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

 

■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

－－作者：谭加洛

 

文革有一句很著名的毛泽东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只是一句空话，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文革是非常暴力的。而其中最为暴力的是文革前期的群体性大屠杀。目前已知的文革四大屠杀案，分别是：1966年8月北京市“‘破四旧’大屠杀”和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大屠杀”，1967年8月湖南“道县大屠杀”，以及1968年“广西大屠杀”。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1967年8月发生在南方名城广州骇人听闻的“吊劳改犯事件”。

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的暴民事件，起于1967年8月11日晚，下半夜达到高潮，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持续发展。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可见死尸，尤以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或人行道上。整个事件持续近一个星期才完全平息。前后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人？前因后果如何？对广州文革中这最大的死亡事件，除了《广州市志》含糊其词一笔带过，其余公开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提都不提，从无交代。这是每个老广州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但长达40多年来，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外部世界对此也都一无所知。笔者从2005年开始，通过街头调查、两派头头访谈、各种途径对当事人采访以及通过档案和出版物查证，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终于揭开历史帷幕的一角。

一、历史见证

我就是事件的目击证人。

1967年8月12日上午9点多，我从广州荔枝湾区市第二人民医院伤愈出院，38年后，我写了《文革十日》，记录下终生难忘的一幕：

走出大门，炫目的阳光像无数飞针刺过来，好半天都睁不开眼。待低头闭目片刻，慢慢抬起头来，我突然吓了一大跳，就在头顶上方，树上有两只光脚丫从浓荫中垂吊下来……啊，一具死尸？！

树下围着一圈人，像一群仰着脖子的鹅，叽里呱啦，议论纷纷……

空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腥臭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

住医院才三日，恍如隔世！

公共汽车全部停驶了。我从繁华的西关荔枝湾出来，穿过黄沙，经过南方大厦、文化公园从人民南路折往沿江路，顺着江边往东经过爱群大厦、海珠广场的解放广州纪念碑，南过海珠桥，穿越同福路……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沿途每隔一小段就会在十字路口碰到触目惊心的场面：

上身赤裸的死尸，血肉模糊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死尸，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边交通岗亭下躺一具，那边电线杆或树上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花城无处不飞尸！

2005年至2006年，我访问了中国广州、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几十位当年的目击者－－老广州人，这是其中一段笔记：

人民南路，旧称太平南路，广州市内的主要干道。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民”，表情麻木地围观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黄沙，邻近旧时沙面租界的7号公共汽车总站，有3具死尸。围观的人说是劳改犯，也有人说是广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说，夜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但早上看到的尸体却是刚死不久的，因为肤色新鲜，还可以分辨出来。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门口正对的十字路口街心岗亭上，倒伏着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该电影院的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中山路，旧称惠爱街，中山五路、六路、七路、八路一路都是尸体。

海珠广场，纪念解放广州的雕像脚下，坐着一具尸体。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尸，下巴还挂着长长的黏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两具吊尸，被写上“奸夫淫妇”4个大字。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还有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中山路，连新路……到处是死尸。

但是，讲述上面情况的这些人，都是8月12日天亮以后的现场目击者，包括我专访的文革两派头头10多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我哪怕一个死者的姓名身份，告诉我那恐怖的长夜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就因为尸体“来无影去无踪”，有人提出“阴谋论”，怀疑尸体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所谓“吊劳改犯”根本就是某方面势力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笔者无法认同这种“阴谋论”。不说有人半夜运大批尸体到广州，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吊挂起来的推测实在匪夷所思，难以实行，我自己的目击和访谈调查结果，也都证明尸体并非只在几条干道沿线出现，他们恰恰就是分散在全市东南西北大小街道的。但要否定“阴谋论”，关键还是要找出死者，查明身份。

二、追踪调查

2007年我从美国回到广州，继续做田野调查，意外取得4项重大突破：

第一，通过朋友发现第一个真名实姓死者－－精神病患者汤永耀。

2006年我写的《孤魂无处话凄凉》（载2007年1月3日《华夏文摘》，以下简称《孤魂》）一文曾提到“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2007年5月26日，我见到老朋友，原广州十三中同学李展超。我把《孤魂》一文给他过目，告诉他我无法找到当事人的困境。不料他当即响应：“有！我有一个一同下乡的最好的朋友汤永杰，他的哥哥就是那次事件被吊死的。”李当即为我拨通了汤的电话。

