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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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財富和內政制度的共生關係

無論何時何地，國家的幸福同人民的知識、道德和勤奮總是成正比的，財富也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而增加或減少；但是個人的勤奮與節儉、創造與進取，如果沒有內政上的自由、適當的公共制度與法律、國家的行政管理與對外政策，尤其是國家的團結和權力等方面的支持，那麼是絕對不會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

歷史無處不向我們展示著社會與個人力量及條件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勁過程。

在義大利與漢薩城市、荷蘭與英國、法國與美國，我們所看到的是個人的生產力量，因此也就是個人財富，隨著人們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完善程度同比增長；但是，自由與政治社會制度，反過來又從個人的物質財富與生產力量方面汲取了不斷進步所需的物質條件與動力。

英國工業的崛起與力量的增強，是從英國真正奠定了國家自由基礎的時候才真正開始的；而威尼斯、漢薩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業與力量的崩潰，是與自由的喪失同時發生的。

公民個人方面無論怎樣勤奮、節約、富於創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彌補自由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損失。歷史還教導我們，個人的生產能力大部分是從他們所處的社會制度和環境中得來的。

2.獨立自由之精神對航海業的影響

關於自由、智慧與教化對國家力量的影響，因而也就是對國家生產能力與財富的影響，顯示得最為清楚的莫過於航海業了。

在所有工業追求中，最需要活力、個人勇敢精神、進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業，而這些條件只有在自由的氣氛下才能創造。

無知、迷信、偏見、怠惰、懦弱給航海業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要遠遠大於對其他行業的不利影響。這一行業同其他行業相比，自信心是最不可缺少的。因此，歷史上就找不出一個被奴役的民族能在航海事業上獲得卓越地位的例子。

印度人、（古代）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努力，向來嚴格地限制於內河運輸與沿岸貿易。在古埃及，人們對海上運輸深惡痛絕，也許是由於僧侶和君主們害怕航海會助長自由與獨立的精神。

古希臘最自由、最開明的城邦同時也就是海上力量最強大的城邦，隨著它們自由的喪失，海軍力量也就不復存在了。雖然歷史上曾經敘述過馬其頓國王在陸上取得的戰績，但卻沒有他在海上勝利的史料記載。

羅馬人是什麼時候稱雄海上的，他們的艦隊又是什麼時候銷聲匿跡的呢？義大利曾幾何時在地中海上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它們的沿岸貿易又是從什麼時候起旁落他國之手的？

早在英國與荷蘭艦隊執法之前，西班牙的海軍就被宗教法庭判處了極刑。漢薩各城市商業寡頭得勢之後，權力和進取精神就隨之遠離了漢薩同盟。

▲ 地圖中的•為漢薩城市

西屬荷蘭只有沿海幾個省份獲得了自由，而服從於宗教法庭的那幾個省份甚至連內河航道都被迫關閉了。

英國艦隊在英倫海峽戰勝了荷蘭以後，已經擁有了海上霸權，自由精神早已註定了英國這樣的結果；荷蘭人直到今天還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則幾乎完全喪失殆盡。

在專制君主統治之下的法國，一位英明的大臣組建艦隊的努力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建成的艦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毀滅。

但是現在我們卻看到了法國的航海業和海軍力量在日益壯大，這又是什麼緣故呢？經過浴血奮鬥，美國剛剛獲得了新生，它的獨立使我們看到了它為了榮譽是如何同母國的強大的海軍力量開展鬥爭的。

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國的情形又怎樣呢？只要它們的國旗還沒有飄揚在全世界的海面上，那麼它們共和政體的有效性就很難讓人信服。德克薩斯的情形和它們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個地區在完全獲得政治生命之前，就已經宣稱在海上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了。

3.獨立自由之社會氛圍對國家實力的整體性影響

但航海業不過是一個國家工業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與其他輔助部分結合在一起，才能得到發展並重新獲得重要地位。無論何時何地，只有當製造業實現了高度繁榮之後，航海業、國內外貿易甚至農業本身才會發展起來。

但是，如果自由是航海業繁榮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那麼要發展工業力量以及提高一個國家的整體生產能力，其自由程度要多大才足夠呢？歷史不曾記載這樣的史實，通常一個富裕地區，在商業和工業發達的同時卻不能享有自由。

無論在何處，製造業首先帶來的是交通方式的改進，包括河流航運、公路和鐵路的改進，這些構成了改善了的農業和文明體系的基本要素。

歷史教導我們，藝術和貿易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如果它們在本地受到迫害和壓制，那麼它們就到能夠獲得自由、保護和支持的城市和國家尋求避難。

通過這種方式，它們從希臘和亞洲轉移到了義大利，從義大利轉移到了德國、法蘭德斯（西歐的一個歷史地名）和布拉班特（古代歐洲西北部的封建公國），再從那裡轉移到了荷蘭和英國。無論在何處，是理性的缺乏和暴政將它們驅逐，又是自由精神將它們深深吸引。

