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剛評論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

 （转载） 一九四九年，老舍在纽约近四年，对回国似有迟疑。十二月，他从美国归来，在东城买下一个小院。他受到毛泽东政权欢迎，参加了若干会议。次年五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从此，作为文艺界的代表，社会名人和北京文艺界头羊，他积极跟随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痛斥”他人，表白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 最初，老舍努力接受和跟从这个政权，努力缩小自我，与之协调关系，后来不得不放弃自我，以求生存。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被斗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 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 警士拦住了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紧接着，他谈“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老舍感到要落泪了：……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什么‘马马虎虎’ ‘将就将就’‘别太较真’这些常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放胆干吧……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老舍意识到自己由文雅、温情、宽容滑到野蛮、仇恨、赶尽杀绝这种奇妙变化，由一个文雅的绅士变成一个仇恨的暴民，此文显示老舍放弃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主动追随和认同这个政权及其暴行。他赞扬的这一切，实乃飞去来镖，十五年后致他于死地。 一九五五年五月胡风事件案发，全国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风“集团”运动。五月二十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风的心》在《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