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奇尼克的意義

 米奇尼克的意義

文/傅國湧

 “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團結工會則提出了與此截然相反的主張。”

十多年前，當我在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中譯本中讀到這些論斷時，中國社會正彌漫著一種灰暗、沮喪的情緒，正是在那些星月無光的夜晚，布熱津斯基關於波蘭社會自我解放進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內心的強烈震動。那時候我只知道團結工會的領袖瓦文薩，雖然也知道在瓦文薩的背後還站著一群波蘭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但對米奇尼克等知識份子的思想和作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後來，我讀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對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瞭解，不禁對這位被譽為“傑弗遜式的人物”心嚮往之。２００２年冬天，讀到崔衛平的《誰是亞當·米奇尼克？》，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眼前仿佛出現了一片遼闊的天空、無際的大海，這些精彩至極的片段從此就在我的腦中縈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頭腦中，不存在一個需要不斷加以關注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不需要明裏暗裏不斷關注他們的行為、動向，希冀最終由權威作出關鍵的變動，從而引起預期的社會效果，或者借此作為自己政治賭博的押寶。採取和皇帝一道進餐的人仍然將皇帝看作唯一的權力資源，他將依據皇帝的臉色、皇帝將要收穫什麼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擁有的某個怪癖，也成為這些人關心的對象和行為的依據；而採取獨立行動的人們相信還有別的權力資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為當中，這樣的行為不需要皇帝來欽定，不需要皇帝賦予其意義，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賦予的。說米奇尼克是個言行合一的人，這是鮮明的例證：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著眼光向下，意味著立足自身，立足於和自身一樣獨立的人們，他和這些人們的行為便是一個富有意義的起點。他這樣的行動可以從任何地方任何人們那裏開始，而且可以馬上就去做。”

同樣是那個冬天，我知道已經為本民族引入了哈維爾這一精神資源的崔衛平，又要為我們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資源。從此我就渴望著早日讀到這部必將在漢語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稱為波蘭的“甘地”、“路德”決不是偶然的，他是團結工會運動的靈魂人物，在波蘭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少年時代起，他就積極參與了反權威的政治活動。從１８歲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經歷了５次監獄生涯，在獄中度過了青春時代的６年多時光，至少有兩次遭到暴力毆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島》中的一句話：“感謝監獄，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產黨反復地把他投入監獄，使這位具有堅定的行動性格的知識份子，有足夠的時間冷靜地坐下來思考更深入的問題，並在那裏寫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政治家，即使在波蘭以不流血的代價成功地完成和平演變之後，他選擇的也不是問鼎權力，入閣做官，而是辦報，繼續以言論影響社會、保持獨立的社會批評，並不因為他參與的歷史發生了戲劇性轉折而改變初衷。他雖然曾高票當選為國會議員，但沒有多久就辭職了，從此一心在波蘭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選舉日報》主編的位置上貢獻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說：“我從來沒有考慮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這個角色中我從來沒有感到舒服。在離開議會之後，我感到真正的解脫。”

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不是什麼故作姿態的清高，也不是他無法適應複雜的政治運作（歷史早已證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戰略家，也是富有才幹的政治活動家），而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對一個從來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國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這塊見證了無數次王朝迴圈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進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皇帝的餐桌”之外過自己獨立的生活，至今還是一個全新的題目。因此，本文試著從權利，而不是權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為，理解他對於中國的意義。

二

１９７６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個新開始，而立之年的他寫出了註定成為歷史文獻的《新演進》一文，為波蘭未來社會的變革指明了方向。在這篇綱領性的文字中，他無比清楚地認識到了“以革命來推翻黨的專制以及有組織地來追求這個目標，是不現實和危險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劃密謀行動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論和密謀的行動僅僅適用於警察當局，他們以此來使得群眾歇斯底里，這讓他們覺得更加刺激。”為此，他提出“持續不斷地為改革而鬥爭、尋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權而開展的演進”，並把“新演進”的目標定位在逐步和緩慢的改進基礎之上，並不要求犧牲和傷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強的公眾壓力，是公眾持續不斷地克服恐懼和發展出一種新的政治意識，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強力來推翻現存制度。他對“新演進”的三種力量作出了準確的分析，一是工人階級，他們的壓力“是通往民主的公眾生活的一個必要條件”；二是天主教會，他們長期以來支持人的自由和尊嚴，“更重要的，他們始終在捍衛工人階級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罷工和獨立的勞動聯盟的權利”；三是知識界，他們的責任是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和捍衛基本原則”。

