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的口供

 

■鄒幸彤的口供

鄒幸彤：雖然六四點燭光的行動，沒有一個指定地點，但最有象征意義的，也最大風險的地方，一定是維園。但因應政府擺出來的態度，警方擺出來的各種放風、威脅，維園確實不會是很多人願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這件事的地方，但無疑，是最多人還想見到有燭光亮起的地方。因為維園的燭光，象征著一種承諾，一種堅持，一種堅守良知的勇氣，而最責無旁貸應該去維園做這件事的，無疑是在維園舉辦了 30 年燭光晚會的我們。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即使我公開說，我會做這件事，那是否說現在法律不允許我公開說我會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說只要有人通知了集會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權將一個完全公開的地方，畫成禁區？就有權禁止所有人就相關議題作表達呢？將維園守到銅墻鐵壁那樣，真的跟防疫有關係？

但剛剛其實都講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實際的風險是另一回事，這個確實是現在香港的現實，否則我也不會在這裡，我自己願意，也覺得有責任，去承擔這個風險，但我不可能預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齊去做這件事。無論是事前和友好團體的溝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網上的討論、社會的氣氛，其實都說得很清楚給我知道，像往年那種大規模集會，其實今年，不可能出現。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幾二十個人，和我一齊，嘗試進入維園，已經是很好的結果，更大可能是小貓三四隻，甚至只有我一個。但是，即使只有我一個，我都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維園的燭光，經過 32 年的沉澱，已經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反對專政的象征，我們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維園的人不多，只要有，我們都還可以說，維園的燭光未死。當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變得不可能的時候，最起碼，我們都還可以用個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義的行動，將每個行動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當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為見到後面有千百萬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擋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須要做這件事，因為這件是正確的事。

而如果我們自問是在傳承八九的精神和堅持，我們就要有這種，不論人多人少，不論高潮低潮，都堅持下去的決心。我當然不會否定，我很想很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的畫面，但同時我對時勢都有很清醒的判斷，若然到了當日，維園真的只剩下幾點燭光，甚至是被當局成功，完全沒有燭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眾解釋，那幾點燭光的意義，32 年來維園燭光的意義，和當局為什麼這樣大決心要禁絕維園的燭光。這些話，今年不講，很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機會再寫，氣候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所以會有明報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寫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當局如獲至寶，覺得可以用來搞文字獄了。它甚至抄足國內打壓六四的手段，作預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關足 30 多個小時，讓我完全無法在六四當日作任何悼念行動，而之後我也因為同一單案而還押超過一個月。再之後對支聯會的行動更是上綱上線，說我們 32 年的悼念活動是顛覆國家，是受外國勢力的煽惑，但我想講，驅使香港人 32 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說我那兩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舉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們看到即使維園被封禁，去到西貢、去到屯門，銅鑼灣到旺角，都還是有人亮起燭光、點起燈光，不需要誰去召集他們去什麼地方集會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堅持。

其實，八九年的時候，我只有四歲，很多人會疑惑，為什麼我要這麼執著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會我，什麼叫擇善固執，而我所做的，只是傳承、發出這些普通人的聲音，去做一個普通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給當權者壟斷所有真相和意見。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這些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話，我亦無怨無悔。以上是我的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