以下是那天和汤永杰对话的电话记录－－

我哥哥汤永耀，原是广州七中的1962年毕业生。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你知道，工作也不好找，年纪又越来越大，本来是很单纯、心气很高的人，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

那天（笔者注：全城曝尸的前一晚，应该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他外貌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

我们无法出去找他，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出去找，不久就回来了。他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1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我母亲大哭。

街坊怀疑我父亲会不会看错。

（问：你们去收尸了吗？有没有保存骨灰？政府有没有赔偿？）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我不在家。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问：知道是谁干的？有没有追究？）

那年代，追究谁？不是我们心胸特别宽大，大环境不可能。后来曾经有朋友说知道是谁，可以代我们去教训。我说算了……

正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汤先生才和盘托出了40年前发生在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当晚通过话后，我即请李帮我联系安排访问汤家，但此后汤先生不再回应。他显然是在回避。历史调查当然是越细越好。但李和我都不忍心穷追下去，往事不堪回首。

这个案例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死者和凶手都是当地人；第二，死者是精神病人，这种案例在访谈中已经多次遇到，但这次是第一个真名实姓；第三，时间点正是“第一夜”。

第二，校史座谈会后偶然问出第二、三具无名尸－－郊区“四类分子”郭灿亨和李瑞安。

2006年《孤魂》一文提到“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2007年5月29日我在广州母校附近召集一些校友座谈校史。正题谈完之后，我散发《孤魂》一文，顺便询问当年学校附近白鹤洞打劳改犯的情况，没想到立刻就得到响应，有当地同学脱口报出《孤魂》提到的白鹤洞礼堂门口被吊死的两个“地主仔”真名实姓：一个叫郭灿亨，男，白鹤洞（永红）公社东村二队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监督劳动，为生产队割草。那天晚上天刚黑，郭在家磨刀，准备第二天割草使用，民兵经过窗外，听见磨刀声，说他要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把他拉进小学校审讯，毒打，半夜两三点已经奄奄一息，哀求饶命……另一个叫李瑞安，是同一公社增村人。被定“坏分子”，也是被民兵毒打，未断气，再用刀砍……

郊区白鹤洞农村的暴行显然不同于我已知的广州市的情况，施暴者不是一般群众，而是当地有组织的民兵，他们打击的对象是身份明确的“四类分子”。

查清此案的时间点很重要：如果是8月12日以后发生，有可能是受广州影响的自发行为；若发生在11日晚，和广州同步开始，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也可能是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组织的行为。

晚上，我打电话向白天透露情况的人进一步求证，结果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出现：叙述者“冷静”下来，后悔了，不愿再多讲一句。估计当事人还活着，作为本地人，他害怕！

第三，街头访查发现禺山市场无名尸的真实身份和出处。

2006年《孤魂》一文：“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2007年5月30日，在朋友李展超的陪同下，我继续在广州街头访查，无意中竟然找到这个“小偷”的线索，下面是当天的日记－－

沿德政路南行，没走多远，看见横巷里有五六个老人在乘凉聊天，我们上前就直奔主题。其中一壮健妇人心直口快，不但立刻证实文明路和德政路交口当时确实打死了人，还爆出与此相关的另一死亡事件：

“对面二楼（按妇人所指，后查证是正在拆迁的德政路186号楼房），有个高高大大的肥仔，听说文明路口绑了三四个小偷，就走过去看，不知什么原因，到那里自己反而被人捅了一刀，拼命跑回家，上了楼梯打不开自己家门，慌张闯入邻家，那家人不敢收留，追上楼的人用竹升打得他满头血，转头跑到街上，跌跌撞撞，看来很难受，撞墙，好似想死？后面一直被人追，一直追到永汉戏院（约一公里－－笔者），禺山市场那边，最后被吊死。家人连尸都不敢去认。”

