨立思維，則是精神尊嚴的自我閹割。
胡風，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他的文藝理論批評範圍涉及面很廣，對多種文體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理論問題等都有探討，但中心是圍繞著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及其發展而展開的。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也進行了反批評。
這些爭論本屬學術思想及文藝實踐上的分歧，屬人民內部矛盾，但胡風感到壓力越來越大。1954年7月，胡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了一份30萬字的長篇報告，即《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編者按語指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党的進步作家。”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全國立即掀起聲討“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
1955年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將胡風逮捕，夫人梅志也同時被捕。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從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錯案。
圖片
請看當時一些風雲人物、藝術大咖是如何批判揭露胡風的。由於篇幅所限，只羅列一些標題及作者：
《請依法處理胡風》——作者：郭沫若（第一鬥士，無論批鬥誰，基本都參加）
《揭下胡風派的騙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錢塘江大橋主持設計建造者）
《看穿了胡風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駱駝祥子》、《茶館》等）
《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作者：冰心（文學大師）
《必須徹底打垮胡風集團》——作者：巴金（文學泰斗）
《胡風，你的主子是誰？》——作者：曹禺（現代傑出話劇劇作大師）
《個人野心家永遠是我們的敵人》——作者：焦菊隱（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戲劇家，翻譯家）
《胡風——陰謀家》——作者：田間（被聞一多稱讚過的詩人）
《胡風——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廬（國學大師）
《繳下胡風的劍》——作者：高玉寶（《半夜雞叫》作者）
《擁護全國文聯和作家協會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風的決議》——作者：程硯秋（京劇四大名旦之一）
《我們絕對不能容忍》——作者：陳垣（被稱為與王國維齊名的學者）
《敵人在哪裡？》——作者：丁玲（現代著名作家）
《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作者：豐子愷（畫家，書法家，翻譯家）
《我的憤怒已達極點》——作者：趙丹（一代影帝，演過林則徐）
《趕快從人民隊伍中清除胡風》——作者：林巧稚（中國婦產醫學奠基者）
《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的罪行》——作者：翦伯贊（歷史學家）
《胡風和胡適“異曲同工”》——作者：馮友蘭（哲學家）
《決不容許胡風繼續欺騙人民》——作者：錢偉長（科學家）
《胡風——蛀牆腳的白蟻》——作者：馬思聰（音樂家）
《堅決鎮壓胡風》——作者：常香玉（藝術家）
《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作者：于伶（劇作家）
《工商界人士應該警惕》——作者：王光英（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再看一些批判文章的片段：
《看透了胡風的心》（老舍）：原來胡風並不只是心胸狹窄，而是別具心腸。原來他是把他的小集團以外的人，特別是共產黨，都看成敵人啊！他的文章裡引證了多少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鋼筋皮鞭毒打黨內作家和進步作家，殺人不見血！這是什麼心腸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說，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冰心）：我看了這些話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們作你死我活的鬥爭啊！現在不容許胡風再裝死了，我們要把他從我們的隊伍裡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巴金）：胡風集團已經不是小集團，而是反黨、反人民的反動集團了，他們一直帶著藏刀的面具幹那些不見傷的陰謀勾當。我們要完全揭穿他們的假面目，剝去他們的偽裝，使這個集團的每一個分子都從陰暗的角落裡鑽出來，放下橡皮包著鋼絲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向黨和人民投降。
其實，早在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會上，茅盾就以大會報告人的身份，大篇幅、嚴肅認真、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此乃官方揭批胡風的濫觴。
這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它讓你見識到什麼叫牆倒眾人推？什麼叫群起而攻之？這是一個大師雲集的聲討，是一個大腕聯手嗜血的盛宴。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偉大的作家或藝術家、科學家、實業家，但從他們文章的標題及截取的部分內容來看，其用語和當下網絡暴民謾駡羅爾、延慶虎傷者毫無二致，如出一轍。中國的憤青源遠流長啊！要知道，這時候文-革還沒有開始呢，但狂轟濫炸、血雨腥風足以毀滅一切真相和良知。
