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良序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周書·泰誓》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說：“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1]這句話寓意甚深，實際上道出了哈耶克本人寫作這本書的初旨。

從人類社會近現代思想史來看，19世紀之前，曾出現了影響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部偉大政治經濟學著作：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另一部是1867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第一卷）。前者揭示了人類社會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和國家富裕之道，而後者則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起，構成了20世紀世界範圍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巨大社會工程試驗的主要思想來源。進入20世紀以後，也曾有兩部著作對現當代人類社會產生了至深和至遠的影響：一是1936年出版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是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這本《通往奴役之路》。凱恩斯的《通論》曾主導並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政府的宏觀政策多年，以至在西方當代歷史上曾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近40年“凱恩斯革命”的經濟繁榮之說。儘管凱恩斯的《通論》“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巨大，且每當世界性的商業週期和經濟蕭條發生時，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總是被各國政府重拾起來並不斷地加以應用，但凱恩斯的分析方法和經濟理論指向卻是短期的，甚至連他本人也公開承認這一點[2]。與凱恩斯的理論相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所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期問題。這部著作1944年一出版，在英美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內即產生了巨大反響。儘管在短期內，對哈耶克的這本書所宣講的理念和觀點有贊同之聲，但同時也有很多負面的評論、批評意見乃至帶有情緒的理論攻擊。然而，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體制的巨變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及其所講述的一些經濟、政治與社會理念，有許多基本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方向。

這部《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由英國的老牌出版社羅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按照哈耶克本人在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講演中的說法和他晚年的回憶，他於1940年至1943年在英國劍橋期間寫作了這部書，而主要成稿於1941—1942年，且“整本書花了他數年的工夫”，“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和推敲”[3]。這說明，哈耶克本人十分重視這本書。

這本書也是哈耶克本人在參與了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兩次世界性經濟理論大論戰後寫出來的。這兩場世界性的理論論戰，一場是由以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E.von Mises）和哈耶克為一方、以奧斯卡·蘭格（Oskar R.Lange）與阿巴·勒納（Abba P.Lerner）等為另一方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可行性的大論戰；另一場是哈耶克與凱恩斯就貨幣、利息和商業週期理論的論爭。這本《通往奴役之路》，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第一場理論論戰的結果，又是在第二場理論論戰的後期哈耶克所開始撰寫出的。[4]這兩場世界性的理論論戰，乍看起來互不相關，但在如何看待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上，又密切關聯著。從寫作這本書開始，哈耶克也改變了他本人學術研究的興趣和理論著述的方向，即從對貨幣與商業週期的純經濟學理論研究，走向了更多地關注和寫作經濟、政治、法學和社會方面的著作，以至到後來逐漸形成了其橫跨經濟學、哲學、法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諸多學科的一個宏大理論世界。

從這本著作寫作和出版的時代背景來看，其出現也可謂是適逢其時。在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之後，整個世界陷入了慘烈的戰爭殺戮和劇烈的經濟動盪。在經歷了共有上億人傷亡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間發生的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尤其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後，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英國——的一些政治家、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們均相信中央計劃經濟可能是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正是在那樣一種世界格局和流行的思潮中，哈耶克出版了這部《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和世界大聲疾呼：大家先不忙努力走向計劃經濟之路，那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這聲音一發出，立即震驚了全世界。當時，英國還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羅德里奇出版社出版這部書之後，幾千冊立即銷售一空，戰時的倫敦一時“洛陽紙貴”。這部書於1944年9月在美國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印行後，儘管開始受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抵制甚至壓制，但也很快成了暢銷書。結果，幾乎一夜之間，哈耶克被西方政界、企業界乃至一些專業人士奉為先知，隨即被邀請到美國做巡迴講演。正如西方一位當代自由主義者亞瑟·塞爾登（Arthur Seldon）後來所評價的那樣：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後，“哈耶克已經成為倫敦經濟學院——乃至在全世界——中最堅定地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人了”[5]。甚至連哈耶克經濟理論的宿敵凱恩斯在去佈雷頓森林會議的途中讀過這本書後，1944年6月28日也寫信給哈耶克，高度讚揚這部著作說：“親愛的哈耶克，我在旅行途中拜讀了大作。在我看來，這本書是一部宏偉、動人的著作！我們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謝你這麼精彩地說出了我們想說的話。”[6]

