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剛評論

【转】当法律沦为杀人机器——纳粹时期的司法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说：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就不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了。纳粹德国的司法界名人傲然宣称“希特勒就是法律！”    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以翔实的史实为依据，大胆地探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对纳粹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      该书用大量的篇幅描述1933年到1945年德国司法制度的恐怖面目。在这个时期，德国司法的运转仍然保持了它微妙精细的“民族精神”，即注重所谓的法律解释学和法教义学的技术化道路。然而，那种追求正义、促进社会正义的司法传统，早已经荡然无存。    尽管，没有经过良好教育的希特勒及其纳粹高层时常讽刺法律人是“纯粹的蠢货”，认为他们往往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所以他要“尽力……使人们藐视法律教育”；在纳粹政党中，也很少有德国法官能爬至高官，但这个受过良好自由主义法学教育的法官群体，事实上仍然无原则地忠实于纳粹势力，丧失了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底线道德，努力扶持他们上台、巩固权力，并最终成为纳粹最忠实的杀人机器的一环。     这些毫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用他们那些白皙的双手，抖动的黑色法袍，以法律的名义，做了一张又一张被血浸染的判决，启动残暴的被纳粹控制的国家机器，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滔天罪行。    德国的法官在为纳粹势力服务的时候，也丝毫不忘“以法律为准绳”，以及通过“巧妙的法律解释”的方法，为自己粉饰太平。只不过，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他们会有意识地公然抛弃、废止魏玛宪法，授权纳粹政府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将个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讯秘密、言论和机会自由、结社权甚至私人财产权；同时，有选择性适用纳粹势力颁布的数量少得可怜的几部法律：即《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国会纵火案法令》、《保护德国人民法》、《保护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政府防止颠覆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社会蠢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等等一系列纳粹法令。 ...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关于刘巍、唐吉田律师“吊照门”事件十周年的声明 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的推进，中国律师职业得以恢复，这本是载入法制史册的好事，但是中国政府却将一副好牌打烂。最近 10 年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史，几乎完全沦为了一场中国官方对律师的压制史。特别是人权律师因积极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捍卫人权，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却被当局视作敌人进行构陷、迫害。这充分暴露了当局的伪法治与真独裁的本质。与此同时，各级律师协会也为虎作伥，成为官方迫害人权律师的马前卒、急先锋。 2010 年之前，中国人权律师张鉴康、郑恩宠、高智晟、唐荆陵、郭国汀、李苏滨、滕彪、李午汜等不同程度地遭到官方的构陷、迫害，要么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而失业，要么被迫流亡。陈树庆、李大伟干脆都不给实习的机会。 2008 年 6 月新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 2010 年 4 月当局即在毫无理据与事实的情况下，首启新《律师法》违法吊销了刘巍和唐吉田律师的执业证。该事件既展现了权力的傲慢、蛮横，更彰显了当局的卑鄙与无耻，成为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迫害的历史新起点。 2010 年后的十年来，尤其是 2015 年的“ 709 ”事件，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大面积迫害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此后又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人权律师。这十年可谓是中国法治全线溃退的十年。李和平、周世锋、浦志强、江天勇、王全璋、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益、余文生、陈武权、王全平、张展、李昱函、陈家鸿、温海波、覃永沛、祝圣武、刘正清、隋牧青、王理乾、王龙德、陈科云、文东海、李金星、童朝平、刘士辉、宋美英、朱汝玲、马连顺、刘书庆、程海、玉品健、张雪忠、刘晓原、陈建刚、王清鹏、常玮平、钟锦化、任照、黄志强、卢思位、卢廷阁、吴绍平……这些律师不是被非法构陷身陷囹圄，就是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或被非法传唤，或被迫流亡海外；还有丁家喜、许志永再度被构陷失去人身自由。