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致弗朗索瓦·杜邦的信

 柏克致弗朗索瓦·杜邦的信

原著導言：艾德蒙·柏克致杜邦（1767—1796）的信，是他第一次對法國革命的廣泛分析。寫此信時巴士底獄陷落才剛過四個月，許多英國人還不知如何看待法國的事態，此信卻做出了令人吃驚的明確判斷。柏克沒有立刻寄出這封信，他擔心這會給杜邦帶來危險。但是，這位法國年輕人繼續催促柏克寫一下他對革命的看法（Corr. Copeland 6:59–61）。柏克很可能在1790年初寄出了這封。他的更重要的著作，篇幅更大的《法國革命反思錄》，也採用了致杜邦信的形式。從下面這封信的文風，以及其中有關立憲政府、審慎、抽象自由與“實踐”自由的主題，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國革命反思錄》的初稿。

親愛的先生，

您使我們能夠重溫不久前在貝坎斯菲爾德和倫敦與您為伴帶來的歡愉，這讓我們感到莫大的榮幸。那段經歷依然栩栩如生，使我們難以忘懷。在倫敦停留期間，您得到過我們的些許關照，您依然記得所有的細節，這讓我們受寵若驚。我們禁不住希望，您將能夠實現您打算為我們做的事，來年春天我們會比今年春天更加幸運。

您有理由設想，我並沒有及時讓您知悉，收到您熱情的來信令我很感動。切莫以為我對您的善意無動於衷。我承認自己確實有片刻的遲疑，擔心屈從於自己最真誠的回信欲望是否慎重。

您的坦誠直率的來信，我若是以冷淡枯燥的方式做出回復，是不妥當的。確實，在與任何朋友的交往中採取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有違我的習慣和天性。此外，您很樂於認為，您心中燦爛的自由火焰，最初是由我的昏暗微弱的燭光所點燃，所以我認為您有權要求我不加掩飾地對這個問題暢所欲言。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我並非沒有顧慮，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是最不願意產生矛盾的；我若是就這些問題暢所欲言地與你交流看法，不僅與您對一些問題的成見相左，也會觸怒您收到我的信時正在得勢的權力。我很清楚，人有猜忌時，疑心就重；調查的手段不會細緻嚴謹，判斷力不會完全公正，做出決定也不會深思熟慮。激情是不講因果邏輯、不求結論的，無論出現什麼過錯，很容易從寫信者轉嫁給無辜的收信人。這種事令人不快和難堪，卻時有發生。人們有可能成為與自己截然對立的教義的犧牲品。不久前，一位來自巴黎的友人告訴我，狂熱正在減退，他認為通信已經變得比較安全了。這讓我多了一份勇氣；我的看法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對任何事業或任何黨派的成功都影響甚微，在這一點上沒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考慮，有念及此，我終於決定接受您給予的榮譽。

您不難相信，我一直懷著極大的好奇，觀察正在法國上演的令人驚愕的大戲。它確實在我心中喚起了許多思考和情感。這是很自然的，也是難免的。但是在我看來，對於一個國家發生的事件，過於匆忙地形成確定的看法是不妥當的，因為我對它的政局的確切面目瞭解得還非常不完整。已經發生的事情確實匪夷所思。對於任何原則的執行，任何措施的效果，比我聰敏不知凡幾的人也會羞於堅信自己的推理。這使我變得全無自信。我十分自信，在我的一生中，我應當從自我懷疑中學到了重要的教訓，若是伴以消息靈通，這種教訓會有不小的價值，但是僅僅是自我懷疑也可彌補我們本應學會卻沒有學到的教訓。如果我根據自己的判斷說出什麼過於確定的話，與我的知識和處境不相符合，我誠心誠意地請求您用我的缺乏自信對它加以糾正。如果我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時使用了反對的語言，最好把它看作只是在表示懷疑。