要不是由於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愚昧無知，英國就很難取得工業優勢。就我們德國而言，與其耐心等待別國失策把它們的工業驅逐出境，迫使這些工業到我們這裡來尋求避難，倒不如不去等待這種偶然的機會的光臨，而是主動創造有利條件，誠邀它們到我們這裡來安家落戶，這樣是不是更明智？

誠然，經驗教導我們，風把種子從一個地區帶到另一個地區，因而使荒野變成了茂密的森林，因此造林者看到了這樣的情形並出於這樣的考慮，就靜候風在歲月的進程中左右這種轉變，難道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嗎？

如果一個造林者選擇主動播種和植樹，尋求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內達到同樣的目的，難道這樣做不明智嗎？

歷史告訴我們，許多國家就是用那個造林者的辦法成功地實現了它們的目標的。

有許多獨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這類城市與小邦的同盟，雖然領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不強，但是由於具有年輕的自由朝氣，以及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幸運的環境與難得的機遇，它們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國之前，就通過發展製造業和商業實現了繁榮；它們通過同這些大國自由通商、出口成品和進口原材料，實現了高度的富強，威尼斯、漢薩城市、比利時和荷蘭就是如此。

4.自由貿易制度有效紮根于本國的前提：國家逐步培育出適合財富、自由和進取精神生長的土壤

這種自由貿易制度，對於那些同小國發生貿易關係的大君主國而言，一開始並不是無利可圖的。

這些大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社會條件尚未充分發達的情況下，自由進口外國產品，出口本國產品，對於發揮如下作用無疑是最為安全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發展本國生產力，為生性懶惰好逸惡勞的臣民灌輸勤奮思想，引導地主和貴族對工業產生興趣，激發本國商人積蓄已久的進取精神，尤其是增強他們自己的文明、工業和力量。

英國人主要是從義大利、漢薩、比利時和荷蘭這些國家的貿易和製造工業中瞭解到這些效果的。

但是，當他們的國家通過自由貿易發展到了一定水準的時候，這些偉大的最高統治者就意識到，文明、力量和財富的最高水準只有靠製造業與商業同農業相結合才能獲得。

他們意識到，永遠不要指望他們剛剛建立起來的本國製造業能夠在同國外那些老牌的製造業進行的自由競爭中取勝，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優惠條件，那麼本國的漁業和海軍力量基礎——商業船隊——就永遠不會順利發展；本國商人的進取精神將永遠受外國商人雄厚的資本、豐富的經驗和精明強幹所壓制。

因此，他們就採取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鼓勵等措施，把那些外國人的財富、才能和進取精神植根於他們的國家的土壤之中。

他們在執行這個政策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功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有的與原定目標更相符一些，有的則差一些，有的在執行時格外認真、堅強，有的就不免打了折扣。

政策的成功與否、是快是慢，與這個政策是否符合目標、是否明智，與執行時投入的精力和堅持不懈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英國先於其他國家採取了這個政策。愛德華六世、伊莉莎白統治時期和革命時期制定的這一措施切實可行，但由於統治者缺乏智力和自製力，或由於國內政治動亂或同外國交戰等原因，這個政策在早期執行過程中時常被中斷。

英國直到亨利六世時期才允許穀物在國內各郡之間自由流通或運往國外，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時代，人們還一概地認為利息甚至票據貼現是高利貸，還認為用壓低毛織品價格和工資標準的辦法可以振興商業，還認為用禁止大規模牧羊的方法可以增加穀物的產量，在這樣的情況下，愛德華三世的措施怎麼會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呢？

▲ 小霍爾拜因所作亨利八世像，現存于北約克郡霍華德城堡

假如亨利八世未曾把穀物價格的上漲說成是一種罪惡，假如他不把大批外國技工驅逐出境而是像他的先輩那樣鼓勵移民入境擴大技工人數，假如亨利七世不曾拒絕國會提議的《航海法》，那麼英國的毛紡織業和海外貿易又會提前多久實現高度繁榮呢？

5.國家持久繁榮的支點：正確的商業政策、持續進步的文明和自由的內政制度

▲ 在國王與貴族的博弈中大獲全勝的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

我們在法國看到，國內製造業、國內自由貿易、對外貿易、漁業、海運業和海軍力量，總之，一個富強國家應具有的一切特徵（這些都是英國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懈努力才獲得的）經過一個偉大天才之手，就像魔術師將魔杖一揮那樣，在短短數年的時間內就全部具備了，但是後來卻很快斷送在了狂妄和專制的鐵腕之下。

我們看到，在不利的條件下，自由貿易原則在與執行嚴格的限制原則抗爭過程中不佔優勢，漢薩同盟覆滅了，而荷蘭因為遭到英國和法國的打擊也一蹶不振。

我們從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從法國在《南特敕令》廢除以後的退化，從英國的歷史——在這個國家，自由總是與工業、商業和國家財富的進步保持同步的——中得知，只有得到一個國家進步文明和自由制度的支持，其商業性限制政策才會發揮有利作用。