另有更多的人权律师遭到官方毫无理由的警告或停业处罚，被各种非法手段骚扰也是人权律师们的家常便饭，甚至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连累。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迫害，导致了大量的人权律师失业，成为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国法制史、世界律师史上令人震惊的一页。 中国人权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关于律师陈秋实、公民方斌被强迫失踪的声明 2020 年 2 月 7 日和 9 日，我们注意到在武汉拍摄记录新冠疫情的律师陈秋实和公民方斌先后失踪。据陈秋实失踪前公开的信息显示他本人当时正准备去拍摄方仓医院的情况，后家人被告知陈秋实被以防疫的名义带走隔离。网络现存的信息显示方斌在失踪前多次到现场拍摄记录医院病房和停尸场所的情况。目前两人失踪均已超过 70 天，仍无任何两人已获自由的消息。 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秋实和方斌两人的失踪与武汉当局有关。 陈秋实和方斌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通过视频记录向世人展示了新冠病毒在武汉肆虐的真实情况，让国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增强了防范意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抗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行使的是《宪法》第 35 条、第 27 条、第 47 条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公民有权监督与批评政府的权利，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武汉当局以防疫隔离为由强迫将他们的失踪，在隔离结束后又任意超期羁押，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严重的违法和渎职行为。 为保障人权，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我们声明如下： 1. 陈秋实和方斌在武汉市的遭遇是典型的被强迫失踪的行为。武汉当局的行为违反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 2. 陈秋实和方斌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当，不构成任何违法和犯罪，现敦促武汉当局应当尽快取消对两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3. 依法治国应当排除所有黑箱操作，公平公正的处理所有行为，武汉当局应当及时向公众说明两人的真实情况，以解惑公众的关注。 中国人权律师关注所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关注所有国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使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公正、公平的国度而努力。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2020 年 4 月 24 日

CIA报告不给看，不如我们自己算：武汉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估算 曹雅学 撰文，邵野 译，2020年4月12日 原文链接： No Access to the CIA Report? Let’s DIY: Estimating Total Infections and Death Toll in Wuhan, the Epicenter of Covid-19 概要：据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网站，截止2020年4月9日，该市累计报告感染病例 50,008例，死亡病例 2,575例。但据笔者估算，实际感染者当在400,000至600,000间，死亡人数在 22,000至30,000间。 据彭博社不久前的报导，美国情报部门在一份给白宫的机密报告中称，中国掩盖新冠病毒在该国的爆发严重程度，隐瞒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当然，除了写下类似《 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数超过中国 》这种报导的记者们，我们每个人对此种隐瞒早就了然。疑惑仅是，中国政府到底瞒报了多少。正常情况下，我不认为我是适合进行这种计算的人，但这一次，我准备试试。 估算1月23日至3月23日武汉死亡人数   武汉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2个月后，疫情大致得到控制。2020年3月23日，武汉市所有七座殡仪馆重新开放。网上流传的照片里，武汉人蜂拥而至，排起长龙，等着领回亲人的骨灰。据 财新3月26日的报导 ，在这七家殡仪馆中最大的汉口殡仪馆，等待的队伍蜿蜒约200米，一般要等5个小时以上才能领到亲属的骨灰盒。财新记者还看到一辆大平板卡车在卸下装着骨灰盒的货箱。工人告诉记者，当天他们送来了2500个骨灰盒。前一天也送了同样数量的骨灰盒。殡仪馆内，记者共数到了7垛骨灰盒货箱，每个货箱里有500个骨灰盒。 财新记者从工作人员处获悉，在二月死亡高峰期，火葬场每天工作19个小时，所有男性员工都被叫来搬尸体。“死太多人了”，其中一个员工说。 这些场面和报导虽然有信息量，但这些零散的信息都不足以引导我们估算出一个具体的死亡数字，尽管我们已经可以藉此了解，武汉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要比湖北省民政厅官网3月25日所列累计 死亡数2,531例 高得多。正如某网友指出的，如果武汉的七家殡仪馆只需要火化 2,531 具尸体，它们根本不需要每天工作19个小时，殡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