特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為一個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奮鬥的說法。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創造，正是在見識了布達佩斯、布拉格街頭橫衝直撞的蘇聯坦克之後，形成了他的“新演進”觀，與以往各種各樣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會變革的目光完全轉向了“下面”，而不是盯著“上面”，而在此前波蘭呼籲改革的聲音中，無論是世俗的“修正主義”還是來自教會的“新實證主義”，“這兩種理解同樣相信改變來自上面”。米奇尼克最關心的不是權力的寶座，而是公眾輿論和社會的自我組織，是直接面向獨立的公眾發言，告訴人們怎樣去做，而不是朝著極權主義的權力說話，告訴掌權者怎樣進行改良，他認識到“沒有比來自下面的壓力更能夠指導當權者”。實際上就是要求致力於爭取和捍衛自身的權利，而不是奪取政權。這一點和中國人總是不斷地“上書”、“上摺子”，總是期盼著明君、青天來拯救蒼生完全不同。

與這篇文章同樣重要的是這年９月他和庫隆等知識份子一起成立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保衛工人委員會”（ＫＯＲ）。當時他雖然不在波蘭，但他是毫無爭議的締造者之一。此前，在波蘭Ｕｒｓｎｓ等地曾發生工人抗議事件，他參加了一次官方對Ｕｒｓｎｓ工人的審判，判決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們的哭泣震撼了他的靈魂，他第一個以知識份子身份發表抗議信，接著，庫隆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們還向西方知識份子發出呼籲，要求捍衛波蘭工人的權利。這是波蘭知識份子第一次公開站出來為受迫害的工人仗義執言。接下來就是“保衛工人委員會”的出現。此時離團結工會的出現還有四年。

這是波蘭轉型過程中一個關鍵性的事件，它標誌著在極權社會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間的開始。這一點從他們為這個最初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型團體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就不難看出，他們強調公開性、真實性、行動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遠的意義在於它是與波蘭的社會生活、與千百萬普通工人血肉相連的，它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訴求，它以一個小小的實際行動打破了長期以來被極權主義完全壟斷的社會結構，以實例告訴人們，我們可以自己動起來，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幫助自己，這就是重建社會的開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話來說：“它建立在後極權制度的行動哲學上面。為什麼是後極權的？因為權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會已經不再是，社會已經是反對極權的，它在反抗和創建自己獨立的機構，其結果導向一個我們稱之為公民社會的某種東西，即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公民社會。這就是我們試圖做的：建立公民社會。”

與其說“保衛工人委員會”的目標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性的，它沒有任何奪取國家政權的計畫，只是尋求社會獨立於政府之外自主行動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幫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間社會的可能性方面邁出了一小步，卻是極為可貴的一步，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應該怎樣改革”，而是“我們應該怎樣反抗體制以保衛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權力機構之外恢復社會的活力，找回應有權利。但是在一個不容許社會有自主空間、沒有形成公民社會的國度裏，人們只要選擇獨立於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對極權主義的顛覆性，就註定了具有政治性，也註定了成為官方壓制和打擊的目標。

從“保衛工人委員會”到《新演進》，米奇尼克實際上已經清晰地畫出了一幅在極權主義國家重建公民社會的藍圖，他把自己絢爛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現實。１９８０年，團結工會誕生時，米奇尼克和庫隆等都成為重要成員（多年以後，米奇尼克說：“我們仍然相信團結工會是我們的孩子，儘管是非法的。”），並為此入獄多年。在合法存在了１３個月之後，團結工會被“軍管法”取締了，米奇尼克卻沒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獄中。因為他看到了波蘭社會被激發出來的生機並沒有中斷，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學、電影、戲劇、繪畫等）、地下科學，以及以地下狀態存在的獨立組織（工會、藝術家協會、青年人組織等）……，當然還有獨立於官方之外的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雛形已無法連根拔掉。普通的波蘭人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恐懼，開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會沒有出現之前，也開始像一個公民那樣行事，而不管國家機器是怎麼想的。這一切誠然都不是當局所願意看到的，他們卻不能隨心所欲，或者運用暴力就能加以撲滅。