啊！两年前第一次从电话里听澳洲朋友姚提起，一年前回广州又多次听说，还亲自到现场采访察看过的禺山路（和北京路交口）吊死“小偷”案，追踪出处，原来在此！

“肥仔”何人？他是小偷吗？他为何被人穷追不放，非置之死地不可？虽然无法了解到他的真名实姓，但至少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的死看来和政治无关，显然是因当地人之间的某种恩怨。在其后的访谈中，我多次听说有死于恩怨过节的不同案例。

第四，街头访问，疑凶就在眼前！

10天以后，又遇到一件更震撼的事，就是居然和疑凶近距离接触。

那天我的目标是惠福路甜水巷，因为之前我曾往郊区拜访中学老师余柏茂，他的旧居是市中心的甜水巷。他记得约8月1、2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闸，搞“居民联防”，起码一周以后才打死“劳改犯”。第一例发生在（前述）上一天傍晚，天还没全黑，就听说居民捉住一个“劳改犯”，绑在树上。小孩跑去看，回家被大人责骂。最后这人被打死了。余师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为什么人人都相信被绑的人就是“劳改犯”？

下面是2007年6月7日的日记－－

从海珠中路转入惠福路，很快就找到甜水巷。走进甜水巷，正是午膳时间。天热，一些居民把饭菜摆在门口吃。我表示想找老街坊，有居民指一位正在对面人行道上吃饭的男人说：“他就是，有什么你问他，他最清楚。”

此人看上去约50多岁（40年前正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矮矮壮壮，像个干粗活的人。他就蹲在路旁，无椅无桌，面前地上摆着一盒烧鹅，一手拿筷，一手执酒，脸红脖子粗，正喝到兴头上。

“阿叔，请问是不是这里的老街坊？”

“有什么事？”

“你一定记得文革吊劳改犯吧？”

“有，我这条巷口树上就吊了两个。你问这干什么？”

“噢，我只是想找当时失踪的一个亲戚。”

“多大年纪？”

“十，十几岁吧。”

“肯定不是！（这里吊的）都有三十几岁啦。我当时值班，打的是劳改犯嗟。”

“你怎么知道？”

“他自己讲的。那时这么乱，打！你不打死他又怎么样？”壮汉顿了一下，马上表白，“不过我没打啊，边个（粤语：谁）打就不知道了……嗟，劳改犯嗟，一棍卜落（粤语：敲）去，卜落去，打就打死啦，丢，系劳改犯嗟，打死矩（粤语：他），扯起裤脚，脚仲（粤语：还）绑住一把匕首添（语气助词）。”

此人如果所言属实，看来他就是凶手，起码也是个帮凶！

他会不会是喝多了，胡言乱语？我移步问旁边也在聆听的街坊。街坊说，他能喝呢，没醉。我再注意他手上的酒还有半瓶以上，面前饭盒的烧鹅也还有多半，应该是才刚开始喝不一会儿。

他继续当街粗声大气，旁若无人大讲当年打杀“劳改犯”如何“正当”，显然酒精也在起作用。我突然觉得脊背上透过一阵寒意。

这个案例在当时“打劳改犯”中有典型意义：首先，它是“街道联防”（也称“居民联防”）的产物；其次，参与行凶的市民没有犯罪感（30年后依然如此）；最后，身份不明的死者是外地人，他被贴上“劳改犯”的标签。

前后的调查证明，大部分的死亡都和“街道联防”有关。但“街道联防”是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运作的？是否完全自发？或是原来的基层政权组织“街道居委会”也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调查要深入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上述四大发现最重要的意义是证实了部分死者的身份，但有的没有案发经过，有的时间点上不能证实是在8月11日夜间，换句话说，如果不知道那个神秘的夜晚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完全推翻所谓有人悄悄散布外来尸体的阴谋论。

三、最新发现

最近出版了一本文革回忆录《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者是《南方周末》负责人，当年的《南方日报》记者左方。事发当晚他正住宿在西关姐姐家，书中对那个不平静的夜有生动的描述：“这天是很特殊的一天，全广州谣言满天飞，传说公安系统把监狱的犯人放出来，这些劳改犯集结要血洗广州。市民惊恐万分，小马路筑街垒，巷筑栏栅，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实行街道联防，天色未黑，马路上就不见行人。这一天晚上九时，姐夫拿着木棍和铜盆下楼去，不久整条街都在嘭嘭响，像当年毛泽东指示除四害打麻雀的样子，用这个办法来恐吓劳改犯。姐夫显得很兴奋，不时上楼来向我报告消息，一会儿说劳改犯已经进城了，一会儿又说现在已经到解放路了。到两三点钟，说劳改犯正往我们西关方向开来，领队的还是一个红衣女郎，手拿双枪，煞有介事。我问他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一个街区连一个街区用话筒传来的，一直闹到天亮。”