由於缺失了獨立的思維，人云亦云，未經審辯，先說是非，以抽象的“主義”標準決定好壞，真理早已遠去。說他們落井下石、助紂為虐一點都不為過。其中有的批判胡風的人結局比胡風慘10倍以上。好在改革開放後，先後經歷3次平反，才真正恢復胡風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思想史上應有的地位。
這使宵夜君想起了著名知識分子王世傑，在歐洲獲碩士、博士頭銜的憲法專家，北大法學教授。當他身為留學生、學者時還是一腦袋的西方自由主義理想，曾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鼓吹工人有集會和團體契約權的文章。曾幾何時，當王氏榮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長後，充滿東方專制精神的《戰時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筆，將工人民主權利剝奪殆盡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又是他的傑作。久而久之，王氏的靈魂完全為官僚機器所同化，喪失了自我，由民主志士成為了專制幫兇。
當代史上無論批判誰都要積極參加的郭沫若，更把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思維與人格優良傳統演繹到了極致。
郭沫若
1958年，根據毛澤東的號令，當時全民動員圍剿麻雀。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便帶頭創作了《咒麻雀》。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這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現代浪漫主義詩人的傑作！和農村大嬸咒駡鄰居家的雞鴨糟蹋自家莊稼有什麼區別？連一個順口溜都算不上，文氣蕩然無存。稍有點文化素養的人看到大師寫出如此不堪之作都會汗顏，不知作者會不會感到斯文掃地！可見為了媚上，個人獨到的見解和起碼的藝術素養不知去哪了？
詩人郭沫若在文學、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也堪稱權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後半生中，再無巨著問世，倒是在“文革”期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與杜甫》。
中國詩歌史上歷來李杜並稱：“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但向來有人喜歡李，有人喜歡杜，都很正常。可到了郭沫若的這部書裡，卻作出了天壤之別的評價。全書的基調為揚李貶杜，但像郭這樣離譜的褒貶確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半部考證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和生平活動無甚出奇，精彩在後面杜甫的部分，看看標題就知道了：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終身……並把《三吏》、《三別》等名篇翻譯為白話，每首詩都想盡辦法挑出毛病，套上階級性的帽子，千方百計挖苦嘲笑杜甫。
在此之前，郭沫若對李白、杜甫不是這樣的評價。1953年4月，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1963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酌酒花間磨針石上，倚劍天外掛弓扶桑。應當說這兩副題聯比較精當準確概括了李杜詩歌的風格和氣象，也比較公允，對兩者都充滿了敬仰之情。
那麼，郭為何要來一個急轉彎呢？是他天性浪漫，喜歡浪漫主義詩人，還是晚年轉換了風格、節奏？都不是，是因為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1958 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
原來郭是將偉大領袖的審美情趣拔高為評價文學家歷史地位的準繩，並以此迎合個人崇拜的時尚，而將實事求是、科學評判、還歷史本來面目遠遠地甩到腦後了。
文革中，郭沫若為了自保，對江青竭盡阿諛諂媚，寫出了發自肺腑之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粉碎“四人幫”之後，郭沫若寫下了《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兩者對比，判若雲泥。現實的抉擇就是這般冷峻、殘酷：你如果依附於權貴，則順之者昌，這不僅意味著生命的苟全，而且還有名有利，榮華富貴，前程似錦；你如果人格獨立，這又可能伴隨著貧困、孤獨、抑鬱和血污，甚至付出自己及全家生命的代價。
近代中國的文化界總是割捨不了阿諛權貴、趨炎附勢的劣根性。一個緊緊依附於統治階層，風來兩邊倒，或左右逢源，自己的腦袋長在別人的肩上，墮落為利益集團奴才的人，就已經失去了獨立思維，失去了一個做知識分子的資格。
郭沫若早年罵蔣介石、罵軍閥、罵封建專制統治酣暢淋漓，大快人心。但郭沫若在建國後特別是在文革的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這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常識告訴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但在他身上表現的人格分裂太過離奇，太過醒目。郭沫若在臨終遺言中說：“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現在讀來還是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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