先生，您希望我認為法國人應當得到自由。確實如此。我確實認為，人都想要自由，也應當享有自由。自由並不是對我們功績的獎賞，對我們勤勞的報酬，而是我們繼承的遺產，是我們人類天生的權利。我們不能否定自己的自由權利，除非我們喪失了享有人類特權的資格，我指的是濫用或忘記我們的理性能力，變得冥頑不靈，鑄成大錯，熱衷於暴力，毀滅我們的社會天性，使我們比禽獸強不了多少。對於如此墮落的人，必須用某種強有力的約束取代自由。因為，這種約束雖然不是好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擺脫一種最惡劣的奴役狀態——受他們自己盲目而又野蠻的激情的專制統治。

您善意地說，您通過與我的交談開始熱愛自由，那麼請允許我繼續我們的交談，告訴你我所熱愛的自由、人人都有資格享有的自由是什麼。這很有必要，因為在人世間一切含糊不清的概念中，自由是最難以定義的。它不是孤獨的、與他人無關的私人自由，仿佛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支配他的全部行為。我所說的自由，是社會中的自由。它是自由受到平等的限制所保護的狀態。它是這樣一種制度，任何人、任何人類團體、任何成員的自由，都不能侵害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的自由。其實，這種自由不過是正義的別稱；它由明智的法律加以確定，受到良好制度的保護。我相信，這樣形成的符合正義的自由，肯定為每一個能夠理解其含義的人所珍愛。但是，只要自由與正義相分離，那麼依我之見，兩者便都不再安全。我不相信人們會服從於別人的隨心所欲，我也確信他們絕對不應當服從；但是，如果社會中有許多人隨心所欲，對他們同胞正當的平等權利造成難以忍受的嚴厲壓迫，那就只能在罪惡之間做出選擇了。任何社會，只要把意志置於理性和正義之上，頭腦清醒的人立刻就會想到一個大問題：把意志的危險統治置於社會的什麼地方危害最小。

我希望法國能建立起穩固而合理的自由制度，我並不想克制這種願望。我對各國的相對實力這個問題可能有自己的成見，但是我不妒忌任何國家的自由、安全和良好的秩序。因此，如果我得知法國公民，不論他是什麼人，其生命和財產得到完美的法律保障，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運用自己的勤勞和能力；如果我聽到，他由於自己的出身，根據確定的法律而得到的地產，或是為其提供的公正補償，他加以有益的享用而能受到保護；他從合法的生活地位和條件中得到的優勢，他能安穩地充分利用其成果，或是能夠得到基本公平的等值物；如果我確信，普通公民可以合理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即使他對抗占上風的流行意見，也不會危及自己的生命或安全——如果我知道這就是法國的情況，我會像任何沒有忘記人類大家庭、沒有因地方的和偶然的人際關係而失去天生同情心的人一樣，為他們感到高興。

假如法國為了上述目的，根據那些原則建立起憲政，我相信我的同胞都會與你們心心相印。比如說，如果能聽到以下情況，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法國的各級議會，作為個人自由的天然保障，是完全自由的；沒有人能懷疑他們受到了任何軍事力量的強制；如果能夠肯定地說，沒有他們的動員令，就看不到軍隊的出現；只要一聲令下，它會即刻現身；一聽到解散的命令，它就立即消失；這種經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是靠長官的影響力而不是候選人的計謀行事；他們不必用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痛苦付出去餵養另一部分人，而他們就像被餵養的人一樣貧困；他們不必（為了奉承主宰著他們生命的人）容忍可疑的勢力對商業和農業的影響；不必為了效果可疑的救濟行動，在暫時的匱乏中播下（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持續短缺的種子；他們不必每天挑動人們反常而幼稚的想像，去要求他們沒有條件要求的供應；他們不必過僅能糊口的日子，全靠偶然的施捨、選擇、喜好、虛榮或興致，按照那樣的計畫，公眾收到的物品的價值往往與提供者個人的損失不成比例；他們不必要求根據貢獻者的良心去評價貢獻，由此確立最有害的豁免條件，讓美德交稅，讓惡人享有特權，使榮譽感和公共精神不得不承受計謀、自私和貪婪的重壓；他們不必因為自己的軟弱、因為無權評價對所有人公平、均衡的稅賦，而成為別人施暴的工具，只對一部分人的財產橫徵暴斂；在國家的緊急狀態下（即便不是由他們自己的政府和所有政府的愚蠢所引起，也是政府使之趨於惡化），他們不必用沒收來彌補稅收的不足，從而立下危險的先例，教唆社會的不同成員相互掠奪；他們虔誠地自我克制，不會越過司法權發佈有關臣民財產的告示；他們懷著恐懼看待他們用立法權做出的任意的裁決，從而打擊因襲的權利、長期平安無虞的財產，對抗從未中斷過的正常的司法判決過程；他們意識到這種裁決會讓任何人的財產都不安全，個人財產，連同這個概念本身，都將被消滅；我希望能看到你們偉大的主權機構，你們現在的最高權力，在這種謹慎的自由條件下，行動的進退受到類似的原則的指引和約束，這使我能榮幸地看到議會——它的名稱讓我肅然起敬，並且由衷地感到親切——享有權威和尊嚴，行事溫和而持中，這是所有國家和政府的集體理性和代議機構都應當接納的品德。