相反，我們一方面可從北美自由之州的歷史，另一方面可從德國的經歷中得知，如果有了高度文明，不論有沒有自由制度，除非得到了正確商業政策制度的支持，否則，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進步獲得保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缺乏有力統一商業政策的現代德國，在國內市場上同一個在各方面都勝過自己一籌的製造業強國進行競爭，同時在國外市場上則處處受專斷、往往變幻莫測的限制性政策所排斥。

實際上，德國工業取得的進步與其文化賦予它的應該取得的進步程度相差甚遠，甚至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它就像一個殖民地一樣被那個國家隨心所欲地支配，而德國商人在數百年前曾經以同樣的手段支配過那個國家，直到最後，德國各邦才終於決定採取統一而有力的商業政策，以確保自己的工業能夠佔領本國市場。

6.大國持久富強的保障：力量和資源的均衡發展

北美自由之州的地理條件優越，可以享受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其受益程度超過了以前的其他任何國家，甚至還在醞釀獨立期間就受到了世界主義學說的影響，它對這一原則不遺餘力地加以貫徹，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

但是我們看到，由於對英作戰，這個國家曾經兩度被迫在國內生產必需品，而這些必需品在自由貿易下原來是從他國買入的；在實現和平之後，同外商的自由競爭又曾兩度把業已建立起來的製造業逼到了瀕於毀滅的境地。

因此，事實告誡我們，在目前世界形勢下，任何大國必須首先在自己的力量和資源的獨立及均衡發展中，為自己的持久獨立和富強尋求保障。

因而歷史表明，限制政策並不只是憑空想像的產物，而是由於不同的利益，由於各國在追求獨立與優勢方面的爭奪，也就是由於國與國之間不斷你爭我奪和戰爭的自然結果，因此在國家利益衝突還沒有停止以前，換句話說，就是在所有國家還沒有完全統一在同一個法律體系之下之前，還不能拋棄這個政策。

所以在考慮各個國家是否能、怎樣能結成一個統一聯盟，以及在各個獨立國家之間一旦發生爭端，怎樣以法律裁決代替武裝衝突來解決這些問題時，必須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即怎樣建成一個普遍的自由的貿易制度以取代各個國家的商業制度。

在面對那個在工業、財富和力量上佔據絕對優勢、尤以其所施行的排外性關稅制度而聞名的國家時，許多國家曾經嘗試實行自由貿易制度，例如葡萄牙在1703年，法國在1786年，北美在1786年和1816年，俄國從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國持續幾個世紀的做法。

但事實向我們表明，這樣犧牲了各個國家的繁榮，對整個人類世界並無益處，只能使佔據製造業和商業優勢的那個國家富裕。瑞士（希望我們隨後加以說明）是一個例外，它對支持或反對這種或其他制度都不能提供什麼有力的證據。

7.歷史的告誡：大國有必要按照發展進程不斷改進其制度

在我們看來，科爾伯特並非是那個義大利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個制度的發明者，因為我們早就看到，英國人早在他之前就詮釋了這個制度，科爾伯特只不過是把法國——如果它希望實現自己的願望的話——遲早要做的付諸實施罷了。

▲ 科爾伯特，法國路易十四時代卓越的財政大臣，被伏爾泰稱為“治國良相”

假使科爾伯特應受到責備，那也只能這樣責備，他試圖在專制政體下推行一種制度，而這種制度只有在政治條件得到根本改進以後才能得以生存。

但是，針對科爾伯特的責備，可以進行有力的辯護，如果賢明的君主和精明的大臣能夠把科爾伯特的制度延續下來，那麼極有可能通過改革清除擋在製造業、農業和貿易以及國家自由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

假如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法國就不會經歷革命，相反，在勤奮與自由的相互影響下將迫使它沿著發展的道路不斷前進，這就有可能使它於最近一個半世紀內在製造業、促進國內和國外貿易、殖民地開拓以及發展漁業、海運業和壯大海軍力量等方面成功地同英國進行競爭。

最後，歷史告誡我們，那些先天賦予了它們實現財富和力量最高發展程度所必需的一切資源的那些國家，如何可以而且必須——但不必因此而失去既定目標——按照自己的發展進程不斷改進它們的制度。

第一階段，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作為使自己脫離原始狀態和促進農業發展的手段；

第二階段，採取商業限制措施，促進製造業、漁業、海運和國外貿易的發展；

最後一個階段，在財富和力量達到最高程度後，再逐步轉向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進行毫無限制的競爭，不至於使農業從業者、製造商和商人陷於懈怠，鼓勵他們保住既得優勢。

在第一個階段，我們看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國；在第二個階段，我們看到了德國和北美；法國顯然處於接近最後一個階段邊緣的位置，但目前只有大不列顛王國真正達到了最後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