三

正因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點放在權力的基礎上，所以他對一場獨立社會運動的評判並不是從成敗出發，不像中國人總是在權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轉，始終無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認為權力之外無政治，從而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權力上面。即使是在團結工會合法存在時期，他們也“從未要求共產主義者放棄權力，把控制權交給國家造船廠的工會”。

正因為米奇尼克的起點是社會，而不是國家，他追求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他反對淩駕在整個社會之上、剝奪了所有社會自主空間的國家機器，目的並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機器，而是尋求把社會從這架無所不能、無所不為的機器下解放出來。所以，他認為即使波蘭處於極權制度的刺刀下，作為一個普通人也不是無所作為的，他分析說：“（今天）的波蘭制度是由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伴隨著一個不能以極權主義方式來控制的社會所合成。國家倒是想施行極權主義權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結果是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達成一種臨時平衡。”

毫無懷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獄，並拒絕出國或在“忠誠聲明”上簽字。但這並不是因為他以為民主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實現一個完美社會，更不是因為民主能實現權力更替，從而為自身登上政治舞臺創造條件、提供階梯，而只是為了一個“不完美的社會”，為了每個人都能擁有和君主同樣的權利，每個人都享有和雅魯澤爾斯基一樣的權利，一樣受到法律的保護。

他之所以站出來反對共產主義，也不是基於一種“英雄主義”，他從來不想成為英雄，也不曾想要為國家、為自由或者別的什麼東西而犧牲，他只是想要像個普通人一樣活著，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於尊嚴、常識和記憶的理由，他斷然拒絕了在“忠誠聲明”上簽字，拒絕選擇流亡。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放棄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為社會變革開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佔巴士底獄，會不知不覺地建立起一個新的巴士底獄。無論暴力以革命還是其他任何動聽的名義，除了會掐斷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繫，將整個社會原子化，最終導致專制之外，不會有其他更好的結果。這不僅是他從歷史中得出的教訓，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結果。他由此認識到，社會的變化不是依靠權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設，如果明天由瓦文薩或者庫隆來取代雅魯澤爾斯基，什麼也不會改變。因此關鍵問題在於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沿著團結的合作嘗試的道路改變社會的權力系統，使得極權主義成為不可能。”那就必須從恢復每個人的權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權利，言論、批評的權利，以及自我組織的權利。他說：“我全部的生活都在為那些想要反對他們所反對的人的權利而奮鬥，包括我自己。”

這一切使他最終能超越於權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識、敵人意識，他從來就不相信“去共產主義化”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他說：“我們同意寬恕，但是不主張遺忘，不主張健忘。我們不要報復，卻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實真相。”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掌權的打算，從沒想過“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說出真相、承擔責任的知識份子自許。一句“我們真的不想掌權”決不是政客作秀的口號，而是他身體力行的準則。所以在勝利在望的時刻，他能發出“你們的總統，我們的總理”這樣理性的聲音。既然他的訴求不是權力，這一切就不難理解。而對既得利益集團來說，們永遠都無法明白會有人不像他們那樣追逐權力，而把權利、尊嚴和自由放在權力之上。

同時作為知識份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時候對任何權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們才可以理解他８０年代初在團結工會內部曾經屬於一個反對瓦文薩的小圈子，當時瓦文薩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薩要把一種“狂暴的、專制式的”東西強加在團結工會，他擔心瓦文薩不顧一切代價尋求妥協，最終要出賣團結工會，會屈服於官方，把團結工會變成現存結構的組成部分，成為與過去的官方工會類似的依附組織。因此，他不僅與瓦文薩唱反調，而且在一篇叫做“圍繞史達林的爭論”文章中，編造了一個正在變成獨裁者的工人領袖的故事。當然後來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戀似的”。多年後回首往事，他說：“我忠實於自己反權威的理想，這就是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為了同樣的原因，我也反對瓦文薩，因為我想到，瓦文薩要把自己的權威強加於團結工會之上。”乃至在團結工會將要被取締前的幾個月，他和庫隆都成了瓦文薩“公開宣佈的敵人”（當然，其中還有其他一個重要原因，官方收買、派遣的“隱蔽戰線”力量已滲透進團結工會的領導層，並幾乎掌握了多數，先後將庫隆和他排擠出局。戒嚴法一頒佈，這些人從此消失）。

