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子胡思杜: 隔壁鄰居胡三爺（轉）

 

◆胡適之子胡思杜: 隔壁鄰居胡三爺

作者：沈虎雛

私人史主人公胡思杜

現代著名學者胡適之子。曾留學美國，一九四九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後分配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教研室任教，一九五三年任馬列資料室主任。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整風反右”鬥爭中不堪屈辱，自殺身亡，被錯劃為右派。一九八Ｏ年平反。

在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大院裡，我家住西北角，北平解放那年，爸爸陷入精神迷亂，三月，曾一度輕生，幸而遇救，他沒成功。突如其來的舉動，震驚了左鄰右舍和大院眾多街坊。他們中間有些人，日後也尋求解脫，卻成功了。那場災變讓沈從文成了對新時代疑懼的不祥名字，來客漸少，大院西北角變得格外清靜。

開春了，大地解凍，雖然家有病人，我和龍朱哥兒倆仍像往年一樣，刨松小院泥土，撿出碎磚爛瓦，盤算今年種點什麼。

鎬頭常鬆動，小二看在眼裡，拿來傢伙打進一個楔子。我歡喜小二，他很和善，手底下麻利，什麼活都會幹，也肯教我。我家石媽，陳友松伯伯家李媽都歡喜他，碰到玩不轉的重活有求，小二從不惜力。

小二是胡三爺的中年男保姆。解放軍圍城時候，南京政府把北京大學出身的陳雪屏派來，搶運學者教授。爸爸也在名單上，但他和大多數被搶運對象都選擇了留下。在北大五十周年校慶前夕，胡適校長倉促登上去南京的飛機。他小兒子思杜沒走，帶著在胡家多年做雜工的小二，帶著一隻長毛波斯貓，搬來中老胡同，成了我家的隔壁鄰居。

那只波斯貓保養得很好，乾淨碩大，烏黑長毛四射，矜持自重，從不亂叫。它趴在門口曬太陽時，用兩隻美麗大眼睛望著你，望著這陌生院落，怎麼逗引都不肯挪窩。

新鄰居家悄無聲息，沒什麼來客。胡三爺難得露面，從不在我們兩家共有的小院裡溜達或停留，只偶爾站在門口活動胳膊腿，遠遠地看我們兄弟修自行車、侍弄小菜園。聽石媽說，胡三爺是對面江澤涵伯伯什麼親戚，也看不出他跟江家經常往來。

新鄰居和爸爸媽媽好像素不相識，其實他們之間的緣分可追溯到一九三Ｏ年，媽媽暑假去胡適家的情形，保留在她日記裡：

“我走到極司非而路的一個僻靜小巷中，胡家的矮門虛掩著……我看見羅爾綱在院上教著一個男孩念書，他見我來，站起來同我點頭”。

羅爾綱從中國公學畢業後，到胡適身邊工作，卻是由爸爸牽的線。一九三Ｏ年五月初他致信胡適：

“羅爾綱同學，同我說想做點事，把一點希望同我說過了，特意寫給先生……”

一九三二年初，爸爸寒假期間到北平，住在胡適家，想必有更多機會接觸羅爾綱和他的這位學生。解放前這兩三年，爸爸媽媽去胡適家作客也不止一次，胡三爺早已是成年人了。現在他們做了隔壁鄰居，相互竟如陌生人。

這天我跟小二閒聊，三爺過來囑咐點什麼，見我轉身要走，便笑笑說：“小弟你別走，到我家來玩。”

“胡三爺”是保姆們背地裡對他的尊稱，我當面這樣叫他好像不合適，但沒有一張機靈的甜嘴，想不出該怎麼稱呼才對，只能尷尬笑笑，跟著進了這位新鄰居家。

屋裡被小二收拾得乾乾淨淨，三爺穿件中式上衣，身板厚墩墩的，人白白胖胖可並不拖遝。他不講禮數，好像兩人早已相熟，解除了我的拘束感。

“好香啊！”一進屋我就聞到一股甜甜的酒香。

胡三爺告訴我那是他泡的棗子酒氣味，剛才打開過一次。一面說著，把個圓肚青花瓷壇抱上方桌，掀開蓋子讓我看。嗨！更濃的甜酒香氣迎面而來。

“想不想嘗一嘗？”