《通往奴役之路》自1944年出版近七十年來，世界上已經有很多人讀過或者或多或少地知道這部書了。然而，包括許多讀過這本書的人或許都沒有注意到，在這本書原版的內頁上，哈耶克寫明：本書“獻給所有黨派的社會主義者”。然而，書中一些尖銳、鮮明和深刻的觀點，卻擺脫不了被一些左翼人士商榷、批判乃至攻擊的命運。譬如，這本書在美國剛一出版，哈耶克就被美國民主派《新共和》雜誌的一篇題為《可憐的哈耶克》的社論斥責為“最重要的反動思想家”[7]，之後，哈耶克在蘇聯和其他實行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中多年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8]即使在英國和美國這些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哈耶克多年來也一直被視為右翼的思想家，不時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評和攻擊。據這本書1991年再版“導言”的作者德特馬·多林（Detmar Doering）博士所言，儘管帶領英國人民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L.S.Churchill）對英國來說是國家的英雄，但卻因其在1946年的競選講演中引用了哈耶克這本書的一些話，成為導致他所領導的保守黨在英國大選中慘敗的原因之一。[9]

儘管這本書的觀點在短期內遭受了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評和攻擊，出版後許多年也遭受到一些西方專業經濟學家的“冷處理”和冷眼對待，以至一段時期內世界上許多經濟學家當時把哈耶克視為一個“（行）外人”（outsider），[10]但是，20世紀整個人類社會的演變和發展，最後卻驗證了哈耶克的一些觀點和預言。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機”的衝擊下西方各國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後，哈耶克的思想和學說開始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被人們重新關注起來。在1973年的經濟衰退中，西方各國出現了一種新的宏觀經濟現象，即“滯漲”（經濟增長下滑和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隨之宣告了西方國家政府所奉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破產。隨之，以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為領袖的貨幣主義和哈耶克所宣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世界各國大行其道。隨之，哈耶克、弗里德曼所堅持和弘揚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也隨即佔領了世界經濟理論和思想陣地中的“制高點”，成了美國雷根（Ronald W.Reagan）政府和英國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Thatcher）保守主義政府執政和施政的基本理念。在1989年哈耶克90歲生日時，柴契爾夫人曾寫信給哈耶克，稱讚他：“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其重要的，您對我們功勳卓著。”[11]美國的雷根總統，不僅公開承認受哈耶克和米塞斯思想的影響，而且在雷根政府六大部門所聘任的74位經濟學家中，有二十多位是哈耶克所發起創辦的蒙佩爾蘭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12]的成員。

1962年，在芝加哥為哈耶克夫婦舉行的一次送別宴會上，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也高度讚揚哈耶克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巨大貢獻和影響：“歷史上不乏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且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一樣不僅對美國而且對整個西方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也認為，哈耶克是“20世紀對其所處時代的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三四位學院派經濟學家之一”。[13]在199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新英文版的“導言”中，弗里德曼一上來就高度讚揚該書：“這一著作已成為真正的經典：對於那些廣義而超越黨派意見、對政治感興趣的每一個人來說，這是必讀書，因為這本書要傳達的資訊是無時限的，適用於各種具體的情況。”弗里德曼還認為，在當今世界，包括美國，哈耶克這本書所表達的思想更為有用且更有意義。[14]