如果看到以下情況，我同樣會感到愉悅：法國建立的司法權力與我所設想的立法機構相一致，值得我支持它為保障臣民的自由和財產做出努力。你們的法院在對別人的處境的做出裁決之前，自身已獲得了確定的地位；如果人們認為他們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弊端，他們的裁決規則的合法性、他們的審理形式和程式、甚至他們賴以存在的權力體系的有效性令人懷疑時，人們不會讓他們開庭審理公共犯罪；不會讓他們在擔憂、恐懼和恥辱的處境中，對他們公民同胞的生命、自由、財產或名聲做出判決；不會允許他們根據以往的任何規則、法規或先例都沒有規定的莫須有的罪名，對任何人進行審判；或是把避開了民眾憤怒的受害人帶到法庭，而法庭卻被同樣的憤怒所左右，被告人的脫罪只會使法官陷入罪犯的境地；法庭應當獨立於一切勢力，只服從法律，以清晰的法律作為指南，成為真正熱愛公正司法（只有在它的庇護下自由才能生存）的機構。我很樂意看到法國建立起這種美好的秩序，就像我所想到的那種的秩序，或是與之相差不大的秩序，早已在英國的堅實基礎上建成的秩序一樣。我並非頭腦狹隘之人，無法設想同樣的目標可以用許多方式取得，他們可能大大不同於我國採用的方式。假如這種真實的、可以踐行的自由得以確立，政府給予強有力的保護，但又沒有強大到能逃避它；或是在民主制或民主社團的集合體——這似乎是法國為未來選擇的社會框架——中間通過一個公平的過程而建立，它不是我在有限君主制下——它使我無法羡慕和讚揚你們的共和制——長期享有的適度自由。但我會為此而高興，雖然今後英國只能算作幸運的國家之一，不再享有讓她引以為傲的突出地位，不再獨享她的行之有效的憲政的美名，即它已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秘密，能夠把政府與達到所有外交和國內目的的真實力量協調起來，同時使個人的自由和安全得到完美的保障。政府，無論它採用什麼名稱或形式，若是能把這些優勢真正切實可行地結合在一起，它就應當得到所有有識之士的喝彩。

但是，假如（因為眼下我缺少情報，只能做出假設）你們偉大的議會，你們的司法機構，你們的行政部門，在處理具體的行動取捨中沒有本著我所說的精神遵循那些原則，那麼我只能遲延祝賀你們收穫的自由。你們可能發動了一場革命，但那不是改良。你們顛覆了君主制，但沒有恢復自由。

您知道，先生，我只能就法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簡略地談一談臣民的自由、財產和安全這些題目。我對目前的政策給貴國的國家機構造成的影響說得不多。我的職責也不是充當世界公民；對於這種影響，我沒有必要花費很多時間，因為它一目了然。