我沒有食欲，搖頭，斷定這東西聞著香，不會喝酒的人欣賞不了。

他於是說些棗子酒怎麼做，有什麼好處之類。

“其實這個還不算香，茅臺要香得多。小弟你嘗過茅臺嗎？”

我搖頭。他從櫥櫃拿出一瓶沒喝完的茅臺酒，打開蓋讓我聞。

謔！果然好聞，還沒湊到鼻子邊，濃濃酒香已經撲過來把我包圍了！

三爺解釋說，他就是喜歡喝兩口。像是在承認一個弱點。

從那以後，遠遠見我他就點頭致意，迎面碰到，他會用輕聲“小弟”打招呼，我照例還是笑笑作答。

一天， 三爺招手示意，邀我再去玩。

隨便聊著，他問起解放前夕有沒有同學離開北平。我告訴他同班有個姓吳的，爸爸是興安省主席，全家走了。

“哈！一直呆在北平的興安省主席吧？”

我說還有個姓王的，常跟我們講八路軍好話，說家裡人親眼見。爸爸是勵志社職員，他家並不富裕，甭說金條，就袁大頭也不會有幾塊，也走了。

胡三爺解釋，勵志社是國民黨的，又問我“小弟你見過金條嗎？”

“見過。有個叫虞和允的同學跟我挺好，臨走時我去看他，人來人往亂哄哄的，他匆匆忙忙捧來叫我看了一眼。”

“那，見過金元寶嗎？”

“沒有。”

三爺走進裡屋，回來時掌上托著個金燦燦東西。

“哎呀，這麼小！”我只從演戲的道具和年畫上見過元寶，個個都是大傢伙，沒想到他的真東西比餃子還小一號。

不知怎麼又聊起學習，聽說我們六年級同學自己成立了時事學習小組，搞不清的問題，老師要是回答不出來，就上街攔住戴“軍管會”臂章的解放軍詢問。三爺充滿興趣，想知道問點什麼。

“左派、右派說法是怎麼來的？為什麼共產黨算左派？”

“有答案嗎？”

我告訴他三個同學一塊兒上街的經歷，先拽住一個年輕人，那人推脫說有任務，匆匆忙忙走了。又攔個中年人，他說外國也把共產黨歸在左派，但這說法來源他本人不清楚。

三爺說這個中年人，老實。

我講起每次遊行、上街扭秧歌，學習小組的人都參加，其他同學不一定去。最近遊行特別多，解放南京、解放武漢、五一、五四……我們都上了街。

胡三爺笑著說：“小弟，你知道嗎，毛澤東領導了五四運動。”

“知道，知道！”我告訴他學校集合排著隊去聽政治報告，北京的五四運動，是在少數學生、知識分子中間進行，後來毛澤東發動湖南工人，五四運動有了無產階級領導，才影響全國。一邊說著也笑了起來。

在我這小學生腦瓜裡，原先對五四的零碎常識，大半來自閱讀，分明記得胡三爺的父親曾倡導新文學，算得上五四時代領袖人物之一。解放後第一次受到新的歷史教育，便徹底顛覆了舊常識。

一九五五年唐山鐵道學院學生在上課，他們或許都聽過胡思杜的政治課

胡三爺悄無聲息地搬來，沒住上一年，又不肆聲張地走了，從此再沒見過他和小二的身影。大院西北角，比原來更加冷清。

聽石媽說三爺入了革命大學。一九四九年進革命大學的熟人，像汪曾祺、金隄叔叔，他們和進華北大學的媽媽一樣，都穿著全套軍裝。想到胡三爺白胖身軀套上解放軍制服的模樣，我覺得一定比其他熟人滑稽。他那些含著濃香的酒罈子，酒瓶子，看來全都捨棄了。

威嚴神氣的長毛波斯貓，跟在黃花、大白後面四處流竄，成了無家可歸的野貓，漂亮長毛很快就紛亂糾結。第二年開春時候，蹲在原來主人家房頂怪叫，石媽說它兩眼都瞎了，想喂點吃的，喚它，已經沒有反應。