第二天左方骑车出去，在中山路中央公园汽车站前面看见电灯柱上挂着个死人，就下车去看，“是个穿着破旧中式衣服的男人，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身上不见血迹和伤痕，很可能是活活吊死的。我想这人绝对不会是劳改犯，很可能是流浪汉，或者是没有及时出城的农民。”

为了求证书中所述，笔者拨通了左先生的电话，他亲自确认书中所述就是“第一夜”发生的情形。他还补充说，那天早晨他出门离开姐姐家，骑车沿途就已经看见不少尸体，只是到了中山五路才下车看看而已。

另外，笔者近日辗转联系上当年市中心禺山（小区）街道联防总指挥，现年85岁的广州五中原地理教师卢松。他看了笔者的文章以后，表示确有其事，永汉电影院对面岗亭和禺山路口的两位死者他也看见了，时间记得就是11日晚上，只是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打死的。他还说，辖区内有一曾因赌博被“组劳”（笔者注：因犯错或其他原因被行政部门集中强制“组织劳动”一定时间，不是刑事犯罪）的华侨青年，当时被有过节的人指为劳改犯，连同屋内住客共5人，差点被手持磨尖“水喉通”（铁管）的一群年轻人杀死，幸得他制止才没酿大祸。他也证实左方所言，11日夜间八九点钟，不知何处打响第一声“嘭嘭”以后，全城到处都开始“打嘭嘭”，就像事先布置好的一样。

至此，可以确切地说，那一夜，广州城到处“打嘭嘭”，杀声震天，各街各巷都有人值班严阵以待。众目睽睽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汽车沿路散布吊挂尸体而又无外人所见的荒唐事。第二天满城死者毫无疑问应该就是当夜值班的市民打死的。

综合笔者历年调查结果，现在基本可以认定：广州“吊劳改犯事件”是发生在1967年8月11日夜间，因为谣言而引起，持续数天的暴民事件。死亡人数应该高于前述造反派统计的180人（因为他们点算的只是两天的数目，而且受管辖范围限制。据了解收尸的单位并不统一，既有中大驻军“黄草岭英雄连”，也有民政部门参与）。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任何一个死者是所谓“劳改犯”。

四、谣言引发暴民事件

笔者找到两份官方文件。

《广州市志》载：

“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和拒收槎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共84名偷渡人员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11日晚，市区谣传‘劳改犯出来活动’，一时‘打劳改犯’的喊声、锣声四起，一夜间有数十人被打死，吊尸街头。自此，市民缺乏安全感，自发起来组织联防，在街道和一些马路口建立闸门。白天下午4时后至第二天9时前街上行人稀少。”

另一份前几年曾经一度开放的档案－－1967年“军管会值班日记”有下述简单记录：

8月6日，广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抢枪的群众组织41次冲击。

8月7日，广州海珠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郊区的公安局派出所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有的被关押犯人因为无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8月8日，郊区茶头亚岗农场有500多犯人，已跑了400多人，还在继续跑。

8月10日，槎头收容站放走84名偷渡人员，拒收84名偷渡人员。由此，“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

8月11日，一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3000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

这两份官方文件都认定事件是“释放劳改犯”的谣言引起的，事实上当时却没有发生过任何劳改犯被释放或大规模越狱出逃的事件。笔者查遍了省、市、县志，以及公安志，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军管会值班日记里提到8月7日到10日的犯人出逃记录也不足为凭，原因是派出所非监狱，临时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等于就是犯人；查广州郊区并无“茶头”一地，“郊区茶头”也可能是“郊区槎头”的笔误。广州郊区包括槎头等地有数间“劳动教养所”。非刑事犯罪的“劳动教养制度”性质有别于“劳改制度”，管理相对松散很多，例如周末可以请假回家等；至于收容站临时接收的外地流动人员和偷渡者，更和“劳改犯”不相干（但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有意无意都混为一谈）。事后也没有任何一位死者被证实是劳改犯。