現在您要生活在一種新秩序之中，一種沒有人能夠憑藉經驗加以評說的統治方式之下。您的才華，您的公共精神，您的財富，使您有足夠的理由積極參與其中。您可以隨時做出決定；但很可能還要過一段時間再說。法國人可能還要經歷更多的曲折，在國家最後定型之前，就像我們的一位詩人所說，他們還要“經受各種未知的考驗”。在穿過混亂和黑暗的過程中，你們會發現必須（任何時代大體上都是如此）確立規則，讓你們的生活和行為步入穩定的正軌。你們有足夠多的人權學說，再關注一下人的天性和傾向也不為過。你們需要關注的，是具體的人，是普通人的生活和行為。我不揣冒昧，斗膽給您提出了一些建議，聽上去可能像是忠告。不過您會以習以為常的寬宏大量接受我的少許提示，雖然我承認，其中有些話不合這個啟蒙時代的口味；其實他們不過是經驗結出的已經熟透的果實。您切莫把任何政治問題的價值與關心它的人完全分開。您將會聽到，假如一項措施是好的，你必須如何看待它的提出者的性格和觀點。設計它的人絕不會把他們的計畫和他們的利益分開；假如您為他們的計畫提供幫助，您會發現作為藉口的良政最後會被丟到一邊或受到歪曲，實現的只是涉及利益的目標，而且可能是因為有您的幫助。壞人的權力並不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此時此刻您也許領會不了到這種規律的全部含義。不過，當實例擺到您面前時，您就會想到它，那時您會看到它的用處。它往往能使您的美德不至於為別人的野心和陰謀所利用。請讓我補充一句我認為與前面提到的規律有關的話，您不應當既著迷於任何政治目標，又認為達成它的手段不值得嚴肅考慮。處理艱巨的事務，輪不到我來充當老師，迂腐地指點您如何做到謹小慎微。我只是建議，如果事關做出道德、榮譽、甚至尋常的自由情感上的犧牲，那就應當先大體上確信目標值得這樣做。沒有比較和參照，好壞便無從談起。有一些人對微不足道的計畫和行動大加渲染，不惜用犯罪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凡是以平穩輕鬆的方式得到的東西，在他們眼裡都沒有價值。但是，當急於採用暴力手段時，應當十分確定不存在我們可以採用的其他手段，性情上偏愛這種方式，並不構成提出他們的真正理由。國家是由蘇拉和凱撒加以改良的，但並不值得為此廢除科尼利安和朱利安的法律。羅馬貴族的高傲應當受到約束，但是我不會以此為由去讚賞西納、馬利烏斯和薩托尼努斯的行為。

我承認，罪惡有可能十分嚴重而緊迫，對另一些罪惡只能限於抱著消除他們的願望。例如，戰爭可能是必要的，我們也知道什麼是開戰權，但是在行使這種權利時，我們應當明確地處於唯一能使它獲得正當性的狀態，在守護和平與安全時，不能採用血腥的詭計，把任何人既作為公民又作為敵人看待；沒有必要的程式、明確清晰的開戰底線，就不能用戰爭這種最可怕的敵意對待我們的同胞。激烈的黨爭，火爆地反對我們的願望和意見，這並不是戰爭，也無法為任何戰爭行為提供正當性。

一種政體可能優於另一種政體，這種差別可能值得為之奮鬥。我也這麼認為。對於人類的深刻智慧所發明的任何一種政體（而不是在我看來有些人非常不明智地談論的人權），我無意待之以輕視和不敬，但我也不打算對他們等量齊觀。

罪惡昭彰、弊端叢生的政府，倘若無法改良（有時確實如此），就應當加以更換——如有必要，就使用暴力。但是，當問題涉及政府組織的完美程度的損益時，暴力不在可允許手段的範圍之內。由事物的本質結構所定，人類的發明都有嚴重缺陷；弱點常常附著於我們政治機制的完美之中，它的某種缺陷——某種不符合它的原則，對它起著控制、弱化和使之變溫和的作用的因素——成為對理論完美所帶來的罪惡的必要糾正。我確信事情常常就是如此；關於這個真理，可以舉出大量的事例。

