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從的心理學：德國人是如何接受納粹統治的？

 順從的心理學：德國人是如何接受納粹統治的？

——林猛——

“我從未經歷過如此奇特的演變過程。那就好像一個人踩在腳底下的土壤，正不斷被沖刷流失。”

納粹在歐洲文明心臟地帶的崛起，是20世紀具有重要警示意義的事件。借助於眾多的作品，今天我們對這一進程的相關事實已有充分的瞭解，也知曉了這一潮流得以興起的政治、經濟及思想根源。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普通德國人是以什麼心態與納粹體制共處的？面對納粹政權日益伸長的觸角，他們如何順從地接受了這一切？為什麼在納粹掌權前曾有那麼多的反對者，後來他們卻聽任納粹肆虐，見不到任何反抗？

這樣一些涉及時代氛圍的問題，唯有那些親歷者才能做出準確的回答。當然，這還需要這些親歷者足夠敏感，最好他對納粹的事業始終保持著距離，卻又不得不與之周旋，甚至在開始階段還保留著一些自己可以不受打擾的幻想。這樣的親歷者對有毒的異味在空氣中的彌散過程會有最深的體會。

賽巴斯蒂安·哈夫納恰好是這樣一位有“發達嗅覺”的作家。他是20世紀德國最負盛譽的政論家，在納粹興起時處在從少年走向社會的最初階段。他是純種雅利安人，如果他的野心和虛榮再稍稍放大一些，壓倒他對另一些價值（比如人道、個性、尊嚴等等）的信念，那麼納粹的上臺對他是個良機，事實上他的許多同齡人已經躍躍欲試地加入了新體制，期待一顯身手。但他卻選擇了流亡，先是在國內，在精神上與時代洪流拉開了距離，然後是肉身的流亡，1938年他到了英國，從此離開祖國。

這本回憶錄正是作者在流亡途中寫就的，看得出來，德國所陷入的狀況讓他極度震驚。更糟糕的是，他感到這一切並不能從現有的觀念世界得到解釋，如他所說，人們的空泛討論反而像帷幔一般只起到阻擋視線的作用——感謝這一點，他才沒有過多依賴概念理論，而是切近觀察他的同胞，同時也返回到自己的內心，剖析自己的心路歷程，從而為我們揭示了一種順從的心理學：在突如其來的強權之下，順從是如何實現的。

從納粹的源頭說起，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納粹運動的主體並非經歷一戰的老兵，而是在一戰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少年。當日的軍國主義氛圍塑造了他們在人生最初階段的夢想和憧憬，而在他們成年後，納粹學說的吸引力、簡單性，以及對狂熱行動的渴求正好與他們的幼時願望合拍；相比來說，親歷過戰爭的老兵則往往愛發牢騷、更多挑剔，雖然其間也有希特勒、戈林這樣的例外。此外，在和平的1920年代，民眾在體育競賽的熱潮裡找到了戰爭的替代品，繼續培育著自己的民族主義熱情，作者從中看到了它與納粹激起的情感的連貫性。

但德國並非從開始就從屬於納粹。作者講到在1920年代後期，在最優秀的德國年輕人中出現過新的理想主義，社會變得包容、開放、自由，階級的差別、兩性的隔閡都逐漸被人們置於腦後。只可惜，這一切旋即被後來的烏雲吞沒。在政治人物中，也有具有領袖魅力的、正派的拉特瑙，作者相信他是納粹擴張的一道屏障。也正是因此，他的被刺殺讓作者深感震驚，他意識到某種鄙俗、殘酷的力量在這一刻成為了歷史的創造者：“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這種簡單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創造歷史。顯然，未來並不屬於像拉特瑙那樣的人物——必須努力充實自我，使自己具備非凡特質；反而屬於像張三、李四那樣的貨色，只需要學會開車和放槍就夠了。”

那麼，當納粹興起之後，那些反對納粹，或者至少起初不支持納粹的人，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呢？他們為什麼對權力的不斷侵入，表現出那樣的順從？

作者自己就是一個實例。他不諱言自己一開始就拒斥納粹運動，他把這歸功於自己擁有的一種良好的精神上的嗅覺，“我的鼻子對納粹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判斷，使我根本就懶得表示，在它偽稱的目標和意圖背後，到底還有多少東西是值得討論的，或至少是‘在歷史上站得住腳的’。因為那整個東西再怎麼聞就是不對勁，我馬上可以確定納粹是敵人——不僅是我個人的敵人，也是我所珍惜的一切事物之敵人。”

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被宣佈擔任總理，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這種時候他所做的，卻是努力說服自己事情不至於發展得那麼糟糕：你看這個政權不會得到人民支援，因而它無法長久；你看它只能在政治表層攪起波瀾，而無法延伸到日常生活，所以雖然公共生活不如意，但我個人還可以維持一種不受觸動的生活……然而，這裡的兩個願望都落了空。

不管最初支持者有沒有占到多數，隨著納粹掌握權力，他們開始用大規模動員的方式脅迫民眾接受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遊行、起立、歡呼……，那些不情願者和反對者只能混跡其中，與群眾一起做同樣的動作和呼喊，才能保證安全。久而久之，人們的心理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這起初還出於畏懼，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後，就不再有人願意回想起‘畏懼’這檔子事——到底那不是很光彩，而且會讓人看不起。結果，人們連心中的觀點也隨之而改變了。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獲勝的最基本心理因素 。”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其他派別政治精英的怯懦、渙散和背叛，使追隨他們的群眾大失所望。納粹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勝利：“當納粹把萬字元號壓印到德國群眾當中的時候，並沒有遭遇阻力，也就是說它壓印的對象並非有形狀的固體，而是缺乏固定形狀的軟麵團。”既然不存在有組織的反抗，事情變得清楚了，只有施害者和受害者兩種角色可以挑選，前者無疑更穩妥：“於是出現了一種沒頭沒腦的飄飄然感覺，接著是萬眾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癡感覺，有如磁鐵一般進一步對群眾產生了吸引力。”