這個春天，爸爸由歷史博物館組織上安排，也進了革命大學。兩位隔壁鄰居同樣為了融入新社會，在思想改造的漫漫長路上，作各自不同的跋涉。

我們家人沒聽到胡三爺的學習情況，只是常為爸爸著急。他倒有自知之明，在信中告訴蕭離叔叔：

“由於政治水平低，和老少同學比，事事都顯得十分落後，理論測驗在丙丁之間，且不會扭秧歌……也就是毫無進步表現。在此半年唯一感到愛和友誼，相契於無言，倒是大廚房中八位炊事員……那種實事求是素樸工作態度，使人愛敬。”

那只髒兮兮的大白，開始肆無忌憚地朝我家鑽。剛打出去不一會，又幽靈似地悄悄溜回來，隱藏在暗處。我加重懲罰，它並不奪路逃走，只是把整個身子俯貼地面，默默地忍受著。

媽媽看出原因：“小弟別打了，我估計是懷了小貓，要找暖和地方休息。”

從此大白得到個簡單的窩，並得到一份吃食。

一次週末，爸爸從革大回家，半夜床尾有咕吱咕吱響動，原來是大白擅自選中媽媽腳邊被窩當作產床，正在吃掉小貓的衣包。媽媽不讓驚動它，兩人保持固定姿勢直到天亮。被褥雖然搞得一塌糊塗，四隻小貓已經被大白舔得清清爽爽。

四個小貓四個樣，其中一隻黑裡帶點白花的，長毛四射，特別精神，活像它父親，被大家稱作獅子貓。爸爸在信中告訴梅溪表嫂：

“家中養了五個小貓貓，極有趣味，虎虎成天看著，如丈母看女婿一樣。”

到秋天，爸爸用手絹把獅子貓包好，帶去送給革大的老炊事員朋友。這時候胡三爺還沒畢業，不知能不能從伙房裡認出那只波斯貓的後代。

五十年代胡思杜工作的唐山鐵道學院校區。

這個秋天，胡思杜在革大寫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海內外幾家報刊登載，對隨後幾年批判胡適運動，發揮過啟示作用。羅爾綱在《胡適瑣記·胡思杜》裡，回憶起自己讀後的感受：

“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

聽爸爸講過，統戰方面的人，曾請他給胡適之寫信，勸他從美國回來，共同為新中國文化事業出力。信寫好了交上去，再沒有下文。

他必定也學習過胡思杜的文章。對於爸爸來說，轉變立場批判胡適肅清流毒，檢查自己所受的影響，即便從革大畢業以後，仍是必修課之一。交出一份及格考卷，比交出一封對胡適作微笑態的信困難得多。

那一個秋天，爸爸在革命大學試用新的立場、觀點、方法，私下裡寫了讚揚勞動模範炊事員的《老同志》，又歷時兩年，七易其稿，是畢生傾注熱情耗費精力最多的一個短篇習作。他企望創作生命能夠死灰復燃，找回重新用筆的信心，為新社會服務。怎奈力不從心，無法駕馭主題先行的寫作路數，這篇失敗的習作後來被兩次退稿，生前沒能發表。

爸爸從革大畢業前，組織上希望他能歸隊搞創作，徵求本人意見時，因私下寫《老同志》的體驗，明白自己“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 ”，而且“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選擇了默默回到文物工作崗位，埋頭於庫房、陳列室的花花朵朵，罎罎罐罐間，用“有情”的筆，譜寫汪曾祺說的“抒情考古學”，度過了後半生。

那些年聽傳言，說胡思杜去唐山鐵道學院，做了馬列教員。我相信他是在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後，得到認可，已經過上改頭換面的全新生活。那些年，我聽到接踵而來顛覆常識的新理論，已逐漸學會正面接受，再也沒有啞然失笑的落後表現。胡思杜肯定更勝一籌，有資格對新一代作正面教育了。