誠然，並非每一種缺點都是我所說的糾正手段。但是，即便它不是，不盡完美的善仍然是善。缺點是可以容忍的，可以在未來加以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審慎（對於任何事情都是美德，在政治上則是第一美德）將引導我們接受某種有限的計畫，它可能不符合十全十美的抽象觀念；而不是強求更多的完美，這會把國家的織體撕成碎片，讓無數可敬的人感到痛心疾首。在這種情況下，把手段和目的相結合，有欠缺的完美就是更為可取的。對於任何目的，手段都是第一位的，它是善還是惡會即刻顯現。而目的有著雙重的問題：首先，它是否已經達到；其次，假設它已經達到，我們是否得到了我們所追求的真正目的。

即或同意完美有無限的可能性，理論的完美仍然有可能不同于實踐中的完美，純粹而絕對的目標，仍然有可能並不優於較低的、混合的有限目標；所以我們會降低自己的要求，行事節制，主持公道，善待個人，這正是明智的立法者所要做出的真正改進，只要他沒有任何另外的動機，在制定計劃時只看計畫本身的目的和意圖。既然如此，以魯莽或犯罪的方式造成一種局面，它一旦形成，便有明顯的理由、甚至可能是緊迫的必要性，迫使我們改弦易轍，使我們因行為前後不一、計畫缺少遠見而蒙羞——難道這樣做才是正確的？

先生，請相信我，在國家的任何變革中，節制都是美德，它不僅和藹可親，而且力量強大。它是調理、安撫、凝聚人心的美德。建立新制度正是它的用武之地。能夠實行偉大變革的人大權在握，自我節制是他們唯一的約束；假如這種美德在他們心中不夠強大，他們在行動中就會更加偏愛自己的權力，而不是他們的智慧或仁慈。無論他們做什麼，都會走極端，行事粗糙、嚴厲而魯莽。人們的服從只是出於無奈和勉強，報復心會在暗中聚集。以那種性情作為標誌的計畫持續下去是危險的，恰如其成就之可憎。這種節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與優柔寡斷的冒牌貨判然有別）是只有社會賢達才具備的美德。當大眾的聲音（名望和威信的虛假代用品）反對你的判斷時，需要有深沉的勇氣和充分的反思才能沉得住氣。沒有頭腦的公眾的衝動欲望持續不了多久，但其行為會明目張膽地走向危險的極端。所以，當你周圍的所有人都放肆而自信，當那些膽大妄為、不顧他人危險的人要懲罰你的謹慎和冷靜時，你當無所畏懼，做好接受磨練的準備；在普遍的輕浮中，自恃而鎮定的精神，遲早會把一切都吸引到周圍，形成一個中心。但是，假如風暴來得十分猛烈，使政治審慎失去合理性，個人和公眾都認為它與瘋狂相差無幾，這時年輕人最好的做法，也許莫過於退居書齋，把戰場留給那些有義務或有意願、或是出於處境之必然而不得為之的人，靜待國事已定，使誠實的人可以放心而自信地採取行動。如果為民眾或君主建言的人處在恐怖之中，這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為權力要求他們昧著良心說話，絕無可能本著良心的名義和天性施加影響。

這種節制精神不是熱情的敵人。它為其留出了足夠的空間，因為限制僅僅是對原則的限制，對理性的限制。

我已經扯得太遠了。不過在我看來，每天的報導都在顯示，無限制地堅持原則和空泛的善意帶來的惡果有增無減。我在自己的國家承擔著公眾的信託，雖然我的意見在這裡已無足輕重，但是請原諒我的冒昧，我還是想就與我無關的事情寫點什麼，以期它有可能夠打動一個與之有關的人。至少現在我的時間歸我支配，消磨您的耐心，是我能給您造成的唯一傷害。

余不多談

艾德蒙·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