米奇尼克強調：“瓦文薩是一個運動的領導人，而我是一名獨立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與政治領袖不一樣，他在什麼時候都不能喪失批判性，不能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在“天鵝絨革命”之後，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權力舞臺，他對他們的批評甚至比對前共產黨人還要嚴厲。對人性、特別是人的局限性，他有著深刻的體認，包括對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須面對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們很容易屈服於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極權主義被迫退出歷史舞臺之後，他選擇的角色依然是做一個知識份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蘭知識份子為榮。所以，在談論米奇尼克時，我們千萬不能忘記他所反復強調的“波蘭知識份子的精神氣質──不管是世俗的還是天主教的──是為自由而鬥爭和站在弱的一邊”。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知識份子精神氣質，相反，我們有的是“其九死猶不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結，依附權力、選擇站在權力一邊幾乎成了一種慣性。另一方面，權利意識的匱乏也正是古老中國最根本的特徵之一，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中國到處彌漫著倫理意義上的義務觀念，個人幾乎沒有地位，連法律也是基於義務觀念而立，從來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權利觀念。而在以個人為本位的西方社會，到處活躍著權利觀念，法律以權利為本位。所以我以為，與其說中國文化最大的偏失在於“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還不如說是“權利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沒有生長出基於個人本位的權利觀念，除了圍繞著權力的軸心打轉，就不會有別的選擇，所以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只是一種週期性的治亂迴圈，只有權力舞臺上的你爭我奪、你死我活，沒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難出現新的文化和思想因數。整個中國社會的重心始終是皇帝，即便是順民，關起門來也個個都是皇帝，權力之外無權利，總以為抓住了權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權力不放，在野者總是懷覬覦之心、問鼎之意。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民主難產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許多打著“民主”、“人權”旗號的人也往往陷入搶椅子、排座次的惡性循環之中，難以自拔。米奇尼克為我們樹立了一面鏡子、一個榜樣。

四

米奇尼克不是無根的飄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來的，而是深深紮根在波蘭那片有著悠久歷史的大地上，和波蘭的歷史文化傳統血脈相連。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從波蘭民主傳統中成長起來的。有四個最重要的代表──詩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師卡·沃依蒂瓦（Ｋａｒｏｌ Ｗｏｊｔｙｌａ，１９７８年成為羅馬教皇，即約翰·保羅二世）──對我理解民主的概念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四個人當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動家，這就是為什麼我視民主不僅僅建立在政治原則之上。對我來說，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況和人的權利。它提供了一副寬容的圖景，一種對於文化傳統重要性的理解，於其中有可能衝突的人類價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對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種建立在大多數人統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並經常與人的權利相衝突，僅僅在保護所有人們的立場──包括少數人──的秩序之內才能實現。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質是自由，這個自由屬於擁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著多樣化，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一個民主的社會秩序中，衝突是一個持續的事實。”

被他稱為“當代波蘭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賦予我們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讓他確信，自由、寬容、文化傳統、人類尊嚴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說，“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當權力而非一個超越的上帝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於，教會教導人們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權力面前。這就是為什麼宗教基本上是反極權主義的。”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誨。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廠的一次集會上對團結工會的人們說：

“如果你們是一個想要得到權力的政黨，那麼世界對你們的看法將同對待其他從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活動的政黨一樣。這樣，你們將失去每個國家、每個種族、每一階層人民的注意，一句話，你們將失去一切希望！人們希望社會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種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嚴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種共同願望團結起來的千千萬萬人民能夠找到本國的公民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新形式。由於僵化的社會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衝突威脅著我們這個星球，人們的這種希望就更加強烈了。”