20世紀70年代後，在西方世界，自由市場的基本理念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信奉，相對而言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主義則似乎在全世界衰落了。隨著哈耶克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所宣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全世界經濟學界中又似乎人人都成了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聯和東歐各國的轉制以及中國、越南等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改革，尤其是中國、越南等國家市場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似乎標誌著哈耶克一生所宣揚的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理念在全世界的凱旋。隨之，哈耶克的經濟社會理論和政治理念也在中國、東歐轉型國家和俄羅斯較廣泛地傳播開來，為大多數知識份子和經濟學人所接受。現在，在中國、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知道哈耶克的名字和瞭解其學術觀點和經濟社會思想的人，可能比在西方國家中還多。

為什麼這本書乃至哈耶克的整個學術思想在20世紀世界範圍有過如此大影響並經歷了如此曲折的命運？這首先是與這部著作尖銳且深刻地論述到了現代社會運行的一些根基層面的理念和問題有關。這些現代良序社會——或現在可以稱為“法治民主下的現代良序社會”——運行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理念，雖然近代以來經由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康得（Immanuel Kant）、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乃至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許多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所論述過，也在“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權利法案》、美國憲法、法國的《人權宣言》等西方近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性制度憲章中反映出來，但是，經由20世紀兩次人類傷亡慘重的世界大戰和1929—1933年的大蕭條，從20世紀40—60年代，世界各國的許多哲學家、經濟學家和其他各界的知識份子和人士紛紛認為人類社會還需要探索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以至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維特根斯坦（1889--1951）（Ludwig Wittgenstein）、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乃至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這些世界級的思想巨擘，都開始覺得中央計劃經濟或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是未來人類社會的一種選擇。對於這一情形，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一開始就寫道，到20世紀40年代，“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了。[15]在當時那樣的時代氛圍中，哈耶克獨具慧眼地提出並重申一些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和社會理念，遭到世人的一些批評、攻擊和經濟學界的一些冷遇，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在1944年出版的這本書中，哈耶克到底提出並重申了哪些基本理念和觀點而遭受到如此的對待以至到了80年代才逐漸被理解和接受？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和中國三十餘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今天，重讀哈耶克70年前所撰寫的這本《通往奴役之路》，筆者覺得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重新提出來：

第一，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且較為理想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

在20世紀40年代，世界剛剛經歷過1929—1933年的大蕭條，西方各國的經濟復蘇依然是步履維艱、路途漫漫，但整個世界那時又捲入了由希特勒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災難之中。當時，許多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人士對自由市場體制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懷疑，且對中央計劃經濟抱有這樣或那樣的幻想和憧憬，以至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中就不無感歎地說：“根據目前占統治地位的見解，問題已經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會中可以發現的自發力量。實際上，我們已經著手取消那些產生不可預知後果的力量，並對一切社會力量加以集體的和‘有意識’的指導，藉以達到刻意選擇的目標，來取代那些非個人化和匿名的市場機制。”[16]就是在那樣一個歷史背景中，哈耶克當時十分孤寂但卻又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堅持認為，中央計劃經濟會限制個人自由、摧毀人們的責任感和社會的道德基礎；會阻礙財富的生產，造成社會貧困；亦會導致極權主義政府的興起。他當時就尖銳和深刻地指出，放棄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用中央計畫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過程和進行資源配置，不但會在經濟上導致像詩人荷爾德林（F. Holderlin）所描述的那樣“用通向天堂的美好願望來鋪設一個國家通向地獄之路”，而且必定會在政治上走向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第二，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密切相關且前者構成了後者的基礎和條件。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哈耶克先回顧了歐洲近代史，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是使個人從束縛他日常活動的習俗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建立起一個法治下的自由社會。哈耶克發現，西方世界的興起和近代以來科學的巨大進步，均是建立在個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礎上的一種複雜的市場秩序的結果。同時他也發現，甚至在德國納粹極權主義魔影變成人類真正威脅之前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西方社會已經出現了逐漸偏離構成歐洲近代文明之基礎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頭，試圖以集體主義的中央計畫來取代經濟的市場運行。哈耶克當時就警告說：“我們逐漸放棄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而離開這種自由，就絕不會存在以往的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17]基於這一認識，哈耶克在第八章中指出，當時德國納粹分子和中央計劃經濟的宣導者對“經濟與政治的人為分離”責難，以及他們對政治支配經濟的共同訴求，也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他論證道：“國家一旦負起為整個經濟生活制訂計畫的任務，不同個人和集團的應處地位（the due station）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問題。由於在計劃經濟中只有國家的強制權力決定誰擁有什麼，唯一值得掌握的權力就是參與行使這種命令權。”[18]哈耶克認為，在此情況下，人們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將會全面喪失。由此哈耶克認為，“如果‘資本主義’這裡是指一個以自由處置私有財產為基礎的一個競爭體制的話，那麼，更要認識到，只有在這種體制中，民主才有可能”[19]。對於哈耶克的這一洞識，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歸納道（並在1994年這本書的新英文版序中重新強調）：“自由市場是迄今所能發現的唯一能達致參與民主的機制。”[20]

