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的評價

 福澤諭吉對儒家文化的評價

——網文——

福澤從小受到儒家典籍訓練，19歲開始學蘭學（西方科學），24歲改學英學。他從不恥于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傳統中國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現出日本武士文化務實的特點。相比之下，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缺少對實務、科技的興趣，熱衷於追求權勢和家族榮耀。

福澤的回憶錄中也專門提到他自己對中國士大夫的看法，他說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文人的虛偽。“他們宣講四德：忠、孝、仁、義，然而一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福澤不作詩，也不鑽研書法。

日本在江戶時代國學運動掀起後，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他們還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他所鼓吹的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傳統廣泛學習。日本的國學派逐漸建立了這樣一種文化精神：我們是日出之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學術文化都湧向日本。中國則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傳統，難以包容天下的學問，所以是文化的邊緣。

1860年福澤諭吉25歲隨幕府使節赴美，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樣生活。他覺得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超出他的想像，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瞭若指掌。

27歲再隨幕府使節赴歐，32歲又隨幕府使節團赴美，這三次出國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

1872至1876年間，又出版17卷的《勸學篇》，亦造成全國轟動，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書中討論“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尊重國法”、“國民責任”、“論懷疑精神”、 “論思想和行動一致”、“論誠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論之概略》系統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開化”口號下的整個學術思想氣候和世界觀。他極力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為文明國家。

福澤諭吉說，日本人從第一次看到蒸汽機船後，只用7年就掌握了駕駛技術，並獨立遠航跨越太平洋。

福氏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書百餘種。他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澤諭吉認為，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著兩點：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一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心。”“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心”，這兩點構成西方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擴張為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欲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種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斷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衝動。人心和人欲都獲得解放，謂之“一身獨立”，“一身獨立”是“一國獨立”的必要前提；大學教育應讓人有獨立精神，獨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關係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在日本興起的排外民族主義熱潮從來沒有影響過他，沒有改變他對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的認同。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福澤喻吉對任何以愛國為名的群體狂熱都抱有本能的警惕。福澤喻吉終其一生拒絕擔任任何官方職務，一直是以報人和教育家的社會身份出現。他所選擇的是以獨立和中立的方式作貢獻，而不必把自己捲入到紛爭之中。福澤堅持認為一個學者應該獨立地從事研究而不是效命於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舊政權轉換時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新的維新政權。個人的獨立，是福澤喻吉非常強調的品格，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獨立源于公民個體的獨立，這是一個非常清醒而難得的見地，也是中國文人群體在國家面臨內外危機的時候最容易失去的立場。

他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野蠻社會、半開化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福澤認為：“支那人思想貧乏，而日本人思想豐富”，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已脫離半開化社會，逐漸接近文明社會。福澤在他的《脫亞論》一文中寫道：“日本國雖在亞細亞之東，但國民之精神已脫亞細亞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讓日本人放棄了“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錯誤觀點，使日本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

福澤的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一種嚴厲而鮮明的批判態度。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一無所成。

日本的現代化改革一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于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一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領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作為1890年代知識份子代表的康有為雖然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進行西方式的社會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學去尋找答案，需要首先證明孔子是改革者，並試圖把歷史發展放進一治一亂的舊有框子裡去，認為亂世始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在行動上，康有為則完全懷抱著傳統的“為帝王師”的思想，積極介入現實政治。康有為晚年曾寫道，“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嚴複指出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但是並沒有說明中國究竟應當以何種狀態作為終極歸宿。

與晚清中國知識界中西二元對立和中國本位思想不同，福澤喻吉從根本上否認了這種對立的根基。他從全球範圍文明史發展的角度出發，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化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未來前進方向。從而，歐美開發國家與亞洲半開發國家的衝突並不是地緣上的、平行和對等的衝突，而是歷史的、垂直的、先進與落後的衝突。

福澤的進化觀點不但沒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觀，也沒有把衝突看成絕對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時日，所有文明形態都會逐步趨向較高階段，只要進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轉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標都是趨向同一個更高的文明，那麼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國人那樣巨大，因為對“文明”這一目標的追求最終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對於有著巨大的文化優越感同時又迷信二元對立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從梁啟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識份子，中國人對待西方文明始終持一種對立的、半信半疑的態度，隨時準備挑對方的毛病，這一點與日本的態度非常不相同。

福澤進一步指出，文明進步的意義在於加強和增加人類的各種行為和需求，為人類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類精神和行動。福澤一直把實現文明和人類進步看作至為重要的。福澤由於著眼於全人類，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並不認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對立的，而是認為雙方在趨向同一個目標，只是一先一後而已。

作為“文明”的政治內容，民權、平等、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學界反復論述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成為福澤關注的中心內容。福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論述西方文明史的時候，福澤著重強調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許人類精神自由上的意義，福澤還強調歐洲的文明進步是王權、教權、貴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結果，民權由於和王權結合與貴族鬥爭，因而獲得較大發展。

福澤認為民主價值觀是西方人民幾百年來不斷鬥爭來的。他主張實施議會制度、實行普及教育、重視婦女權利和文字改革。

福澤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也不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我們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它的標準嗎？文明是動態的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在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沒有從道德主義的角度進行譴責，仍是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來克服。在這一點上，福澤的思想再次與中國思想家形成對比。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一舉超越這些弊病。

福澤又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體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福澤的原則是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而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並沒有非常明確的主張。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

他於1899年初版的《自傳》中批判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荒唐主張；儒家的體制就是個宗法家族體制，只會造成裙帶政治，沒有制衡體系，結果就是專制；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麼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是一場空話。他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壹佰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他超越了中國社會自身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問題上的激烈論辯。

由於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

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就已經完成了現代化的轉化過程，晉身于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之一。中國在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的今天，似乎也準備結束之前對西方文明欲迎還拒的姿態，渴望能夠學習到更多的知識。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裡面， “民主、自由、平等、 法治”明列其上，如能切實落實個中精義，則中國之騰飛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