作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頭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這些思想一定也給了他深刻的啟迪。除了受到他親身接觸過那些傑出知識份子的影響，他還從波蘭文學中，從“波蘭文學的良心”澤羅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輕時曾做過“具有道德權威的偉大的波蘭詩人”Ａｎｔｏｎｉ Ｓｌｏｎｉｍｓｋｉ的秘書，這位傾向於自由主義和反對派的詩人教會了他波蘭知識階層傳統中的方方面面，幫助他解決了作為一個波蘭猶太人的問題，同時像一道屏障一樣保護過他。此外，２０世紀初波蘭知識界“不服從”的傳統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包括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Ｗｙｓｐｉａｎｓｋｉ、Ｓｔｅｆａｎ Ｚｅｒｏｍｓｋｉ和Ｚｏｆｉａ Ｎａｌｋｏｗｓｋａ等人著作。他“感到自己和這個傳統中的人們是心心相印的”，儘管這些聲音是那麼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無論如何是真實、真誠的”。

他們的言論、人格和著作都給米奇尼克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精神滋養，成為他精神的源頭。使他最後能以更清晰的“新語言”表達出公民社會的思想、人的權利思想，並化為堅定的實踐。所以，他才能無比驕傲地宣佈：“我，亞當·米奇尼克，一個波蘭知識份子，屬於這樣的一個傳統”，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終超越了意識形態、種族、權力和其他的因素。

喬治·奧維爾、漢娜·阿倫特、曼傑施塔姆、加繆、托馬斯·曼，以及托爾斯泰、盧卡奇、馬克思等人的著作對米奇尼克也不無影響，特別是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教他成為“反對極權主義的反對派”，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持異議者”，使他確信“不管誰運用暴力贏得了權力他必須用暴力維護權力。那些被教導運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棄公民社會。因此它最終導向集中營。”崔衛平曾說過，她就是循著漢娜·阿倫特的聲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當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時代的精神導師、一個“獨立的、世俗知識份子”、“當代波蘭最傑出的人”裏普斯基，裏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正是裏普斯基建議下，他在１９６２年參與組織了一個叫做“矛盾尋找者”的俱樂部，討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蘇聯入侵匈牙利、波蘭會不會發生第二次無產階級革命、波蘭共產黨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話題，被官方和警察稱為“修正主義苗子”，被哥穆爾卡在中央全會上點了名。這一年他只有１５歲。在大學歷史系學習期間，他又成為共產黨內反叛出來的知識份子、“造反的共產主義”代表庫隆的“熱心信徒”，在以後漫長的奮鬥過程中，他們是最好的同伴。

薩哈羅夫、哈維爾等比他年長的精神同道也給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啟發。他曾無比深情地談及“人的權利的捍衛者”薩哈羅夫在２０世紀歷史中和他個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薩哈羅夫讓我們認識到人的權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礎。時刻準備為權利而戰鬥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價值所在。偉大的反極權主義革命，它將人的權利刻寫在它的旗幟上，火焰一樣席捲了生養我的歐洲國家，它始於安德列·薩哈羅夫。”

對哈維爾他也充滿了敬意，認為哈維爾是歐洲最富有洞見的作家，是個思考的人，“是過去二十年以來在反對極權主義立場上洞察判斷最為深刻的權威”，他說，哈維爾的文字中傳達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貴的價值：熱愛自由、尊重傳統、幽默和自諷、寬容和正直等。《無權者的權力》乃是關於在中、東歐建立公民社會的運動哲學的“最好最準確的表達”。

五

崔衛平說，哈維爾的語言是一種道德的語言，米奇尼克的語言則是政治的語言。我以為與其將米奇尼克的語言稱為政治語言，不如說是公民語言。“政治”在中國是個被嚴重污染的辭彙，一提及“政治”，人們便談虎色變，因為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早已經把“政治”等同於“權力”，等同於“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們首先就會聯想到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陰謀詭計，聯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聯想到改朝換代，而不管是宮廷政變還是農民造反，無不彌漫著一股血腥味。中國人之所以會把“政治”與“權力”掛起鉤來，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擁有天賦的基本權利，一方面是當權者總是刻意使權力度神秘化，策劃於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業，始終不離“君權神授”、“聖主英明”那一套。實際上這不過是見不得陽光的狹隘的政治，它與人類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離的，廣義的政治就是公民社會下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權利的那種政治，也即崔衛平所說的“業餘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米奇尼克的語言是政治的語言，那也是“業餘政治的語言”，我更願意稱之為公民語言。