第三，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沒有自由。這是哈耶克一生一再宣揚的觀點。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明確指出：“我們這一代已經忘記，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僅對有產者來說是這樣，而且對無產者來說一點也不少。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許多多的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裡，才沒有人有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方能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掌控在一個人手中，不管這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一個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21]這在當時是多麼深刻和振聾發聵的觀點和呼喊啊！其實，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的根本保障，這一點早就為馬克思本人所認識。譬如，在20世紀40年代，一位叫伊斯門（Max Eastman）的以前老牌共產主義者曾經指出：“私有財產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是給人以有限自由與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馬克思則希望通過消除這個制度而給人以無限的自由與平等。奇怪得很，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到這一點的。是他告訴我們，回顧以往，私人資本主義連同其自由市場的發展成了我們一切民主自由（democratic freedom）的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從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說的那樣，那些其他的自由，恐怕就會隨著自由市場的取消而消逝。”[22]

從私有財產與自由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哈耶克也討論了私有財產制度與平等、正義的關係問題。他發現，當時許多進步人士的理想是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達到社會收入的平等，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哈耶克認為，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識。他發現，“雖然在競爭社會中，窮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擁有遺產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競爭制度下，前者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單憑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權者的恩惠致富，才沒有任何人阻撓個人致富的努力”。並且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一個富人掌權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經掌權的人才能獲取財富的世界要更好些。”[23]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推理和理念，哈耶克當時也發現，這就可以解釋當時一些西方國家的勞工社義運動領袖們的一個困惑不解的現象和問題：“隨著社會主義方法運用範圍的日益擴大，廣大的貧苦階級的怨恨竟然會轉而對準他們。”[24]

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這是直接承傳了西方社會中自由主義的古典傳統，尤其是洛克、康得、托克維爾、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自由主義思想理念。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較詳細地闡述了法治（the Rule of Law）、法治國（他和Rechtsstaat）的理念以及自由與法治的關係。在第六章論述“計畫與法治”時，他明確指出：“只有在自由主義的時代，法治才被有意識地加以發展，並且是這一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體現（a legal embodiment）。”根據伏爾泰（Voltaire）乃至可能是康得的說法“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而只服從法律，他就是自由的”[25]。哈耶克認為，只有在法治之下，人們才有真正的自由。

對法治與自由的關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並沒有做進一步的闡釋。16年之後，在《自由憲章》中，他則明確地闡釋了二者的關係：“自由的意義僅僅是指人們的行動只受一般性規則的限制……自由意味著，也只能意味著，我們的所作所為並不依賴於任何人或任何權威機構的批准，只能為同樣平等適應於所有人的抽象規則所限制。”[26]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理念。這也意味著自由主義就是憲政主義。對於這一點，哈耶克後來曾專門論述道：“由於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以外不得對個人實行強制，所以它構成了對政府機構的一切權力的限制，包括對立法機構權力的限制。”[27] 基於這一理念，哈耶克提出了他的自由社會之理想的第五個基本觀點：

第五，法治的含義不是政府以法律來治理社會，而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在法律約束之下。