谣言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但谣言能够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往往是在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之时。1967年夏天，正是文革以来广州局势最混乱的时期，武斗四起、交通中断，市民开始抢购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7月18日，毛泽东提出“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自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8月4日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传达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多次讲话以后，这些来自高层的指示对广州地区的两派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直接导致全市各个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枪支被抢。加上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广州各个基层派出所和一些公安分局一时门户洞开，无人上班。当时两派都各自忙于割据地盘准备打仗，军管会也不打算接手广州市的治安管理，城市治安进入一个管治的“空窗期”。

历史上权力突然解体或各种原因引起的管治瘫痪的“空窗期”，往往容易发生突发、自发、群发的暴民行为。我国有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当天，新旧权力交接的空隙，各地民众自发滥杀旗人的先例。美国有1977年纽约大停电，全城瞬间的黑暗立刻引发暴动抢劫的著名事件。文革开始，各地学校普遍发生学生自发斗老师打老师，也是因为当时学校的管理部门被冲击瘫痪。而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案例，发生时工作组刚撤离，原来工作组一手组建的校革筹合法性已动摇，正是学校无人管理的“空窗期”……

广州“吊劳改犯事件”也是发生在历史“空窗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的本能往往是设法自保。广州历史上匪患不断，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他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期间，1971年香港出版过一本《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以下简称《述略》），对街道联防有介绍分析：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做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

“在‘劳改犯杀人行凶’之类的流言传得最凶的期间，居民的街道联防杀死的人数也最多。各街道联防之间，‘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于是，不管好人坏人，不问究竟，被街道居民捉住的则予打死。”

因谣言引发的广州“吊劳改犯事件”，可以有多种解释：

目前比较普遍的理解是，当时群众在恐慌心理下，有人捕风捉影，想当然把社会混乱中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件和所谓“劳改犯出逃”联想起来，编造故事，以讹传讹，无限放大，最后形成带有全民性的连锁过度反应，集体扑杀一些没有分辩或自卫能力的弱势者，特别是外地人，并把部分死者吊起来示众，警告假想中的来犯者，同时宣泄自身的恐惧。总而言之，整个事件带有自发性、偶发性和盲目性的色彩。前引《述略》一书就认定：“劳改犯越狱消息的由来，主要是一些街道联防打死抢劫财物的小偷和红卫兵之后，将死者扣上劳改犯或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就无人敢于追究。这样，人工制造出来的劳改犯越狱抢劫的消息传了开去，变成了真假难分的流言。”

另一种观点认为，谣言是有目的人为制造的，事件不是自发而是诱发的，原因是谣言的源头来自上面：前述《十年人生梦》一书提到“有上千名劳改犯自北江登船南下广州”的消息，就是“省航运厅军代表老李（海军）”通知造反派的，并且还“说是被南海舰队广州基地的情报部门落实了的消息”；“军管会值班日记”里那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3000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根据禺山联防总指挥卢松老师的回忆，事发前两三天，他就已经被有关方面通知去开会，会上说劳改犯可能会来犯广州，要求各街道自行组织联防。

－－有没有劳改犯出逃，别人不清楚，当时主政广东的军政当局不可能不清楚，怎么还像不知情的第三者似的传递消息？这不是很蹊跷吗？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地方军事当局和造反派严重对立，造反派连续抢枪，冲击军队，并于8月11日晚成立“红警司”－－相当于临时政府，取代原有警司部队维持治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造谣者必是从中得利者”的逻辑推理，某方面故意放出谣言，制造大乱，以搞垮对方，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也不是不可能的。8月11日，“红警司”成立的当晚，恰是“吊劳改犯事件”发生之时。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在当时中美关系、两岸关系敌对的情况下，海外派遣特务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也不奇怪。

在目前其他证据不足，相关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各种解释都只能暂时存疑。

谁造的谣或许永远是一个罗生门，找出谣言制造者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者原为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现居美国，长期做抢救中国民间文革历史的工作）

 

转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