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

 ▲殷海光: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

——殷海光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很是複雜。雖然如此，最具廣泛影響力的思想，在基本上大致可分三個型別：第一是社會主義；第二是保守主義；第三是自由主義。當然，在這三個型別之中，每一個型別又可以作次級的劃分。例如，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有溫和與激進之分。溫和的社會主義思想接近自由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則演變成極權主義。同是保守主義，有國粹派與玄學派之別。至於自由主義的思想，更是多形多樣。

作者在此並不準備討論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思想之演變史，因而也就不預備替這些思想做分類的工作。作者在此所要著重指出的，是保守主義與極權主義二者對自由主義構成的聯合打擊。“胡適思想“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核心。所以，前述二者對自由主義的聯合打擊，在實際上就是對胡適思想的打擊。可不是嗎？來自左方的勢力，對於“胡適思想“，清算洗腦，迫害之不遺餘力，必欲剷除盡淨而後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的記憶裡勾銷。照這些光景看來，若干中國人的思想已經倒退五十年，與倭仁徐桐之流為伍了。

許多人對於左右這兩種勢力之聯合打擊“胡適思想“一定感到驚異。然而，這卻又是很明顯地擺在大家眼前的事實。從表面看來，左右兩種勢力，來源不甚相同，形態多少也不一樣：一個激進，而另一個保守。為什麼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呢？稍作深入一點的觀察，我們立刻可以發現：這是由於左右兩方面的思想在背後有基本的共同之點。作者現在將二者的思想之基本的共同點列舉在後面。

一、絕對主義的堅持絕對主義的人，總自以為所持是唯一的最後的“真理“。絕對主義，在從前是“道統”；在今日則是獨斷，強天下以從同的“教條”。“道統”不二；“教條”則為“統一思想“的準繩。、

二、權威主義的權威主義與絕對主義不可分離。權威主義以絕對主義作柱石；而絕對主義則靠權威主義來維護。依權威主義來說，是非真假是靠一“長老”來決定，或以一“經典”為準繩，或由置身於一個非自由的組織之上的少數分子來代辦，來配給。

三、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狂激分子之明目張膽標尚“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了。保守人物在這方面卻也不免亦步亦趨地跟著他們走。狂激分子認為只要是“主義好”，為了實行這樣的“主義”，任何手段都可採取。同樣，泛道德主義的保守分子認為只要是“行仁義”，克爾文式的手段是可以採用的，他們都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成為正確“這一種哲學的崇奉者。所以，在實踐的歷程中，他們極易地合流了。

四、群體至上，組織至上狂激分子倡導群體至上，組織至上的說法。依此說法，群體是目的，個人是手段。價值只寓為群體之中，個人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於是，個人應當為群體犧牲。許多人以為這種說法有什麼“哲學基礎”。其實，一句話說穿：這種說法是少數搏取權力的野心人物為了從神經細胞的活動方面驅策人眾從事大規模的政治鬥爭而編造出來的。狂激分子口裡所說的“群體”是非歷史性的橫斷面的集體。保守分子更在這種橫斷面的群體之上增加了歷史的因素。近來更有人鼓吹文化的“全體主義”。在文化的“全體主義”之下，個人的相對價值更形減縮。他們說：“汝實無物，文化實為一切”。

五、自我中心的以自我為中心者，是把自己，自己所屬的團體、種族、文化，看作世界的中心；並且從這一中心出發，看人、看事、看世界；把自己以及自己所屬的團體、種族、文化，當作價值判斷的標準，和是非真假的裁判者。於是，這種人所作的論斷，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論斷：言政治，只有自己的組織好；言文化，言文化，如果因衰落而內心深藏自卑感，便誇張自己的文化是世界最優秀的，要辦出口貨。

左右兩方面的思想在背後相同的基本之處至少有上述五點。我們現在再看“胡適思想”是怎樣的一種思想。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先生說：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

這一段話，可以說是胡適先生對於“胡適思想”的開場白。從這一開場白作出發點，“胡適思想”展開如下：

一、主漸進的：“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瞭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又說：“文明不是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

二、重具體的：“我這個主張在當時最不能得各方面的瞭解。當時（民國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後，國內正傾向於談主義。我預料到這個趨勢的危險，故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我說：凡是有價值的意思，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