在《通往奴役之路》第六章“計畫與法治”中，哈耶克明確指出：“撇開所有的技術細節不論，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均受到事前規定並宣佈的規則約束——這種規則使得一切個人有可能確定地預見到當權者（the authority）在特定情況中會如何使用其強制權力，並據此知識來規劃自己的個人事務。”[28]很顯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哈耶克就明確地認識到，法治並不意指當權者或政府以法律為手段來治理社會，即“rule by law”，而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及其領導人先遵守法律；換句話說，法治首先就意味著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樣要受預先制定的法律規則尤其是憲法所約束，這才是“the Rule of Law”（哈耶克在其著作中經常用大寫的這個片語來專門指稱“法治”）。在這一章中，他還探究了計劃經濟中的法律與政府的合法性問題，明確指出，“如果說在一個計畫社會中並不存在法治，這並不是說政府的行動將不是合法的，也不是說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法律。這只是說，政府的強制權力的運用不再受事先規定的規則的限制和制約。法律能夠……使任何專斷行動的意旨和目的合法化。如果法律規定某一政府機構或當局可以為所欲為，那麼該機構和當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是，其行動肯定不是受法治原則的約束。通過賦予政府以無限的權力，可以把最專斷的統治合法化，但這與法治沒有任何關係”[29]。

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對自由與法治的最大危害。

儘管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後來出版的《自由憲章》、《法、立法與自由》等著作中始終一貫地宣揚自由、法治和憲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張要用預先制定的法律規則來約束政府，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更不能把他的經濟和政治主張理解為在現代社會中政府要簡單地“無為”（inaction）。在經濟領域中，哈耶克多年來主張要採取私有企業制度，主張市場競爭體制，但他並不主張經濟活動中的“自由放任”（即“laissez faire”）。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一章中，哈耶克就明確指出：“也許對自由主義事業危害最大的，莫過於某些自由主義者基於某種經驗主義的粗略法則的頑固態度，而以自由放任原則為甚。”[30]之後，哈耶克多次強調，不要把他對計劃經濟的批評和反對意見與教條主義的“自由放任”態度混淆起來：“自由主義的論點，是贊成盡可能地運用競爭力量作為協調人類活動的工具，但不是主張讓事務放任自流。自由主義的論點基於這樣的信念：只有能創造出有效的競爭，就是再好不過地引導個人努力的方法了。它並不否認，甚至還強調，為了使競爭有益地運行，需要一種精心考慮出來的法律框架……”[31]故通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可以確認，哈耶克一生並不是主張無政府，也不是主張政府在管理經濟、政治與社會事務上無所作為[32]，而是主張在政府自己遵守預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並通過法律來管理和治理社會。對此，哈耶克在多處曾有明確的論述。譬如，在談到過去那些使競爭體制成功運作的積極條件時，哈耶克就指出：“競爭要得以運行，不僅需要組織起來某些足夠的建制（adequate organization of certain institutions），如貨幣、市場和資訊管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業所從來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賴一種適當的法律制度的存在，這種法律制度的目的在於既要維繫競爭，又使競爭盡可能有利地發揮作用。”[33]由此哈耶克得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治理狀態：“國家應當只限于建立起適應於一般類型情況的規則，而讓個人在那些根據時間、地點等情況所決定的所有事務上自由行動，因為只有與每一情況有關的個人，才充分瞭解這些情況，並採取適宜的行動。”[34]照哈耶克看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構架應當是，在政府遵守預先制定的規則下訂立並依靠規則來管理和治理社會，而讓個人和企業在市場機制中自由地參與競爭，這才是一個良序法治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