知識份子的表現也沒有好多少。在這種威勢之下，他們也找到了接受納粹、讓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他們想像自己可以通過加入納粹來引導它、改變它，使之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不過如果加以仔細的審視，我們會發現在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背後，仍然是趨炎附勢和見風使舵的心理在裡頭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對於那些不喜歡納粹的德國人，如果不是猶太人的話，還有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他到處看到的，是生活在表面上仍維持著原樣：“至少在納粹執政的最初幾年有一個獨特現象，那就是表面上一般人的生活幾乎都沒有出現變化：電影院、劇場和咖啡屋人滿為患，一對對愛侶在花園或舞池翩翩起舞，漫步者神情自若躑躅于街頭，年輕人歡天喜地伸長了身子躺在沙灘上……”因此人們就不需要去關注那些悄悄發生的變化（比如某個人士的失蹤），不需要讓自己的意識蘇醒，讓良心受到煎熬。他所見到的表像妨礙著他對形勢做出正確的估計，也預防了他採取任何行動。這一點很可以解釋，在納粹盛行時為什麼幾乎看不到任何團體或個人的反抗。

但這一切終究是自欺，政治越來越侵入個人生活，要把它的意志加諸其上。這裡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作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父親，一位已經退休的公務員，原以為納粹統治與他不會有什麼關係，現在卻不得不填寫政府寄來的表格，按照它的意願來表達對政權的效忠，以此換取養老金的繼續發放。

而作者自己也同樣不能躲開這種困境，只要他還在原來的國家生活。1933年，作者按照原先的人生規劃，報名參加了國家中級文官考試，然而這一年的考試突然多出了一項內容，所有候補文官都必須參加官方統一安排的團體生活營，接受軍事訓練和世界觀教育。雖然可以預料到那些教育是什麼內容，可是人們會在事前就放棄考試、改變自己人生規劃嗎？這似乎難以做到。那麼，到達營地後，當他們把納粹的萬字臂章發給我，我應該馬上公開表態拒絕，然後把它踩在腳下？可是，這只會顯得既瘋狂又可笑。作者非常明白，“縱使許多受訓者私底下的想法與我完全相同，可是假如我做出那個戲劇化的動作，他們只會聳聳肩膀而已”，而同時這意味著我會被送入集中營。所以我的現實選擇其實只有一種，戴上臂章，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

對這一時期的這種狀態，作者有特別準確、生動的描述：人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確定，那個世界又多消失了一塊、又向下沉淪了一些。大家四下尋覓複尋覓，最後卻只能確定那個世界已經蹤跡全無。我從未經歷過如此奇特的演變過程。那就好像一個人踩在腳底下的土壤，正不斷被沖刷流失。但更佳的比喻或許是：我們呼吸的空氣，正很有規律地不斷被抽走。

作者最終離開了德國。那麼，他對德國是什麼態度呢？作者的自白也非常給人啟發。他承認，在情感上他並不“愛”德國，正如他並不怎麼“愛”他自己。他說，如果非要說愛某個國家，那也會是法國，即使沒有納粹存在，也是如此。

如果這樣，出生的這個國度對我們有什麼意義？作者繼續說，雖然如此，祖國對自己而言仍然具有獨特的地位，並非任何外國能夠取代的，因為事實上它已經與我們自身的一切聯繫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它，就等於失去了喜愛其他國家的資格，就會失去一切攸關國與國友好互動的先決條件——民族交流、異國間的情誼、彼此瞭解與學習、相互向對方展現自己的國度。”

就德國來說，它的人道主義和熱愛真理，還有它的包容、開放和多元，都是作者喜愛的。然而這個國家又極易染上另一種病症：民族主義狂熱，一旦患了這種病，它的前述的好處也都被破壞殆盡。正因為此，作者才沉痛地指出，首先被納粹佔領的國家是德國，而非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納粹打出‘德國’的名號，借此來佔領和踐踏德國，這是其終於逐漸被看穿的種種伎倆之一，但這也是其毀滅性工作當中的一環。”

讀過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讀者，大概會忍不住將兩本書對比，它們都描述、分析了納粹初起時的情形，都充滿了深刻的洞察和鞭辟入裡的分析。在我看來，茨威格的作品固然出色，但它還只是一個與納粹沒有關聯的、外部人的觀察，而哈夫納卻體現了一種內部的視角，很多變化就在作者自己身上發生。這樣的內部視角因為透析了人心而更有一種力量，一如某些醒悟的左派對另類極權主義的反思可能更痛切更有力量一樣。

納粹極權主義在當時還是一件新事物，過去的歷史尚不能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説明我們認識它，作者通過切近的觀察和自省而做了堪稱典範的分析。作者當時雖是無名之輩，這些個人故事也顯得瑣碎，但他相信這卻觸及到權力體制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投影，觸及到普通人的內心歷程，這對後世而言，可能遠比講述是誰在國會大廈縱火，要來得重要和有意義。作者特別推崇小人物的回憶錄，認為它所記錄的一切構成了真正的歷史，原因正在於此。這部精彩的回憶錄可以說恰好為此提供了注腳。

與此同時，這種普通人視角也揭示出某種普遍的人類境遇，即使與讀者在時空上相隔如此遙遠，也依然可以激發強烈共鳴和複雜情感，在潛移默化之中增進著人們的“嗅覺”。這可以說也是歷史寫作的一種重要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