三、反教條的：“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待證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矇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四、個人本位的：“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生……““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五、存疑的：胡適先生的思想與治學，常常不忘疑字。他早年致力介紹赫胥黎的思想。赫胥黎致金司萊的信，經胡適先生的摘譯，早已為人熟知了，此處不贅。

六、重實證的：“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情感，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七、啟蒙的：如果說胡適先生是昏沉的中國之現代的啟蒙導師，這話並不為過。胡適先生不是一個革命主義者；但卻是一位十足的啟蒙主義者。無論就他的行為看，就他的言論看，都很積極地表現了他在中國啟蒙運動中所起的創導作用。當然，最大的例證，要算白話文運動。對於作為一位啟蒙運動人物的胡適先生之評斷，作者認為羅素先生的評語最富睿智。羅素先生說：“談到中國現存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親自接觸到的而論，我願意舉胡適博士為例。他具有廣博的學識，充沛的精力，對於致力中國之改革則抱著無畏的熱望。他所寫的白話文鼓舞著中國進步分子的熱情。他顧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卻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直到目前為止，就作者所知，在一切對胡適先生的評斷中，沒有比這更公正的了！

處於這樣緊要的關口上，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中國人今後究竟應須排除“胡適思想”呢？還是要採取“胡適思想“？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不能訴諸任何種類的情感與情緒，必須訴諸經驗與理知。

有人將中國目前的動亂歸咎於五四運動及胡適思想。在一切反對的論證之中，沒有比這一論證更經不起翻駁的了。中國那一套出自靜滯農業社會的政治，倫教，文物制度之不能適應全世界走上科學文明的新形勢，遠自1842年鴉片戰爭開始即已露其端，搖搖欲墜，破綻畢露，險象環生。到了五四時代，可謂“敗象大露”，五四運動一起，不過是下個訃文而已。如其不然，幾千年古老而堅強的文教建構，哪裡能夠被幾個書生一喊就垮？事實上是這樣的：古老的建構倒了，而強有力者們又不肯自我適應，走五四的道路，行科學與民主。他們一味地順著下坡路滾，所以釀出目前的動亂，這怎能怪五四運動與胡適思想呢？所以，把中國目前的禍亂歸咎於五四運動與胡適思想，簡直是倒果為因的不明事理之談。與其情感用事，責怪五四運動與胡適思想，不如擦亮雙眼，把古老中國的一套，與西方的科學文明比較比較吧！

近四十年來，中國國運的起伏隆替，幾乎可以拿胡適思想之消長作個記錄的寒暑表。在這四十年裡，中國人多容納並吸收胡適思想之時，正是中國比較和平、安定、進步、趨向開明之時。回頭說也是一樣：中國比較和平、安定、進步、趨向開明之時。正是中國人多容納並吸收胡適思想之時，反之，中國的國運乖違，禍亂如麻，趨向固蔽之時，也就是胡適思想橫遭排斥與嫉視之時。回過頭來說也是一樣：胡適思想橫遭排斥與嫉視之時，也就是國運乖違，禍亂如麻，趨向固蔽之時。從箇中訊息，我們不是可以看出中國是否需要胡適思想之薰陶嗎？

我們在前面說過，胡適思想是主漸進的，重具體的，反教條的，個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實證的，與啟蒙的。這種思想，既不堂皇壯觀，又非玄不可及，而是平實易行的。這種思想，就是開放的社會裡開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大致說來，整個的西方社會，就是浸潤在這種思想之中。所以，實質說來，整個的西方社會，大致生活在胡適思想中。或者說：胡適思想大致是從整個西方社會的實際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你要反，如何反得了？反了又有何益？

生活在這種思想氛圍裡的西方人，過著自由、平等、康樂和幸福的日子。可是，生活在半神話半玄學氛圍裡的人，卻長期為貧因、動亂和暴政所折磨。兩相對照，優劣之分，何其顯明！

作者不是預言家。作者的思想方式也不助長我作任何預言。現在的問題，並非胡適思想將來在中國是否會普及的問題，而是：必須胡適思想在中國普及，中國人才有辦法，中國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發洩，就是歷史的浪費。一個國邦，豈能長期在情感的發洩和歷史的浪費之中存在下去麼？作者提出這個問題，要求重理知的人士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