但那些年我並不知道，這位鄰居背負著無法改變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幾也交不上女朋友。儘管他一直努力工作，爭取進步，一直想入黨，儘量樂觀，卻一直是二等公民，一九五七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胡思杜積極響應，給學院領導提教學改革建議，隨即被打成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同時把胡適抬出來，一起批判。經過多次大會小會，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文章首次發表整整七年後，九月二十一日他在絕望中上吊自殺，才換得永久解脫。 一九八Ｏ年，組織上對胡思杜重新審查，以錯劃右派平反昭雪。

胡適一九六二年病逝臺北，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慘結局告訴胡適夫婦。

曾在中老胡同三十二號西北角做隔壁鄰居的兩位戶主，先後成為古人已經很多年，爸爸筆下稱為“烏雲蓋雪”的那只長毛獅子貓，一直還沒長大，依然在炊事員老同志身邊“床上地下跳來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樂”，活在那篇失敗習作的字裡行間。

二Ｏ一Ｏ年三月記於那次災變六十一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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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拼不上的人生碎片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生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按學者沈衛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時患肺病，小學時讀時輟。胡適曾讓自己的學生羅爾綱做家庭教師，教思杜和祖望學習，同時幫他整理父親胡傳的遺作。後來思杜入校讀書，但非聰穎之輩，善交朋友，貪玩樂。”

抗戰開始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哥哥祖望亦於一九三九年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而思杜則和母親留在國內。思杜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也到了美國，學習歷史。一九四八年夏，思杜隨父親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請思杜到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最為積極”（鄧廣銘語）。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鄧廣銘語）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胡適，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胡思杜執意留下。胡適的妻子江冬秀為此感到很難過，不願意扔下小兒子，卻又沒有辦法，只給思杜留下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結婚時用。鄧廣銘先生回憶道：“當時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胡思杜調到北大圖書館，為胡適留下的書籍編目。九月起，胡思杜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分在二班七組。 一九五Ｏ年九月十一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國的母親江冬秀，告訴了革大畢業之事，信中說：“我從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學教書，那裡有不少熟人，學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別掛念。”信中還盼父親胡適少見客，多注重身體。

在一九五一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胡思杜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臺演出反美話劇《美國之音》。九月二十二日，思杜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斥責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此事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耐人尋味的是，胡適一反常態，在他的日記裡除了分別於九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八日、十月四日剪貼相關報道之外，並未過多談及此事。

“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到堂舅江澤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細軟東西，“說是要把這些東西上交給共產黨的上級組織，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澤涵語）。胡思杜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當歷史講師，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

從蔣圭貞給胡適的信中，思杜此時“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胡適一九五Ｏ年十月七日日記）。但這個女朋友後來也跟他分手了，此後再也沒人願和思杜談戀愛。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接觸思杜最多的親人恐怕就是親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憶道：“思杜也沒有對象（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女方都不願意了。”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胡思杜想入黨，就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不少建議。後來把他定為右派分子，說他是向黨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判。八月二十九日，《河北日報》以《我省各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獲得初步勝利》為題，發表“本報消息”：“如唐山鐵道學院素稱‘鐵樹不開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鬥爭中都大膽揭發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撥離間党與知識分子關係的反動言論。”

一九五七年九月鐵道學院給他當時往來最多的親戚胡思孟打了個電報，讓他去唐山。到唐山後，胡思孟“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組織上告訴他，胡思杜是二十一日“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料理完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子車托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後來由於“ 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賣了幾十塊錢。”後來因為胡適的關係，胡思孟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了“黑幫分子 ”，被迫離開所在的鐵道部印刷廠，改到火車車輛段當工人，不久又被趕出北京，押送到寶雞修鐵路，直到“文革”後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們鬧抄家，胡思孟因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甚至“只要有胡適和思杜寫的字，簽的名，都撕下來燒了，現在僅存十幾本外文書了”。至於那份“ 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胡適直到一九六二年病逝臺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兒子已經不幸去世。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尚在大陸的江澤涵夫婦寫信，瞭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但當時的江澤涵夫婦一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學校沒有明確回復江澤涵夫婦，他們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結束後，他們才又與胡祖望取得了聯繫。

胡祖望先生于二ＯＯ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於美國，享年八十六歲。有消息說，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臺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原載二Ｏ一Ｏ年四月《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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