這樣的公民語言是樸素的、生活的語言，沒有曖昧的、酸腐的氣息，它紮根於生活的深處，以及波蘭民族的歷史傳統之中，同時吸取了整個人類文明中最寶貴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語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帶水，充滿了陽剛和自信，從而有著打動人心的力量。

長期以來，正是他創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語言，復活了一些語言，比如他１９７６年提出的“新演進”，“為一個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奮鬥”，後來提出的“不完美的社會”、“民主是灰色的”等等，這些語言仿佛一下子就讓人獲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感覺，這是在哈維爾、薩哈羅夫他們那裏所缺乏的。對此，他自己有著足夠的認識，“語詞擁有它們自身的力量；正是語詞創造了一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我們所呼吸於其中的智性氛圍和精神氣氛。我們每個人選擇適合於我們自己的語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語言，公民也應該有公民的語言，這是兩個不同世界的語言。

在《新演進》文中，米奇尼克對“修正主義”、“新實證主義”的局限性作了這樣的分析：“如果可以運用一個隱喻式的比較，即將蘇聯國家組織比作教會而將馬克思意識形態教條比作聖經，那麼修正主義在忠誠於聖經的同時，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表述；而新實證主義則追隨教會，同時希望這教會或早或遲會消失。”也就是說，前者相信“聖經”而不信任“教會”，後者承認“教會”而不承認“聖經”。

與父輩相信有一個完美社會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會只有在集中營裏才會被創造出來，他追求的是一個“不完美的公民社會”，僅僅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為了“少一些貧困，少一些恐懼，多一些權利”。“我們不應該為一個完美的、擺脫了衝突的社會而鬥爭，而是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衝突在民主遊戲規則之內得以解決。”

在《灰色是美麗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種不同利益之間持續的銜接，是各種利益之間孜孜不倦地尋求妥協，是各種激情、情緒、仇恨和希望的市場，是永遠的不完善，是罪人、聖徒和猴子的大雜燴。”“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問，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相比之下不管是紅色專制還是黑色專制都毀滅了人的創造能力；它們消滅了人類生活的愛好趣味，最終也殺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擁有人權和公民社會的機構，有可能以爭論來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將團結工會運動稱為一個“鋼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當中擁有廣泛而強有力的基礎，在談判桌上卻沒有力量。相反，波蘭的共產主義制度則是一個“泥腿鋼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裏卻握著利器，在談判桌上也佔據著優勢。

他將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雅魯澤爾斯基宣佈軍管稱為“波蘭戰爭”，是對全社會和全體人民發動的一場戰爭。

當波蘭完成了社會轉型之後，他並沒有停止思考，他主編的《選舉日報》仍在“創造一種新的語言”，以此來討論和評估周圍變化了的世界，因為他感到過去用來描述世界及其傳統的語言已經無效，在重建新的社會生活時需要一種“新語言”，他把這種新的語言稱為“共同的語言”，是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波蘭”，雖然當年雅魯澤爾斯基們用暴力拒絕了“共有一個波蘭”的觀點，但他們不想以復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國常見的“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歷史劇，因為“我們只有一個波蘭，我們必須學會生活在一起”，不應該以任何理由將共同的家園分割成共產化或者非共產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時也基於這樣一種邏輯，不想讓昔日的共產主義者說：“米奇尼克和我們沒有什麼不同。當我們有權時，我們把他們踩在腳下；現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們踩在腳下。”他不容許有人將這次社會變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簡單的權力更迭。

和哈維爾的劇作家和哲學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識背景是歷史學，他本人雖沒有寫出什麼歷史著作，卻親身參與創造了波蘭的歷史，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惟獨沒有的是對權力的欲望、貪婪。他說：“衡量民族、社會和個人成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歷史當中，有他們自己生活的故事。”創造歷史，而不是追逐權勢，這是多麼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經歷都是一本無比豐富的鮮活的歷史書，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創造了屬於每個人自己的新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類精神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