第七，民主本質上是實現自由和保障社會安定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

民主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討論較多的一個議題。在書的一開始，哈耶克就討論了在當時歐洲乃至全世界所出現的“以民主手段實現並維持社會主義的”思潮，認為這只不過是“最近幾代人的一個偉大的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於現在對其抱希望的人中幾乎無人會接受這樣的結果”[35]。之後，他在第五章又專門討論了民主與計劃經濟的關係問題。整體而言，哈耶克是基於在當時英國“民主的議會在貫徹似乎是人民明確授權方面的無能為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民主制度不滿”[36]的情況下從哲理上討論計劃經濟的目標、現代國家的建構與民主制度之優長與問題的。根據阿克頓勳爵對自由的評價“它本身就是一個最高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哈耶克指出，民主並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達致這一更高目標的手段”，“是一種保障國內和平和個人自由的實用設置（a utilitarian device）”。他還警告說：“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見，在一個非常整齊劃一和由教條主義多數所支配的政府統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壞的政府同樣暴虐。”因而，哈耶克相信“民主的控制可能會防止權力變成專斷，但並非僅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這一點”。[37]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哈耶克並不認為民主是現代良序社會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因而主張“不要把民主奉為神靈”，但他絕不是說民主不重要。哈耶克相信，“只要政府的職能是根據一種廣為接受的信條被限制在大多數人通過自由討論而能達成一致的那些領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運行”[3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章中，哈耶克曾引用了托克維爾於1848年9月12日在法國制憲會議上關於勞動法問題的講演中的一段話：“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賦予每個人以所有可能的價值，而社會主義卻使每個人只成為一個工具（agent）、一個數字。民主與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外，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二者的區別：民主在自由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束縛和奴役中尋求平等。”[39]儘管托克維爾在他所處時代所說的“社會主義”和今天人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但今天重讀托克維爾一百六十多年前說過的這句話，仍讓人們覺得尖銳、深刻、意義深遠，且令人回味無窮。

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不厚的書中，哈耶克還討論了計畫與法治、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保障與自由、納粹的社會主義根源、社會的物質條件與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中的道德與自由、聯邦制與國際秩序等問題，其中不乏獨到見解和洞識。限於篇幅，我就不在這篇“導言”中一一列舉和討論了。以上提出的七方面的觀點和見解，已經足以說明這本書超越時限和國家疆域的理論價值和潛在影響了。我相信，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這本《通往奴役之路》就有它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最後要指出的是，在《通往奴役之路》第四章，哈耶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40]這句話亦寓意甚深，也許只有把它和哈耶克的經濟理論的宿敵凱恩斯的一段名言一起來讀，才能理解其中的真諦。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世界經濟名著的結束語中，凱恩斯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當它們對的時候與它們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確實，世界就是由它們所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認為他們不受任何思想的影響，可是他們已經是某個已故的經濟學家的（思想）俘虜。……我確信，與思想的逐漸侵佔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誇大了。……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41]凱恩斯的這段話，與這篇導言第一段所引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開篇所說的那句話，又是何等的精神一致？

近些年來，隨著哈耶克的著作和思想不斷被譯介到中國來，他的經濟、政治、法律與社會理論、思想方法乃至政策主張，已較廣地為中國學界、社會各界乃至青年學子們所瞭解。現在，馮興元先生和毛壽龍教授重新審校這部經典，相信對於更加準確、全面和客觀地傳播和理解哈耶克的學術思想和理論主張，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在經歷了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而處在大轉型時期的當下中國，重讀哈耶克近七十年前出版的這部著作，無疑對我們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和大趨勢會有所幫助，對未來中國的一個現代良序法治民主社會的建構，乃至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與發展，無疑都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最後特別要說明的是，這篇新中譯本導言寫出來後，曾呈送給哈耶克先生的關門弟子林毓生教授批評指正。林先生十分細緻地閱讀了這篇序言，提出了一些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也改正了我的一些打字錯誤。林毓生先生的所有修改意見都已被吸納在最終修改稿中了。這裡謹志筆者對林先生的由衷謝忱！然而，按照國際學術慣例，這篇導言中的所有觀點、謬誤和紕漏，仍全由筆者自己負責。

是為此書中文修訂版導言。

韋森於2013年1月謹識於復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